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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权藤成卿和章炳麟的交游（第3页）

章：叶韵调合，一谈及此，于人生则感慨万千矣。

笔谈录中，还有其他一些内容，如围绕梁启超“中国之武士道”批判为中心的日中武士道问题，满洲义军和与之相关联的满蒙问题，革命方法论问题，等等。具体情况请参见拙著《权藤成卿》，以及坂上信八郎所著《向大陆进发——关于武田范之》[13]。

五

权藤在和章炳麟的交游中，抱着“不单纯在学问上交流，而是要通过亡命于革命行动时代之日本的颇多曲折的一代，继续进行无所猜疑和隔阂的交际”[14]这一宗旨。因此，尽管武田范之和章炳麟在《民报》和《黑龙》续刊《东亚月报》（汉文杂志）彼此论战，结果导致决裂，但就在此前不久，权藤、武田和章之间的关系还是亲密的。这可从下面事实中予以证明：明治四十年（1907年）四月二十日，东京印度留学生在虎门女学馆召开西婆耆王纪念会，章炳麟参加后即在《民报》十三号（明治四十年五月发行）上，发表了“印度西婆耆王纪念会纪事”一文。[15]紧接着，下个月（六月）发行的《黑龙》第七年二号，就转载了这篇文章。

在这篇论文中，章炳麟阐述了他的亚洲观，表示了他对印度等亚洲国家独立的关注，以及对出席该纪念会的大隈重信讲话的深恶痛绝。凡此种种，《黑龙》都予转载，并附有权藤的注：“太炎子此篇，乃迫不得已而登载也。”再下个月《黑龙》的“闲子春秋”中说：“印度留学生于虎门女学馆开西婆耆王纪念会，东西名流云集。大隈重信曾作演说，论印度自亡。支那、印度诸士不悦。”“闲子春秋”上有闲闲子的亲笔署名，可见权藤的确参与其事。总之，在权藤和章之间，并没有像武田和章那样明确的意见对立。不过，虽然从权藤的汉诗集《闲闲子诗》和前面的权藤文字中，反映出他对同盟会成员及其运动的看法，但之后他和同盟会的关系似乎中断了。权藤从最初作为日韩合并后之“一进会”成员，李氏朝鲜的官员，直到成为抗日游击队的理论家，与各种类型的韩国人交往，这种明显的前后不同，其理由难道只是权藤自称“系机密而焚”吗？

打开章炳麟的《自定年谱》和著作集《章氏丛书》这类已公开刊行的文章，有关权藤成卿等内容，都无记载；如勉强算的话，前述章和武田范之公开论争的一些内容，《章氏丛书》有所收录，但亦仅此而已。最近，在北京发行的章炳麟文集中，也没有收录这些材料。

关于日本浪人一有机会就进行交游的情况，中国人一方很少记载。本文展示的权藤、武田和章炳麟交游的前后，也是北辉次郎和宋教仁、谭人凤交游的时期。北辉次郎所撰的《支那革命外史》，热情赞颂宋教仁等人的思想，并还收养谭人凤的遗子，将他扶养成人。然而，相应的宋教仁等中国人对北辉次郎思想的评价，却无比较确实可靠的材料。

六

此外，从章炳麟和权藤成卿笔谈录中所见的他们之交游中，尚须探究章炳麟究竟从权藤处得到了什么？先从结论来看，对权藤而言，他和章炳麟的交游，无非是围绕于日本外交政治活动的一段壮年期插曲而已，是伴随着日韩合邦运动和黑龙会对中国革命的支援活动而进行的。

先前的《新民丛报》和《民报》的论战，也给权藤以影响。几年之后，当权藤宣传其社会思想时，曾援用了和章对立的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16]。关于《文中子中说》（权藤认为《文中子》乃隋王通所撰，王通是去中国留学的日本人南渊清安的老师，南渊归国后推动了大化革新思想的发展），章炳麟认为系后人假托，故断为伪书[17]。现存笔谈录中，没有关于《文中子中说》等涉及王通的内容，或许那时，亦即在明治末年，权藤尚未形成其社会思想的构图，甚至连胚芽也没有吧。大约权藤为了予自己的立场以权威，才援用大化革新和王通有渊源关系这一点，而他采用《文中子中说》与制度学等说法最早见于他公开发行的处女作《皇民自治本义》（大正九年，1920年）中。

如宋教仁日记中称为“汉学家”的权藤成卿，汉诗水平很高，即使考虑到在支援者、亡命者之间，免不了谦虚客套，但当章和权藤交换有关日中学术意见时，毕竟是站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的，这从前述笔谈中，已可略见一二。其时，权藤成卿向章炳麟提供中国革命的理论背景，而章炳麟与其说是民族主义学者，倒不如说是清末考证学大师来得更恰当些，为此，权藤与章的论争和章与武田范之的论争，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何况权藤和章炳麟对公私有明确的区别，彼此都致力于对大家有益的支持。

我们在考察日本浪人和中国同盟会关系时，必然会涉及革命资金的来源问题，这些资金不同于平冈浩太郎和梅屋庄吉等纯粹出于个人财力而提供的。关于它们的来源和如何偿还等颇为苦恼的内容，不得其详。我们知道，这时接近权藤成卿的人物有黑龙会的内田良平，他曾充当同盟会的代理人，向三井财阀作保，斡旋大量资金，我们也知道，他在民国政府成立后和同盟会关系起了怎样的变化。因此，在日韩合邦运动中，日本政府对内田的看法酷似日韩合并后日本政府对黑龙会的态度。这个事实，从内田这些日本浪人主观上检查，免不了要受指责。考虑到内田当时窘迫的经济状况，他献出的实际上是自己节衣缩食才省下的钱，只是接受其援助的中国当事者一方，存在着另一种伦理而并不理解。两者思想的分歧，或许是以“礼”治国的中国和单一民族的岛国——新兴日本——之间的文化与国民性不同的缘故吧。

