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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新学伪经考辨（第3页）

按《隋书》云：“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以上）“三”字必“一”字之误。盖本《论衡》，但其定为《说卦》，则别有所受也。《论衡》曰：“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以上）言“下示博士”，则施、孟、梁邱诸家，集而论之，以为真本也。其不出京、焦学者伪作，明矣！是引《论衡》，不足以为伪作证，其引《法言》，则又大误矣。其云“《易》损其一也”者，假设之辞。“一”者，谓一卦，非阙一篇之意。康之不善读书如此！

《尚书》

康曰：“伏生所传二十八篇。伏生，故秦博士。秦焚书，非博士所职悉焚。则博士所职不焚。然则伏生之书，为孔子所传之全经确矣！”（卷三上，十一叶。）

秦所不焚者，博士所职官本耳。伏生虽为博士，其家所藏，则自不能免。

康曰：“孔子定《书》二十八篇，传在伏生，纯备无缺，故博士之说，皆以为备。”云云。“《尚书大传》引孔子曰：‘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云云。“孔子总揽全经，提揭大义，果有百篇，则百篇中尚有《帝告》《仲虺之诰》《汤诰》《康王之诰》。《尚书大传》又引《揜诰》，何孔子不称十《诰》而称五《诰》乎？何所称诸篇，又绝无一篇在二十八篇之外者乎？”（卷十，三十二叶。）

窃疑《大传》所引孔子之言，止于上文，填填正立而已，是故以下欧阳、夏侯辈推其意而附益之耳。故据二十九篇而言（康谓六《誓》当作五《誓》，非也），无一及逸篇也。刘歆时，博士以《尚书》为备者，亦谓《书》之可观者，备于此尔，非不知《书》有百篇也。

康曰：“盖孔子制作五经，阴寓改制，苟不关改制之事者，虽详勿录。故《诗》三千篇，而唯取三百五；《礼经》三百，威仪三千，而唯取十六；《诗》《礼》如此，《尚书》可知。”（卷十三，十七叶。）

又曰：“或曰‘孔子有不修之书，固矣。然孟子为孔子嫡传，《礼记》出七十后学，岂所读之书亦非孔书？’曰：不修《春秋》，述于《公羊》，曲引旁称，圣门不废。若以为不修《春秋》，《公羊》能引之；不修《书》《礼记》，孟子不能引之。岂通人之论乎？”（卷十三，十八叶。）

孔子制作五经，阴寓改制，是本《公羊》黜周王鲁之说。以此说《春秋》犹不可通，况于他经乎？《书》者，史也。帝王之文章，焕乎可观者存于此。周室既微，载籍残缺，孔子思存前圣之业，必将广采而周传之，安有阴寓改制，妄行删削邪？若然，则与宋儒定《四书》之见无异，孔子岂其然哉？且果令廿八篇之书，寓孔子制作之意乎？为孔子之徒者，宜保持不失传其本真，不宜传诵其所删诸篇，以淆乱制作之意。今检孟子之书，引《书》凡十七，而在廿八篇中者仅四，其十三皆在逸亡篇，皆称以“《书》云”，不相别白，何其守孔子之道不笃，乃不如西汉博士拒绝《逸书》邪？康以《公羊》引不修《春秋》为例，夫《公羊》引此者，据以明孔子笔削之意耳。与孟子引《书》以辨王霸、黜异端不同也。康以为例，不伦甚矣！

康曰“或难曰”云云，“今考《尚书大传》，有《九共》《帝告》《说命》《太誓》《大战》《嘉禾》《揜诰》《多政》《臩命》九篇，苟非伏生所有，何以引之？答曰”云云。“伏生传授孔经，而兼引他书，亦犹《公羊》引不修《春秋》之例”。（卷十三，十八叶。）

伏生之《书》，称曰“《大传》”，传者，解经之名也。《九共》诸篇，若非孔子所定之经，则伏生何由作《传》解之？其于《说命》、于《太誓》，明言“《传》曰”，是可以定其为孔经也（《大战》《揜诰》《多政》不在百篇之内，是正《书序》今古文之异同也）。武帝时，得《泰誓》，增加一篇，是伏《书》所本，有故直加之。若伏《书》无有，则何博士之妄邪？武帝距伏生不远，其博士为欧阳辈，必不为是妄举也。是伏《书》不止廿八篇之明证。

