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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开近乎公开的表征和公开的关系（第2页）

[21]哀帝因宠臣董贤“每赐洗沐，不肯出，……上以贤难归，诏令贤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贤庐”，其妻因哀帝诏许而入宫，乃是特例，可证。见《汉书》卷九三《佞幸传》，第3733页。

[22]《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34、2935页。

[23]《汉书》卷八一《孔光传》，第3353-3354页。

[24]参程树德《九朝律考》“汉律考”卷四“律令杂考上”，第2版，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3-104页；相关讨论又见廖伯源《西汉皇宫宿卫警备杂考》，收入所著《历史与制度》，第33-35页。

[25]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第二章“两汉俸禄制度”，何德章撰，修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6-59页；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第158-163页。关于汉代赏赐概况，见晁天义、张仁玺：《汉代皇帝赏赐考略》，《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12-16页；刘静波：《两汉皇帝赏赐问题研究》，硕士论文，张鹤泉指导，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2005年；刘静波指出对于诸侯王，亦存在常制赏赐，见第16-17页，他还区分出重大事件时的赏赐，并收集了文献中的资料，制作了表格，见第18-24页。楯身智志：《西汉“帝赐”的构造及其变迁——围绕二十等爵制机能的一个探讨》文末表二、表三有详细的列举与统计，2008年初刊，陈力中译，收入《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2008年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38页，西汉时祭祀或仪礼时“帝赐”恐怕甚少，作者对其机能的认识有些过高。杨际平将赏赐细分为11类，包括“赏赐嬖幸宠臣”一类，列举了几条例证，见所著《中国财政通史·秦汉财政史》下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65-890页，特别是第888-890页。

[26]西汉黄金与铜钱之间有法定的比价，但并不固定，张家山汉简：《算术书》中金价一两值315钱，一斤为5040钱，《居延新简》EPT57。1中提到的“罚金各四两直二千五百”，则金一斤合一万钱，参邢义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读记》，收入所著《地不爱宝》，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65页。感谢邢义田先生提示。甲渠候官出土的汉简以西汉中晚期为主，这里姑且以此作为两种货币的比价，进行推算。

[27]综合性的讨论见高村武幸：《漢代地方官吏と地域社会》，东京：汲古书院，2008年，第22-29页；訾产的例子见《居延汉简》37。35候长礼忠家，包括奴婢、牛、车马与田宅等，訾直一共15万，合15金，见简牍整理小组编：《居延汉简（壹）》，台北：史语所专刊109，2014年，第120页。这已经属于中上人家了。

[28]《史记》卷一〇《孝文帝本纪》，第418页。

[29]参刘静波：《两汉皇帝赏赐问题研究》，第19-24页的表。

[30]《史记》卷三〇《平准书》，第1441页。

[31]《后汉书》卷四三《何敞传》注引《汉官仪》，第1482页，以及《续汉书·礼仪志中》注引《汉官名秩》，第3123、3124、3129页；并参《汉官仪》，孙星衍辑，周天游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83页；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第159-163页。

[32]加藤繁区分为六类赏赐，其中有“定期赏赐”，例子是贡禹与鲍宣，两人均任谏大夫，属于从官，与一般的吏不同。针对百官的普遍定期赏赐，西汉时恐尚未定型。见所著《汉代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的区别以及帝室财政的一斑》，1918-1919年初刊，收入《中国经济史考证》上，吴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89页；刘静波列举了汉代的“常制赏赐”，包括诸侯王朝见天子时的赏赐，以及不同节庆时的赏赐，见《两汉皇帝赏赐问题研究》，第16-17页。文中提到居延甲渠候官遗址（A8）中房址（F22）出土的简中，有不少是关于赐予腊钱的记录，见居延新简EPF22。202-220（第17-18页）。从这些基本属于东汉初年的文书可以推断，这种做法应该是承自西汉。换言之，节日时制度化的赏赐活动，西汉时就已存在，应无疑义。

[33]《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提到武帝时“伏日诏赐从官肉”（第2846页），赐肉尚需皇帝下诏，表明伏日赐从官肉犹未固定为制度。不过，从贡禹的上书看，元帝时担任谏大夫与光禄大夫便有不少赏赐，如“四时杂缯棉絮衣服酒肉诸果物”等，见《汉书》卷七二《贡禹传》，第3073页，从“四时杂缯棉絮衣服”看，至少对从官的赏赐已有定期化的趋势。

[34]《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第3280页；卷六六《陈万年传》，第2900页。

[35]《汉书》卷八一《张禹传》，第3348页。

[36]《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中之上》，第1368页；卷五九《张汤附张放传》，第2654-2655页；卷九三《佞幸传》，第3733页。