权藤成卿在其所属的黑龙会支援中国同盟会时，无疑采取了不同于内田等人的方式，并有所节制。为此，他不赞成北辉次郎、内田良平那样不顾社会名誉而以自己生活为赌注的做法。确如宋教仁指出的，权藤是一位把握住日中国民性不同的“汉学家”，他在和章炳麟讨论满洲国问题时，就保持了十分冷静的态度。章炳麟故世后不久，权藤根据记忆和所藏文书，写了《章太炎对于满蒙殖民问题的意见》[18]，得出了满洲是汉民族的满洲的结论：

……日本之势力与计划，几多曲折，张作霖之炸亡，更一转为满洲之独立……此前后十余年间，支那族之移居，二倍于太炎预期，时下已超出三千余万人矣。满洲主客之位已变……新居汉族堪称大半，而其间日本居民合朝鲜流民能有几何，无法比拟于汉移民。倘若太炎所云，人民为国，则将来之满洲，非汉族不属。反之，若以武力、经济力即可控制，或可归属我国。

我当局警告非常期之来临，一意军备之扩充，投放巨额国费、计划大批移民，颇为焦头烂额。欲移民匹敌于三千余万支那移民，而使太炎棺中长叹，非易事也。故多此一举。

这篇文章写于昭和十一年（1936年）八月，即日本建立“满洲国”后五年，当时由国策决定的移民满洲正处于鼎盛时期。权藤根据章炳麟满蒙观所阐发的观点，显然与昭和初期的一般论调，以及与中国同盟会交游的大多数日本浪人的观点不同。至于明治末年，权藤和章炳麟关于中国革命胜利后发生的所谓“满蒙问题”的讨论中，是否已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得其详。然而，这期间之后的“满洲国”究竟造成怎样的结果呢？对了解满蒙现状的我们，很容易做出历史的判断。

七

清末，即我国明治末年，中国杰出的民族主义者章炳麟和大陆浪人权藤成卿、武田范之进行的这类笔谈，可以让我们从中略窥当时浪人和流亡的中国革命家之间的交游情况。同时，根据这种交游的前后过程，也向我们提出了如何去考虑日中两国国民性不同的问题。本文所涉及的日本浪人对中国革命的想法，以及接受这种想法的另一方之间的差异，大约是汉字文化圈中先进的中国和受其影响的日本有史以来所从未见过的倾向吧。对流亡日本的中国人说来，日本浪人的想法，真有点“单相思”啊！

日本人对中国的憧憬已变，在我们的周围如今也有为数不少的裂缝，这里，无一一记述的必要。回顾以支援中国革命的日本人为轴心而展开的近代日中交涉史画卷时，必须排除悲观的看法而采取承认事实的态度。无论如何，权藤成卿和章炳麟的交游，这是历史上演出的一出黑龙会时代光耀夺目的戏剧。他们的交游并没有违背自己的立场和超出礼仪的范围，恰与内田良平、北辉次郎等人对中国革命的态度成鲜明的对照。从这点看，章炳麟和权藤真称得上是两位正统的“读书人”啊！

黄绍海译钱君华校

译自《日本历史》1981年8月号第339号

[1]梦庵：《答太炎书》，《东亚月报》第四号，明治四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印刷。

[2]《鳌海钩玄》第50页，显圣寺排印本，明治四十四年六月版。

[3]权藤成卿（1868—1937年），名善太郎，成卿系其号，日本大正、昭和时期的制度学家。

[4]实藤惠秀：《大河内文书》，昭和四十九年五月，平凡社刊。

[5]权藤成卿：《闲闲子诗》，昭和八年十二月，权藤四郎介刊。

[6]权藤成卿：《闲闲子诗》。

[7]黑龙会发行杂志《黑龙》《东亚月报》，国会图书馆收藏。《黑龙》最近（昭和五十五年三月）在龙溪书舍刊行。

[8]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龙门书局1965年版。又见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

[9]宋教仁：《我之历史》，文星书店1962年版。译者按，湖南人民出版社有译注本，题《宋教仁日记》。

[10]译者注：此处译文据湖南版《宋教仁日记》。

[11]有关这时的黑龙会和权藤成卿，见汤志钧：《权藤成卿备忘录》，昭和四十三年十一月，私家版。

[12]川上善兵卫和武田范之的关系、《洪畴遗绩》、《武田范之文书——洪畴遗绩》见拙著《近代日本右派社会思想研究》，1980年8月，论创社刊收。

[13]判泽弘编：“去亚洲的梦”，《明治之群象》（六），三一书房1970年版。

[14]杂志《制度之研究》第十一号，昭和十一年八月。

[15]有关“印度西婆耆王纪念会纪事”，见岛田虔次的论文《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们》1965年10月，筑摩书房刊。

[16]《关于权藤成卿受清末公羊学派的影响》，汤志钧：《近代日本右派社会思想研究》1980年8月，论创社刊收。

[17]汪吟龙：《与章太炎论文中子书》，《文中子考信录》，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18]杂志《制度之研究》第十二号，昭和十一年九月。有关权藤的论文《权藤成卿之满蒙观》，汤志钧：《近代日本右派社会思想研究》1980年8月，论创社刊全文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