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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开近乎公开的表征和公开的关系（第1页）

3。公开、近乎公开的表征和公开的关系

无论如何，借用这些书写上的“记号”（它们与被书写者实际活动间的关系并非绝对一一对应，部分可能存在重叠交叉，或互换，带有一定的模式性），还有门籍，可以确证当时在一般的君臣关系之上，还存在着君主与少数臣子之间更为亲近的关系，其基本特点是基于君臣之间的“信—任”，因此，称为“信—任型君臣关系”。

上引诸人有部分收入《佞幸传》，论与当朝皇帝关系近密程度，细绎传文，入《佞幸传》者确实要比其余诸人更甚，虽然我们无法给出一种可以度量的恩宠系数。针对某些问题而言，似乎需要再在信—任型君臣关系之中划分出更细的类别，以彰显其中的程度之别。

不过，区分上述两种君臣关系应是最具有关键意义的。礼仪型君臣关系基本体现在朝会、拜谒仪式上，以及往来文书的称臣称名上，君臣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双方的熟识与感情；信—任型君臣关系的基础则是双方的熟识与信赖。当然，感情的深浅还会有别，少数属于关系极为密切的宠臣佞幸，被史家列入《佞幸传》。如若再加区分，依班固描述，有些皇帝治下并无宠臣，如景帝、昭帝与宣帝朝[44]。若从亲信的角度看，各朝皆有（见书末附录二），将其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加以分析，也就具备了牢靠的基础与充分的理由。

还要看到，司马迁与班固是今人了解西汉无法跨越的凭依，观察、分析上述关系及其作用亦是如此，他们至少模糊意识到生活中信—任型关系的存在，对“宠”则感受颇深。司马迁晚年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在班固看来，甚至一度有受宠的经历。两人分别在史书中设立了“佞幸传”。当然，这些均非他们记述的焦点，亦无从验证他们是否将宠臣与亲信网罗无遗，实际也不可能，且他们对这类臣子的叙述详略悬殊，左右了今人认识佞幸的程度，此其一。其二，这种关系涉及个人之间的感受，纵有外在的标志，人去事谢，史家基于时人的观察感受而生的记述难言确凿无误。其三，时人亦是外人、旁人，对关系的体认、把握亦不会全然一致，更不用说，关系本身并非恒久不变。[45]几重滤镜叠加，生于二千余年后的今人再去辨别此一关系更是难免纷纭。[46]不过，较之何人当纳入，更为切要的是，这一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即是否各朝均存在该关系？这涉及如何为此现象定位。

根据上文的分析，笔者收集出西汉时期史书所载诸帝在位时的亲信，按照时间先后及诸人活动的具体时段，列成表格，附在书末（附录二）。此表乃是本节与后文分析的重要基础。

上述君臣间信—任关系的表征，一个共同之处是在当时是公开或半公开的，并非隐秘不宣。骖乘因出现在皇帝出行的队伍中，为随行的众臣与从官所瞻望。赏赐不仅具体掌管皇帝私家事务的少府要经手操办，不时出现的运送赏赐的车马队伍更要穿街过巷，招摇衢闾，目的地自然也会成为京城居民观瞻与议论的焦点，甚至几年后都难以淡忘。[47]皇帝临幸丞相以外的某位臣下府第，更是如此。即便是极为私密的“出入卧内”也会因内廷人员外出休沐而有渠道散布于外，门籍更是接近公开的记录，因而，哪些臣下与皇帝亲近，会为朝野，至少是朝廷中的其他臣下所知晓。[48]这些亲密关系的拥有者因此而身价陡增，变为时人心目中“贵”与“势”的化身，如果这些臣下热衷权势，便会成为官场上众人竞逐、巴结与逢迎的对象，他们也常常会利用这种身价，来充当公卿与皇帝间的桥梁，甚至把控朝政。