康曰：“孔子作《书序》之说，自来所无。”云云。“考其所以敢创此说者，盖以《史记·三代世表》云：‘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月日，盖其详哉！至于叙《尚书》，则略无年月。’《孔子世家》又云：‘序《书》传。’两文皆有‘序’字，故得影造其说。然考《史记》，所谓‘序’者，不过次序之谓。”云云。“且《世表》所谓‘正时月’者，指《春秋》本经，上下文义相承，则所谓‘略无年月’者，亦指《尚书》本经，无所谓序，明甚”。（卷十三，二十一叶。）

以“序”为次序之义，说亦可通。但所谓“略无年月”者，必据《书序》而言，非据《尚书》本经而言。《尚书》本经非孔子所作，有无年月，不关孔子次序也。若令此字指本经，则唯言《尚书》而足矣，必不下一“叙”字也。

康曰：“孔安国以今文字读古文，纵有‘壁中书’，安国亦仅识二十九篇耳。若何而知为多十余篇。”（卷三上，十三叶。）

段玉裁曰：“今文者，汉所习隶书也。以今文读之者，犹言以今字读之也。凡古云‘读’者，其意不一，讽诵其文曰‘读’，定其难识之字曰‘读’，得其假借之字曰‘读’，抽续其义而推演之曰‘读’。子国于‘壁中书’兼此四者，后人读《史记》《汉书》不察，乃谓以伏生、欧阳《尚书》校《古文尚书》，信如是，则谁不能之，而独让子国起其家欤？”又曰：“壁中所出《尚书》，子国既尽以今字读之，尽得其读，更无余篇矣。刘向《别录》、桓谭《新论》所谓‘五十八篇’是也。”（以上《古文尚书撰异》节文。）

康曰：“兒宽受业于安国，欧阳、大小夏侯学皆出于宽，则皆安国之传也。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则使确有古文，确多十六篇，欧阳、大小夏侯皆传之，则今古文实无异本矣。《儒林传》云：‘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凡此皆今文篇，无一增多篇者。所异者，乃安国古文说耳。然古文所异在字，安国仍读以今文，更无说也。即安国确有其说，亦与兒宽同传，且今考史迁载《尧典》诸篇说，实皆今文以为古文者，妄。”（卷三上，十三叶。）

王鸣盛曰：“安国在当时，实兼今文、古文而通之。其为博士时，自当授弟子以今文，所谓‘禄利之路’然也。至别有好古之士，如马迁、都尉朝方从安国问古文，所谓古文不合时务是也。兒宽初事欧阳生治《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孔安国，以试第次，补廷尉史，此非经学既明，而得禄之验乎？其所受者，乃今文也。”（以上《尚书后传〔案〕》）按王此说，分别安国传授流派，极为明晰，故引以为辨。至史迁所载古文说与今文说异者，段玉裁、孙星衍书详之，今不赘。

康曰：“安国传《书》，至龚胜者八传，至孔光者五传，至赵玄者七传。以今学经八传而至胜，古学经三传而至胡常，即至哀、平世矣。何相去之远乎？”（卷三上，十三叶。）

师弟授受，与父子继承不同，非可以传数多少、论年齿修短也。且胡常受《穀梁》于江博士，江博士之死，在宣帝时，安国三传而至常，无可怪者。常传徐敖，敖传王璜、涂恽，璜、恽正当王莽时。

《毛诗》

康于《毛诗》，举伪作十五条，今举其首五条辨于下。其第六，《史记》无立《毛诗》博士事，辨已见上。第八以下，不过举其三家说异同，论其优劣，故不辨也。

康曰，“《志》云：‘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托之自谓，不详其本师。其伪一。”（卷三上，二十叶。）

又曰：“徐整、陆玑述传授源流、支派、姓名，无一同者。”云云，“其伪二”。（同）

又曰：“同一大毛公，一以为河间人，一以为鲁人，则本师籍贯无稽。其伪三。”（卷三上，二十一叶。）

伏生之于《书》，高堂生之于《礼》，皆不详所出。三家《诗》，申公则出荀卿，如辕固生、韩婴则亦不详所出，何独怪于毛公哉？传授源流、本师贯籍，非毛公所述，又非刘歆所说，假令其说不实，亦徐整、陆玑妄言之耳，不与歆相关也。使歆果伪作毛公其人，其于假设传授本籍，亦容易耳，何留此衅隙，容后人纷纷异说邪？

