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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权藤成卿和章炳麟的交游（第1页）

附录权藤成卿和章炳麟的交游

——来往笔谈录

泷泽诚

一

近代中国的大思想家，有“国学大师”之称的章炳麟，曾于清末在日本流亡了一段时期。当时，章炳麟属于主张共和制的同盟会派；此外，还有持相反政治立场的，即主张君主立宪制的康有为、梁启超派。两派背后，都分别有所谓日本浪人的支持。

日本大正中期以来，标榜“农村自治主义”这种独特社会思想的权藤成卿[3]，就是与流亡的中国革命家有往来的日本浪人之一。其时，在流亡的中国革命家和日本人之间，除了用叫作“白话”的中国口语交流思想外，还常用两者共同熟悉的中国古文进行笔谈。从日本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即中国清末到民国初年，在日中两国人之间进行笔谈而堪称著名者，有大河内辉声和清末诗人黄遵宪等。这些笔谈录，都作为日中交涉史的资料而汇集在一起[4]。由实藤编纂的中国文人和大河内辉声的笔谈录，其内容和分量很多，尽管介绍章炳麟和权藤成卿、武田范之的笔谈录，显得零零碎碎、前后错综，但对我们窥视清末流亡日本的中国革命家和日本浪人的交游情况，却已足够了。

二

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春，权藤成卿从长崎去东京，参加了刚成立不久的黑龙会，成为其主要的撰稿人之一。在这之前，他曾投资于朝鲜浪人的盟友——武田范之所筹办的渔业事业，惨遭失败而负债累累，不得已从他出生的久留米旧宅出走，躲到长崎的春德寺，过着沉沦的生活。春德寺从建寺开始，就致力于书籍翻译工作，藏有不少从幕府时代起就传入的中国书籍。正是在那里，权藤如饥似渴地吮吸知识养料，并参加诗文会，过着专心读书的生活。同时，权藤支持此时往来于日本、朝鲜之间的武田范之，隐匿和闵妃事件有关的人，以及和那些被称为朝鲜浪人的亚洲主义活动家，保持着一些联系。

权藤记录了长崎时代的生活：

余尝居崎林，寓于太素轩，乃画僧铁翁之旧栖。轩主瑞岩，交友滥觞，书剑之士，多踵其门……同调唱和，寄情欢娱，每以忘忧……呜呼！前乎汉宫喋血之变，后乎清国团匪之乱，同侪诸士，出入于死生鼎镬之中……[5]

由此可见，围绕着权藤的人们中，无疑有与远东政治的激发事件（闵妃事件、义和团事件）直接有关的人物。诚如文中所说，此时的权藤的忧虑在于：事业的失败，与父亲的不和，旧权藤家经济的衰败，以及远东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等。

三

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春，黑龙会组成之际，属于久留米派的人们，承担了这个团体的大部分理论工作。例如，以写汉诗闻名的宫崎繁吉，就负责撰写了黑龙会纲领。宫崎是权藤成卿的胞弟震二的朋友，久留米勤皇派领袖真木和泉的亲戚。而震二也是活跃于当时文坛一支铁笔，初期黑龙会的骨干。

因此，促使蛰居长崎的权藤成卿去东京，并成为黑龙会的一员，原因恐怕多半是宫崎繁吉和震二的劝诱吧。以后，直到因关东大震灾而和内田良平分手之前，权藤长期保持着与黑龙会的关系，他记述去东京后的生活如下：

余北征之后，来东京，寓茜陵之阿。时东方之事渐急，世论涌沸，无所底止。及讨露（俄）之役起，同游之士多戎旅为伍。明年战辍，清之逐客黄兴、孙文、章炳麟等，皆来集东京。未几，开朝鲜统监府，李容九、宋秉畯等主唱同治一匡，而世子禅韩王位，伊藤博文为刺客所戕，容九乃上议合邦。合邦之事既毕，汉客诸辈，频论大势所趋，烈烈炎炎，遂以倾复爱新觉罗之鼎命为务。其间，余心神难定，而容九已辞世，教仁亦毙于非命，岂能置身度外乎！……[6]

这里，并没有提及内田良平和气息奄奄的韩国一进会，其实，确也无此必要。因为，那时的权藤和内田一样，是作为饱尝日韩合邦运动备受挫折之苦汁的一个当事者，才记下上述话语的。

黑龙会在进行日韩合邦运动的同时，援助了中国革命党——主要是同盟会——的活动，前述权藤的文章中，所列举的中国革命家都是同盟会成员。正是这个原因，虽则同盟会成员与康有为、梁启超相比，得到华侨的支援要少得多，但却得到许多民间的日本人的支持。例如，在当时新兴的电影事业中，赚了大钱的梅屋庄吉，以及创办了赤池煤矿的玄洋社的平冈浩太郎，即毫不吝惜地给予中国革命运动以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援助。此外，作为亚洲主义者而闻名的宫崎滔天也担任了孙文的秘书。

被人们称为“青年远征家之团体”的黑龙会，成立伊始就有报告会务活动的《会报》，及其续刊《黑龙》和《东亚日报》等。权藤一到东京，旋即担任了这些黑龙会机关报的编辑。至于他究竟做了些什么，这只要看看当时的杂志，便可推定[7]。与此同时，在日本的中国革新势力也分成康有为派和同盟会派，它们各自发行《新民丛报》和《民报》，就中国革命的方法问题，展开激烈的论争，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前。毋庸置疑，这场论争不仅在旅居日本的中国人中，而且也在中国国内和部分日本人中，引起关注，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高涨。

