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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新学伪经考辨（第2页）

康曰，“《艺文志》又言：‘《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是古文《礼》，淹中又得，淹中及孔氏所得，与‘十七篇’同一相似，同一多三十九篇，不谋而同，绝无殊异。焚余之书，数本杂出，而整齐划一如是，虽欺童蒙，其谁信之？”（卷四，七叶。）二本同出于鲁，其同源可知。篇数之同，无以怪也。

按壁中所出经传，与河间所得，《汉书》志、传所言，详略互见，今作表示于下：

辨刘歆窜改《史记》

康谓《史记》多为刘歆所窜改，凡《史记》中言古文者八条，《诗》《书》六条，《礼》二条，《易》三条，《春秋》九条，皆以为窜改。又引赵翼《廿二史札记》，以证《史记》多经后人窜补。然至歆为窜入，则无一征验。但引《后汉书》注及《史通》载歆续《史记》之事。然续集不足以为窜改之证，且二书所言，疑据《西京杂记》为说，恐不足信。

康曰：“当成帝时，东平王宇以叔父之尊，上疏求《太史公书》，朝廷不与，则外人见者绝少。其唯刘歆肆行窜入至易也。”（卷二，三十七叶。）

按《汉书·司马迁传》曰：“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以上）据之，宣帝时既传于世矣。其东平王求而不与者，自有说。按《汉书》，东平王初通奸犯法，久之，与太后不相得，元帝敕谕王及太后，又敕傅相曰：“自今以来，非五经之正术，敢以游猎非礼道王者，辄以名闻。”成帝时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上以问，大将军王凤对曰：“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遂不与”。（以上节文）是知王之求者，非唯求之，乃请读之耳。不能以此为外人少见之证也。

《五帝本纪》曰：“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康曰：“《史记·五帝本纪》依《五帝德》《帝系》而作。古文如《周官》《左传》《国语》，则添出伏羲、神农、少昊，与《史记》大相违谬。何为忽以古文为‘近是’，得无自相矛盾乎？其添设之迹，不攻自破。”（卷二，廿三叶。）

按司马贞注此曰：“古文，即《帝德》《帝系》二书也。”（以上）此解可通。凡言古文者有三，一谓“壁中经本”，二谓“壁经字体”，三谓“先秦旧书”。史公所称古文，多谓“先秦旧书”。康见“古文”二字，辄认为“壁中经本”，故致不通也。此外所引七条皆同，其误不悉辨也。

《十二诸侯年表》曰：“鲁君子左丘明。”云云。康曰：“《儒林传》述《春秋》有《公羊》《穀梁》，而无《左氏》，史迁征引《左氏》至多，如其传经，安有不叙？此为辨今古学真伪之铁案。”云云。“歆以《史记·儒林传》彰著，难于窜乱，故旁窜于《十二诸侯年表》，以为《左传》之证”。（卷二，三十一叶。）

康又曰：“或疑诸经古文不列学官，以《儒林传》从功令，依博士叙之，其不列学官者，自不能及。释之曰：若古文为真，古文《逸书》亦不列学官。而《儒林传》已言之。同为不列学官，于古文《逸书》则详之，于《毛诗》《逸礼》《周官》《左传》则略之，岂情理乎？此可一言断也。”（卷二，十三叶。）

又曰：“《儒林传》虽粹然完书，然云：秦时焚书。”云云。“又云：孔氏有古文《尚书》。”云云。“又云：《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云云。“此三条是刘歆窜乱以惑人者”。（卷二，十八叶。）

又曰：“难者曰‘《儒林传》全篇粹完，若歆能窜入，则歆为《毛诗》《逸礼》《周官》《费易》《左传》何不并窜之？’释之曰……”云云。“《儒林传》人人共读，若骤窜群经之名，诸儒骤起，按旧本而力争，则其伪更易露。唯略为点缀一二语，使无大迹，非唯不攻，且足为其征助。”（卷二，二十二叶。）

史迁于《春秋》宗《公羊》，故其采《左氏》唯取事实，不取经义。《儒林传》主于叙经术，《年表》主于叙史事，故不载予彼而载于此，亦史迁之微意尔。不得疑为窜入也。《儒林传》又不载《毛诗》《逸礼》《周官》者，《逸礼》《周官》未有读之者，《毛诗》虽河间立博士，史迁未闻其说，故不载。其载《逸书》者，史迁从安国问古文说，其作《商本纪》，具载《逸书·汤诰》一篇，故特载之，亦无所容疑也。康既云“《史记》外人见者绝少，故刘歆肆行窜入”，此又云“《儒林传》人人共读”，“《儒林传》彰著，难于窜乱”，何其辞之游邪？

辨刘歆造《汉书》

康曰：“葛洪《西京杂记》谓，‘《汉书》本刘歆作，班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刘知幾《史通·正史篇》亦谓，‘刘歆续《太史公书》，即作《汉书》也’。盖葛洪去汉不远，犹见《汉书》旧本，乃知《汉书》实出于歆，故皆为古学之伪说。听其颠倒杜撰，无之不可。其第一事，则伪造河间得书、共王坏壁也。”（卷四，一叶。）