康曰：“《汉书》但称‘毛公’，不著‘大毛公’、‘小毛公’之别，不以为二人。郑玄、徐整、陆玑以‘大毛公’‘小毛公’别为二人，刘、班不知，郑、徐、陆生后二百年，何从知之？则本师歧乱。其伪四。”（卷三上，二十一叶。）

又曰：“《汉书》有‘毛公’而无名，郑玄、徐整以‘毛公’有大、小二人而亦无名，陆玑疏《后汉书·儒林传》，以为毛亨、毛苌矣。夫刘、班、郑、徐之不知，吴、宋人如何知之？”云云，“其伪六”。（卷三上，二十二叶。）

《汉书》所称“毛公”，即小毛公。其不称“大毛公”者，以不录训诂传作者也。康云不以为二人，非也。郑、徐、陆所传，盖《毛诗》学者相承之说。二毛之名，郑盖知之，偶不载谱中耳。且郑《谱》不传其全本，无以考也。郑后班仅三十年余，徐、陆与郑年代相接，范则举陆说耳。

康曰：“《诗》《书》自汉初至西汉末，已八传。而《毛诗》自子夏至西汉末，仅八传。”云云。“若如陆玑说，自孙卿至徐敖，凡五传，阅三百年，亦不足信也”云云，“其伪五。”（卷三上，二十二叶。）

郑云“大毛公为训诂传于其家”，则至小毛公，不知其传。小毛公在武帝时，至王莽时，凡百五十年。自小毛公四传至陈侠，为莽讲学大夫，其年代略符也。大毛公以上徐、陆说异，不论可矣。

《礼经》

康曰：“《礼经》十七篇，自西汉诸儒，无以为不全者，余设四证以明之。”（卷三上，二十七叶。）

高堂生所传，明言《士礼》，故言《士礼》备于十七篇则可，言孔子所传之《礼》备于十七篇则不可。西汉诸儒，就十七篇为说，故其所说，自不出《士礼》之外，然未闻有一人疑《逸礼》者也。康所设四证，皆不得肯綮，故不举而辨。

康曰：“《礼经》虽十七篇，而《丧服》为子夏作，故《大戴》附之于末，则孔子所手定者，实十六篇，云十七者，合《丧服传》言之。则高堂生之目，犹《易》上、下二篇外之有《系辞》也。”（卷三上，三十二叶。）

康曰：“孔子所以制《礼》仅十七篇，以教万世者。以为内外精粗已足也。”云云。“天子诸侯之礼，非可下达，官司所掌，典至繁重，士民有老死不可得见者，非可举以教人”云云。“孔子穷不得位，于王礼自不能全具，然已有诸记，埤附其间，弥缝其隙，俾后王以推行之，固已举隅使反矣。故十七篇，断自圣心，传为世法。”（卷三上、三十一叶。）

《礼》者，孔子所传，非孔子所制也。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孔子安敢制礼哉？孔子以天纵之圣，当改革之运，其志欲纂周公起东周，故所问之礼，自天子诸侯以达士庶人，无非治国平天下之具。至穷不得志，则传之其徒，其取舍之意，弟子窃记之矣。故知孔子之志，则知其所问，知所问，则知其所传。孔子语颜渊以四代礼乐，岂不传其事而徒言其意乎？天子诸侯之礼，非人人所行，然藏而待用，亦学者之志也。若专守《士礼》而为备，七十子不如是之陋也。后苍推《士礼》致于天子，诚由不传天子之礼，不得已而为之说耳。康则曰，天子诸侯之礼，非可举以教人，故孔子唯制《士礼》以教万世。其说之固陋，出于后苍之上矣。

《礼记》

康曰：“盖七十子后学记，即儒家之书，即《论语》《孝经》亦在其中。孔门相传，无别为一书谓之《礼记》者，但《礼》家先师刺取七十子后学记之，言《礼》者为一册，俾便于考据，如后世之为类书然。”云云。“史迁引宰予问《五帝德》，尚未以为《礼记》，则出之甚后，故大小戴、庆氏各有去取，各有附益，既非孔子制作，亦无关朝廷功令，其篇数盖不可考，但为礼家附记之类书，于‘中秘’亦不涉焉。刘歆知其然，故采《乐记》于公孙尼子；采方士明堂阴阳说，而作《月令》《明堂位》；采诸子杂说，而作《祭法》，并推附于戴氏所传类书中。因七十子后学记，而目为《礼记》，自此始也。”（卷三上，三十五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