这些公开与半公开的表征，不止是史家叙述上的“记号”，更是生活中反复出现的现实，在律令规定之外，发挥了对声望与资源进行二次再分配的作用，构成了一种机制。[49]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有“赐律”与“秩律”等涉及资源与职位分配的定制，乃是常态下的安排，但通过与皇帝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可以获得额外的资源与声望，其基础当然是皇帝独尊的地位与帝室财政。这成为吸引臣民，谋求与皇帝建立超越礼仪型君臣关系之上的关系的动力之一。

[1]《汉书》卷三四《卢绾传》，第1891页；卷三六《楚元王刘交传》，第1921页；《史记》卷一二五《佞幸列传》，第3194页；《汉书》卷四六《周仁传》，第2203页。

[2]《史记》卷一二五《佞幸列传》，第3191、3194页；《汉书》卷九三《佞幸传》，第3721、3724、3726页；《汉书》卷六八《金赏传》，第2962页；卷五九《张汤传附张放传》，第2654页；卷九三《佞幸传》，第3733页。

[3]《史记》卷一二五《佞幸列传》，第3192页。

[4]《汉书》卷九三《佞幸传》序，第3721页。

[5]《汉书》卷一〇〇《叙传》，第4200页。

[6]《汉书》卷九三《佞幸传》，第3733页。

[7]《战国策·秦策四》“秦昭王问左右”中“魏桓子骖乘”句高诱注“三人共载曰骖乘”，第2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32页；《左传·文公十八年》“而使职骖乘”杜预注“骖乘，陪乘”，《春秋经传集解》，新1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20页。颜师古在注释《汉书·文帝纪》“乃令宋昌骖乘”时云：“乘车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处车之右，以备倾侧。是以戎事则称车右，其余则曰骖乘。”（第107页）。师古所言“以备倾侧”恐怕不是存在“骖乘”的主要理由。

[8]王子今认为当时亦可能存在四轮车，并举出一些文献与考古证据，见所著《秦汉交通史稿》（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3-114页。即便有，亦十分罕见。孙机指出“古代中国未发明四轮车上的前轮转向装置，四轮车的制作不发达”，《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7页。

[9]杨泓撰文列出了发掘的21种殷周时期车子各部分的尺寸，舆的宽度在94-164厘米，进深（前后纵长）在68-150厘米，舆空间最大的为河南洛阳中州路车马坑中出土的战国时期的车，为160（宽）×150（进深）厘米，面积为2。4平米；见《战车与车战》，《文物》1977年第5期，后收入所著《中国古兵与美术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05-106页。作者后来又补充了更多商代出土车马数据，见《战车与车战二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3期，亦收入前书，第122页。这批资料中车舆最宽的为168-172厘米，进深106-109厘米，面积不如洛阳出土的战国车大。秦始皇陵出土的一二号铜车马模型大小约为真车真马的二分之一，一号铜车马的车舆橫宽74厘米，前后纵长48。5厘米，被认为是始皇乘舆中的立车或戎立车；二号车的后车舆橫宽78厘米，前后纵长88厘米，被认为是始皇乘舆中的大型安车，见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4、139、149、323、324、326、375-376页；则真实立车的车舆橫宽148厘米，前后纵长97厘米；安车的后车舆橫宽156厘米，前后纵长176厘米。属于西汉诸侯王级墓的北京大葆台1号汉墓出土的三辆车，车舆广度分别为165、165与170厘米，长为63、110厘米，一辆不明。见大葆台汉墓发掘组：《北京大葆台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77页。150厘米左右的车舆橫宽只能并排坐或站下三个人。杜正胜在讨论先秦车战时亦指出“即使最宽的车厢也容不下四人并列，一般只能站立三人而已”，见《编户齐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第68页。

[10]山东滕州市龙阳镇附近出土，东汉晚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见《中国画像石全集》第2册，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156页，第164图。分析见练春海：《汉代车马形象研究——以御礼为中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4页。

