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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横滨大同学校资料辑存（第3页）

演说既终，酬酢已遍，座中日本人起而祝福曰：大清国大皇帝陛下万岁，合座和之曰万岁。座中华人起祝曰：大日本天皇陛下万岁，合座和之曰万岁。次，日本人起祝曰：大同学校万岁，合座和之曰万岁。次，华人起祝曰：大隈伯爵万岁，犬养君万岁，合座和之曰万岁。欢呼之声，如巨雷起于大壑，尽欢而散。

是日也，横滨专门学校校友会亦设宴于横滨之千岁楼，以宴大隈伯、犬养君等，复邀请大同学校同人赴会，应其招者为梁君启超、徐君勤，中华会馆董事孔君云生、谭君玉阶，学校值董邝君余初、林君北泉、郑君席儒、曾君星舫等凡十余人。大隈伯在千岁楼席上演说，称道大同学校及横滨华人之好义通达，举座欢呼。其专门学校诸人亦请梁君演说，梁君演黄种可强，中国之文明可进之理。千岁楼座中演说者，时名流凡十余人，皆称道大同学校云。

初八日午前，梁君复集诸生讲学。午后，绅商复集于学校，请梁君演说，其千岁楼及初八日演说之语，下次续印之。

《清议报》第十册“横滨近事”，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出版

大同志学会序

任公

岁二月，横滨大同学校生徒，创一志学会，将以尊其所闻，学其所志，集寰宇之知识，拯宗国之危阽，甚盛甚盛。以余有一日之长也，使长其会而为之序。序曰：

先哲有言，有志焉而不至者矣，未有不志而能至焉者也。故志也者，群学之起点，而万事之原动力也。顾吾尝闻陆子静之言曰：“今人如何便解有志，须先有智识始得。”又曰：“孔子十五而志于学，怪底千余年无一人有志者，教他志个甚么，必先有智识而后有志愿。”（俱见《传习录》）吾尝服膺其言，窃以为志也者学之基础，而智也者又志之基础也。彼家人妇子，终日营营逐逐，所志不出于筐箧，因干糇而可以兴讼，争一钱而可以陨命，何也？其所知限于一身也。市井之夫，所知限于一家，故志不出锱珠焉。衿缨之子，所知限于一乡一邑，故志不出金紫焉。若是者，谓其无志乎？不能也。凡人未有无志者也，而志之大小，恒因其智之大小以为差。吾得进以一言曰：有知焉而不志者矣，未有不知而能志焉者也。故必知食之可以饱，然后求食之志生焉；知学之可贵，然后求学之志生焉。必知有京师，然后适京师之志立焉；知有天下，然后救天下之志立焉。所知愈扩充，则所志愈浩广，所知愈真确，则所志愈坚定，其度数之大小高下，如寒暑表然。水银之升降，一因夫空气之涨缩，分豪不能假借，虽欲强为饰之，而亦必不能久也。今诸子有贤父兄之教，得通人以为之师，故斐然嘐然，有以异于流俗人矣。吾叩其所志，则皆曰以古人自期，以天下为己任，斯岂非孔子所谓狂者进取乎？吾固不敢谓诸子之有是言无是志也。

虽然，苟知之不真确，操之不熟，摩之不熟，诚恐今日之斐然嘐然，有不足恃者。不见夫电乎，烨然而飞，可以怵目；不见夫水乎，搏而跃之，可以过颡。虽然，不移时而其状全变矣。故吾今者于立志之外，欲有两言焉：一曰求所以扩充其志者，一曰求所以实副其志者。厥道云何？曰学而已矣，非学无以增智，非智无以定志。譬诸志在医病，则不可不治方术备药笼；志在救火，则不可不集大众修水具。苟不致力于此，而空言以号于世曰：吾欲医病，吾欲救火。未见其能至也。今国家之病，殆入膏肓，而内忧外患之急，其烈更甚于燎原之火也。将欲医之，将欲救之，千条万绪，千辛万苦，非广之以阅历，恐一试而茫无适从，非行之以至诚，恐半途而废然以返，诸子其念之哉。王文成之学旨曰：知行合一。苟知之则未有不行者，若其不行，仍是未知而已。故诸子亦勉求扩充其所知，真确其所知斯可矣。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孔子曰：“匹夫不可夺志。”不可夺者，志之谓也；先立乎其大者，知之谓也。诸子其念之哉！

《清议报》第十三册“各埠近事”，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大同学校课卷

问：

泰西、日本行封建之制数千年，至今始渐更革，能言其故欤？

冯懋龙对：

封建之制，势之所必然者也。无论何国，土司之后，必有封建，即如美国，今之所谓新世界者也。然初未拒英之时，分为十三州，各不拘管，十三州即十三国矣。至于欧洲百年前亦如是，日本三十年前亦如之。后更革之，战争之祸，从此渐息，然后可以尽力于民事，于是民乃安，国可强。故一统之胜于封建者，一定之理，此奥斯马加、普鲁士、美利坚、日本之强，所由来也。我中国废封建之制，已二千年之久，实卓绝万国者也，惜乎独夫民贼，往往钳制其民，上下壅塞，此中国之祸机，所以危亡如是矣。可悲也夫！