[37]《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48页；卷九八《元后传》，第4024页。

[38]皇帝临幸姑、姊或外戚家，并不罕见。如武帝尝到其姊平阳公主家，见《汉书》卷九七《外戚·孝武卫皇后传》，第3949页；武帝亦曾到其姑馆陶公主家临疾，董偃因此得见武帝，见卷六五《东方朔传》，第2854页；成帝曾“幸（王）商第”，“见穿城引水，意恨，内衔之，未言”，后微服出行，到过阳阿公主家；又看到王根第中设施僭越，而大怒，见卷九七下《外戚·孝成赵皇后传》，第3988页；卷九八《元后传》，第4025页。此二人乃成帝的母舅。

[39]《汉书》卷四二《申屠嘉传》，第2100页。

[40]参阎步克《〈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者”》，收入所著《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第374、400-407页。

[41]可参《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褚先生曰”描述的武帝乘舆到长安城外长陵小市寻其同母异父姐姐的过程，第1981-1982页。

[42]《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44页；卷七《项羽本纪》，第296页。

[43]规定见《汉旧仪》卷上，“皇帝起居仪”：“宫司马门内，百官案籍出入”，胡广《汉官解诂》“卫尉”条，《汉官六种》，第61、14页；参廖伯源：《西汉皇宫宿卫警备杂考》，所著《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第16-24页。

[44]《汉书》卷九三《佞幸传》序，第3721页。

[45]宣帝之于霍光，信任并非出于自愿，乃是被迫，甚至是信任外衣下的不信任与防范；成帝与其舅王凤的关系，就一度是半信半疑（详下）。

[46]曹天江、顾江龙、黄怡君或对某些君臣关系的性质有不同看法，或提出过更多的应纳入“信—任型君臣关系”的臣下名单，包括文帝对贾谊，宣帝对丙吉，元帝对京房。细绎《贾谊传》，文帝对他更多的是“说之”：赏识，与“信”有别。关于丙吉，有救命兼养育幼年宣帝之恩，具备得到宣帝信任的基础，但丙吉为人做事低调，“不伐善”，不矜恃旧恩，倾心履职，不谋求与宣帝建立过分亲密的关系。可以说宣帝信任丙吉，丙吉不亲近宣帝，故未列入。元帝对京房，亦只是为其言论所打动，而“说之”，“数召见问”（汉753160），对其各种建议实则没有接受，他很快为石显所谮而弃市身亡，亦可见元帝对他的态度。黄怡君认为“说之”“上以为能”等描述方式亦应纳入考虑，不过，“说之”指对某些言行产生的欣赏，“能”偏重于才干。古人行文讲究笔法，词语间微妙差别需辨析。

[47]贾谊在《新书·淮难》中批评文帝对淮南王刘长过于放纵，提到“王人于天子国横行不辜而无谴，乃赐美人，多载黄金而归”，即是一例，不过，这是赐予皇帝的少弟，并非宠臣，但呈现方式实无不同，可借此窥豹。见阎振益、钟夏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56页。此上疏略见《汉书》卷四八《贾谊传》，但此处所引两句未见本传，第2263页。该疏为文帝八年（前172年）封淮南王子四人为侯后所上，王洲明、徐超《贾谊年谱》定此篇及疏为文帝八年所上，可从。见《贾谊集校注》附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463页。疏中所及之事当发生在文帝三年四月淮南王入朝天子时。依《史记》卷八四《贾生列传》，上疏时贾谊为梁怀王太傅，远在梁国，此前贾谊曾自长沙回过长安，第2503页。或因此获知此事。《汉书》卷八五《谷永传》成帝时永对尚书云“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顷动前朝，熏灼四方，赏赐无量，空虚内臧，女宠至极，不可上矣”，批评成帝初年滥赏无度，第3460页，可见皇帝的赏赐为臣下所侧目，佞幸时常得到皇帝的赏赐，更难逃其他臣下的关注。

[48]只有极个别的臣下会隐藏受到皇帝信任的事实，如宣帝时的张安世。《汉书》卷五九《张安世传》“尝有所荐，其人来谢，安世大恨，以为举贤达能，岂有私谢邪？绝勿复为通。有郎功高不调，自言，安世应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执事，何长短而自言乎！’绝不许。已而郎果迁。莫府长史迁，辞去之官，安世问以过失。长史曰：‘将军为明主股肱，而士无所进，论者以为讥。’安世曰：‘明主在上，贤不肖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荐之？’其欲匿名迹远权势如此”，第2650页。这从反面说明通常情况下都是要显示这种权势与关系。

[49]中国古代帝国属于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所说的“再分配”型的资源配置，相关分析见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代结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52-369页。皇帝对所宠信的臣下的声望与资源的再分配，则是再分配体制下的“再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