[11]见杨泓《战车与车战》，收入所著《中国古兵与美术考古论集》，第109页；刘增贵指出，秦统一天下之后，采取了“车同轨”的措施，规定舆六尺（指车厢宽，据实测，轮在外侧，故更宽，轨七尺二寸，仍是六的倍数，约当今2米）。乘坐方式有两种，《晋书·舆服志》云：“坐乘者谓之安车，倚乘者谓之立车，亦谓之高车。”立车驾驷或二马，是汉代高官的代名词。至于安车，则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皆用为常乘，有许多不同的车形。秦汉皇帝有“三驾”，即大驾、法驾及小驾，一辆马车最多载三人。见所著《汉隋之间的车驾制度》，蒲慕州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生活与文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167、213页注229；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2页。练春海：《汉代车马形象研究——以御礼为中心》，第262-264页。黄文新据车轼的高度与人腿的高度的对比，认为先秦马车（包括战车、礼车等）均应为坐乘（跪坐与跽坐），可备一说，见《先秦马车乘座方式与乘员》，《江汉考古》2007年第3期（总104期），第67-72页。

[12]参王锷：《〈礼记〉成书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43-145页。

[13]类似的例子见元帝对其子定陶共王的态度，史称“王多材艺，上（元帝）甚爱之，坐则侧席，行则同辇”，《汉书》卷九八《元后传》，第4016页。

[14]《史记》卷一〇一《袁盎列传》，第2739页。“赵同”当从《汉书》卷四九《爰盎传》作“赵谈”，第2270页。此乃司马迁为避父讳而改。“朝东宫”之说，据《汉书》。

[15]参《汉书》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廖伯源：《试论西汉诸将军之制度及其政治地位》附表3，《历史与制度》，第182-197页。

[16]汉代皇帝居住殿中时的陈设，可由宗庙祫祭时的描述推知。《汉旧仪》云：“宗庙三年大祫祭，……高祖南面，幄绣帐，望堂上西北隅。帐中坐长一丈，广六尺，绣裀厚一尺，著之以絮四百斤。曲几，黄金扣器。高后右坐，亦幄帐，却六寸。白银扣器。每牢中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后”，《续汉书·祭祀志下》刘昭注补引，第3195页。据研究，帷是上古时代宫室和居住建筑中的重要设施，即在开敞之堂的梁间或前楹悬以帷，依它的卷舒来自由改变室内空间，也包括调节室内温度，帷因此有组绶，可用作系挽，亦可下垂作妆饰。幄，据《周礼·幕人》郑注：“四合象宫室曰幄，王所居之帐也”，贾公彦疏：“幄，帷幕之内设也”，三国朱然墓出土彩绘漆案有描绘。见扬之水《帷幄故事》，收入所著《古诗文名物新证合编》，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268-270页。

[17]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第二章“三、汉代外戚侍帷幄制考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1页。

[18]汉代长安未央宫前殿基址的西南部与东北部发掘出46座房屋，房间大小、构造不一，出土遗物有铁刀、铁锸、兵器、木简与陶博局等，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87-188页。估计部分便是从官工作的空间，所以又称为“岩郎”。

[19]《汉书》卷六八《霍光传》便记载了郎仆射对霍光在宫中举止的观察：“光为人沈静详审，……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其资性端正如此”，第2933页。这些观察能收入《汉书》，当是透过郎官传到宫外而流传。

[20]《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褚先生曰：“武帝时，征北海太守（按《索隐》汉书宣帝征渤海太守龚遂，非武帝时，此褚先生记谬耳）诣行在所。有文学卒史王先生者，自请与太守俱，‘吾有益于君’，君许之。……行至宫下，待诏宫府门。王先生徒怀钱沽酒，与卫卒仆射饮，日醉，不视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谓户郎曰：‘幸为我呼吾君至门内遥语。’户郎为呼太守。太守来，望见王先生。”王先生告知太守如何应对皇帝提问，“召入，至于殿下，有诏问之曰：‘何于治北海，令盗贼不起？’”依指点回答，龙颜大悦，“有诏召拜王先生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为水衡都尉”，第3210页；卷一二七《日者列传》褚先生曰：“臣为郎时，游观长安中，见卜筮之贤大夫，观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动，誓正其衣冠而当乡人也，有君子之风。”第3221页。两事可见郎平时的宿卫与生活。相关研究，可参廖伯源：《汉官休假杂考》，收入所著《秦汉史论丛》，第307-3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