总批：

我中国自孔子作《春秋》，首明大一统、讥世卿二义。裁抑贵族之权，化多君为一君，此义大明，深入人心，故中国变之甚易。泰西、日本无孔子之教，故进步迟也。

问：

柳子厚谓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其所谓势者，何指？

冯懋龙对：

封建，实非圣人之意也。柳子厚谓封建者，势也。其说最通。三代之行封建，其时尚未大治，《国语》《左传》亦有言之。当周未东迁之前，即已不胜其乱，至春秋之时，则棼如乱丝，此封建之不利于国也明矣。其所谓势者，盖三代以前，乃土司之世，土司一变，当先至于封建。若欲使其一变而为大一统，犹使据乱一变而至于太平也，能乎？且当时各存自利自私之心，上下莫不如是，故天子之得天下也，必封其子弟亲戚为藩侯，令其世袭，以藩王室。其制虽不合公理，然周之能延于八百载者，实赖之，是封建为据乱之最文明者。故泰西百年前，仍有此制，近今而后始更变也。

冯斯栾对：

夫封建既知不可，而三代以前行之者何也？曰：当时皆土司之世，圣人因据乱而导之，故变土司而为封建者，势也。后之变封建而为郡县者，亦势也。明乎当日之势，而后知圣人制作之是。明乎后日之势，而后知后人之变之无不是也；明乎子厚谓“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之论，当知郡县亦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郑云汉对：

封建本非圣人之意，而郡县亦非圣人之意也。自三代以前，皆据乱之世，三代以后，渐进于升平。其据乱之世也，皆封建之世，圣人不得不随时宜而置之。及稍化于文明，则改之以为郡县，此非圣人之本心，亦因乎其势之使然也。

总批：

人类之初起，聚族而居，隔以一水，障以一山，即不能相通，划为一国，故当时邦国最多，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是也，是为家族之国体。既而强凌虐，众暴寡，互相吞噬，有力者胜，是为酋长之国体，于时国渐少矣。更进而诸国之中，最有力者，执牛耳为诸国之长，诸国从而朝之，纳贡献焉，是谓之霸者，亦美其名则谓之王者。霸者、王者之意，未尝不欲尽灭诸国，而力有所不能，于是其不能灭者，则听其自存，其自己灭者则以分封其功臣及子弟，是为封建之世。古之所谓王者，其权力之大，非能如后世之君主也，特各国朝觐之，推为盟主而已。故古人每以朝诸侯、有天下二语并称，能朝诸侯即谓之有天下，诸侯不朝，即谓之失天下。当殷之兴，夏固未亡也，不过诸侯不朝夏而朝殷耳。当周之兴，殷未尝亡也，不过诸侯不朝殷而朝周耳。夏之后杞也，殷之后宋也，至春秋时而尚存，不得谓夏、殷之亡国也。而古国所以不亡之故，实由王者霸者之力，不能灭之耳，此柳子厚所谓势也。凡地球上历古及今，封建之国，莫不皆然，此势者实天下之公势也。

孟子谓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当时周犹未亡，孟子何以谓之失天下？盖在封建之世，以能朝诸侯者为有天下，诸侯不朝即谓之失天下也。故周自平王东迁以后，即已失天下久矣，代周而兴者，则齐桓也、晋文也。齐桓、晋文，当时分封列国甚多，无以异于周初也。晋人主盟中夏百余年，诸侯皆朝之，河阳之役，周王亦朝焉，此实有天下也。《春秋》立义以告万世，黜之为霸，以儆民贼耳。吾此论甚奇，汝辈不信，可更加诘难。

《清议报》第二十四册，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十一日

记政治学会开会事

皇上万寿节之明日，梁卓如君与其同志开政治学会演说，假座于横滨大同学校。盖梁君之意，以中国虽经政变，而新法他日在所必行，暇时将其后来当行之问题，合各同志，悉心研究，权其先后缓急之宜，熟其利害得失之故。既已了然明白，一旦维新复政，然后措置裕如，有条不紊，其章程已刊于《知新报》中，所以告支那之热心爱国者也。是时大同学校夏季大考，诸生进级，欲示之以讨论时事，互相诘难，为增进学识、练习言语之益，爰集同志，举行演说，以为之式。是夕，设议长、副议长、监督议员，来宾集者数十人，公拟问题二则：一问中国初变法，议院可即开否？一问中国练兵，海陆二军，何者为急？七时，摇钟就席，议长欧云樵君宣言立会大会与第一问题，令诸君辩驳，诸君特假为各执一义，以尽其是非之极致。

梁卓如君首演中国必先开议院，乃可变法。郑席儒君、梁子刚君、张惠霖君、罗伯雅君、李敬通君、梁君力君、劳伯燮君起而驳之，谓中国民智未开，遽开议院，徒增乱耳。旁听席林紫垣君介绍于议员，就议坛演说议院宜速开之义。欧云樵君续演议院可开，其意与梁卓如君略同。钟卓京君复起而阐之。议毕，议长遍问议员赞成、反对，统计赞成（以为可开）者十余人，反对者（以为不可开者）三十余人。梁卓如君乃请曰：议院不可开，地方议会可速开否，以此为问题可乎？议长以问议员，皆曰可。于是议员有谓吾中国本有地方自治之制，议会可速开者；有谓乡绅专擅无智慧，无才干，乡村如散沙，不合群，意见迭出，不能开者；有谓宜缓开者。各尽其说，务极理要，而钟鸣十一下矣。

诸君以夜已中，俟下期再议第二问题，于是摇钟而散。越日，大同学校诸教习开演说会，邀《清议报》及留学同门诸君，其仪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