康欲抹杀《汉书》中古文事实，而不得其计，偶得《西京杂记》之说，遂喜而采之。然《西京杂记》之为伪书，已有定论，康岂不知？唯取其利于己耳。今揭《班固传》以辨其妄，《传》曰：“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注曰：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卫、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固以彪所继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狱，尽取其家书。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固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以上节文）据之，则彪先有《后传》数十篇之著，固又积二十余年之功，其书方成。若但取刘歆所造，则何由要如此之岁月邪？是可见《西京杂记》之妄也。假令刘歆续《史记》，亦续太初以后耳，必不补《史记》所有纪传，且所谓“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者，乃彪、固所不取也。

辨刘歆伪作经传

康谓刘歆伪作古文经、传，其目如左：

《易》费氏经二篇《尚书》古文经二十九篇

《毛诗》二十九卷《礼》十七篇

《春秋》古经十二篇《论语》古二十一篇

《孝经》古孔氏一篇（以上依今文作之）

《易》序卦传、杂卦传《尚书》逸篇十六篇

《尚书序》一篇《逸礼》三十九篇

《周官经》六篇《易费氏章句》

《易费氏分野》《毛诗故训传》三十卷

《明堂阴阳》三十三篇《明堂阴阳说》五篇

《周官传》四篇《乐记》二十三篇

《王禹记》二十四篇（有名无书）

《春秋左氏传》三十卷（别《国语》为之）

《左氏微》二篇《邹氏传》十一卷

《夹氏传》十一卷（有录无书）《孔氏孝经古文说》一篇

《尔雅》三卷《小雅》一篇

《古今字》一卷《八体六技》

何其伙也。而康云歆伪撰由于总校书之任，故得托名中书。今据《汉书》，考校书始末，曰：“成帝河平三年，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等校理秘书，歆与焉。每一书已，向辄录而奏之。绥和元年，向卒（据卒后十三岁王氏代汉之文推之）。二年，哀帝初立，王莽时为大司马，举歆为侍中，诏歆卒父业。歆于是作《七略》奏之。”（以上节文）上文所出诸书，除《易费氏经》及《分野》《章句》之外，并载在《七略》，果令歆伪作，则奏《七略》时既已成书，其下手当在成帝时。是时，向犹在，歆虽湛靖有谋，恐不能瞒欺其父也。是可以决无伪作之事矣。康又推歆伪作之本意，曰“篡夺孔学”。曰“翼成莽业”，今按《汉书》云：“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大司空师丹大怒，奏歆改乱旧章，歆惧诛，求外出（师丹，绥和二年十月为大司空，建平元年十月免）。哀帝崩，王莽持政，乃以歆为右曹太中大夫。”（以上节文）由是言之，歆欲与博士讲论古今同异，而博士不肯置对，是今学家之杜塞古学，而非歆之倾排今学也。故歆移书深以为憾，陈其立古文之意曰：“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又曰：“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是歆之意，实在广道术，非必欲倾排今学，况于篡夺孔子之学乎？且歆移书之时，莽未有逆谋，康亦自知其不通，又为其说曰：“歆始伪造经传之时，未有附莽之志。遭逢莽篡，固点窜其伪经，以近媚之。”夫歆欲立古文诸博士，已见其书矣，安得从后点窜之？且自歆复用，至莽居摄，中间仅五年耳，而其四年已有更公卿大夫元士官名位次之事，则不得不谓歆点窜在两三年中，虽以歆博见强志，过绝于人，决非得为之事也。是歆伪作本意，已无可推论焉。盖歆其人，非有远大谋虑，唯自恃才力，汲汲成名，始入秘府，得见古书，乃欲治博士未治之学，是以专攻《左氏传》，研究《逸书》《逸礼》。及其父卒，年少气锐，即欲建立古文，责让博士，已而惧罪外出，幸获王莽推挽，复得使用，于是依附曲从，唯恐失之。故居摄篡位之谋，非由歆出也。《莽传》曰：“甄丰、刘歆、王舜，为莽腹心，倡道在位，褒扬功德，安汉、宰衡之号，及封莽母、两子、兄子，皆丰等所共谋，而丰、舜、歆亦受其赐，并富贵矣，非复欲令莽居摄也。居摄之萌，出于泉陵侯刘庆、前辉光谢嚣、长安令田终术。莽羽翼已成，意欲称摄，丰等承顺其意，莽辄复封舜、歆两子及丰孙，丰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满，又实畏汉宗室、天下豪杰，而疏远欲进者，并作符命，莽遂据以即真。舜、歆内惧而已，丰素刚强，莽觉其不悦，故徙大阿、右拂、大司空。”（以上节文）此可以见矣。故歆之于古文、于王莽，皆非若康之说也。康于所谓伪作诸经，各有考证，今举其最妄者辨于下。

《易》

康谓《序卦》《说卦》，歆所伪窜。其云《费氏经》亦出伪托。按《易》不经秦焚，与壁中诸经不相关系，但由《费氏经》与古文同一语，遂诬为歆伪作，然无证验，不须与辨也。康又以《说卦》为京、焦学者伪托。

康曰：“至《说卦》《序卦》《杂卦》三篇，《隋志》以为后得。盖本《论衡·正说篇》。河内后得《逸易》之事，《法言·问神篇》，《易》损其一也。虽蠢知阙焉。则西汉前《易》无《说卦》可知。杨雄、王充尝见西汉博士旧本，故知之。《说卦》与孟、京《卦气图》合，其出汉时伪托无疑。”（卷三，七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