权藤作为黑龙会杂志的编辑部成员，对这些在日本的中国人的动向，自然十分关心。事实上，从《黑龙》卷末的寄赠书目栏内，可以看到有自创刊号开始的《新民丛报》，至于与之关系更为密切的同盟会的《民报》之自发行起即寄赠黑龙会当非意外。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黑龙》之续刊《东亚月报》上，记有读者问答：

要支持东亚大局，当期待于中日两国人民，此乃理所当然。但敝国有立宪主义，又有革命主义，请问两者谁对东亚大局有益呢？——华人李子华。

闲闲道人答：立宪无可置非，革命亦为合理，应顺应国民性。英德共为立宪而其趣殊，美法共为民主而其情异。可采取适合华人自身历史的模式。

闲闲道人是权藤成卿的号，因此，这正是他的意见。所谓“采取适合华人自身历史的模式”，反映了权藤的基本的思想方法，亦即进入大正时期以后，权藤社会思想的独特之处。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即明治三十九年夏，因《苏报》案而遭到三年监禁的章炳麟，从上海租界监狱释放，直接来到日本，担任《民报》主笔。章编辑的《民报》，从第七期至第十八期，几乎是《民报》最辉煌的时期。章一到日本，同盟会和支持它的留学生，曾在神田的锦辉馆召开了欢迎会（七月十五日），有关盛况被记录在章炳麟的《自定年谱》上[8]。由于章炳麟是一位倡导灭满兴汉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著名学者，所以，他加入同盟会，也就大大推动了同盟会思想的迅速传播。既然在此之前，同盟会和黑龙会的关系就颇为密切，故而章炳麟到日本后和权藤成卿的结识，显然不须花费时日。

四

目前，作为了解权藤成卿和章炳麟交游的线索，是章的同乡、同盟会骨干宋教仁在日本留学时的日记——《我之历史》[9]。由此，不仅可以了解在同盟会中国人的心目中对当时权藤的评价究竟如何，而且还可知道一些他的交游面。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三十日，晴。九时，至神田各书店购书，购得《汉文典》等及《精神学讲义》十余部。十二时，至会芳楼午膳。二时回。平山周、萱野长知来，宫崎沽酒饮之，余亦与坐，席中并有郗沛生及权藤氏二人。余与郗沛生谈良久，复与权藤氏谈，始知其为汉学者，汉文、诗俱能作，并写二诗与余观之，皆清逸可诵也。良久，诸人皆醉，始散。九时，余乃就寝，因饮酒，故终夜不能成寐。

（明治四十年，1907年1月）八日，晴。夜，去孙逸仙寓，坐片刻。九时回。章枚叔约余明日同往访权藤氏，余诺之。

九日，晴。十时，偕章枚叔往访权藤氏，十一时至其家，坐谈最久。权藤氏出其诗稿，言首倩枚叔与余改之。余谢未遑，枚叔为改数句，遂留午餐。[10]

明治三十九年，权藤居住在赤坂仲町，邻近处即为黑龙会事务所和《东亚月报》发行所。章炳麟约宋教仁同去访问权藤，可见在宋和权藤结识前，章已和权藤相识。既然权藤的住宅紧靠着黑龙会事务所，因此，对权藤来说，与同盟会成员的接触机会一定是相当多的[11]。

权藤和章的笔谈录，残留于其后人所保存的权藤档案中。它书写于用笺和卷纸上，并杂放在老式的长信封内。其中，权藤曾亲笔书写一纸：

是笔谈残片，上一节乃僧洪畴所署，次为汉客章太炎，再次为予。其时应酬问答文册，颇涉机微，俱焚。惟此片尚存，即贻松心川上君。呜呼！二十年旧交散亡过半，忆昔而怅然者良久。

丙寅一月十九日权藤善识

丙寅是大正十五年（1926年），所提到的松心川上君，是武田范之的支持者——高田地主川上善兵卫（高田即今上越市）。在此前后数年间，川上曾受其师武田范之的委托，一面分类整理卷帙浩繁的武田档案——《洪畴遗绩》[12]，一面专心致志地写作武田范之传，这就是目前通行的稿本《兴亚前提史》。川上的写作得到了武田的友人权藤的全力支持，权藤提供了不少材料。

现今流传的笔谈内容涉及面很广，有汉诗应酬、对日本文人的批评议论、日中风俗、中国革命和满洲问题等。但在目前考定的笔谈录中，有关革命党的内部事务（章和孙文在当时的对立）、日本政府之动向，以及革命方法等涉及革命党及其支持者日本浪人的绝密内容，都没有发现，或许即由于“应酬问答文册，颇涉机微，俱焚”的缘故吧！

如前所述，笔谈录的内容和形式前后错综，仅为断片。估计章炳麟和武田范之是初会，和权藤则不用说早就认识了。

章：闻公以英雄而为出世人，故来瞻仰。仆亦非和尚也，而又似乎和尚。

武田：儒而非儒，僧而非僧，我党士不合时宜，与天下奇杰士肝胆相照，痛议时事，是快事也。

权藤：社会主义所云，有佛教平等普度之旨。其戒律曰勿盗，惟今日掌权者皆“盗”，故以盗攻盗，不得谓盗。盗国者王，古已如此，至今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