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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儒臣与君臣信任（第1页）

六、儒臣与君臣信—任

说到臣下，儒生出身的臣下尤其值得注意。其他人主要通过行动参与对关系宠的争夺，儒臣则身心兼具，行为之外，亦借助言辞投身其中。

以往研究中，常常会将行为（实践）与言说（表达）分别对待，前者划归一般历史学，后者成为思想史的禁脔。古人言行往往相互联系，尤其对于长期掌握言说霸权的儒臣，君臣关系上亦是如此。将言说置入语境，才能更恰当地认识其言；对照其行，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其意。

翻检文献，不难看到许多大臣（几乎都是儒生背景）著书立说，以及上奏或封事，利用各种机会与方式，对于皇帝应该亲近哪些人、不该亲近哪些人发表意见、施加影响。其中，抽象阐述原则者少，多半是针对现实中的情况有感而发。所言是在规劝皇帝，更是企望由言而行，影响皇帝亲信的任用，实际亦是在争夺亲信位置。

目前所见较早的是高祖时的陆贾。他在《新语·资质》中举出前代若干事例后，对知贤任贤与佞幸之间的关系发表了高论，将不知贤归罪于“观听之臣不明于下”，导致人君获“闭塞之讥”，结果是“忠贤之士弃于野”“佞臣之党存于朝”“下不忠于君，……上不明于下，……是故天下所以倾覆也”（下114），将重用忠贤与佞幸看作势不两立，不可替代，且置于关乎天下存亡的高度。

贾谊则将王者官人区分为：师、友、大臣、左右、侍御、厮役六种，概括了六者各自的特点，差别不在于职位高下与出身贵贱，而是对人君的态度与行为取向，如“知足以谋国事，行足以为民率，仁足以合上下之欢；国有法则退而守之，君有难则进而死之；职之所守，君不得以阿私托者，大臣也”“柔色伛偻，唯谀之行，唯言之听，以睚眦之间事君者，厮役也”。与不同的官人为伍，结局大不相同：“与师为国者帝，与友为国者王，与大臣为国者伯，与左右为国者强，与侍御为国者若存若亡，与厮役为国者亡可立待也”[1]，同样将人君选择亲近与国家前途命运捆绑在一起。这些言论尚较朴素，没有和阴阳五行灾异说相结合。随着儒生逐渐跻身朝廷高位，宣帝以后结合了灾异论的新版言论开始登上舆论舞台。

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死后，宣帝得以亲政，但霍光子侄亲信等继续“宿卫内侍”，次年夏，长安雨雹，大行治礼丞萧望之对宣帝委派的官员讲述了他对灾异的解释。在引述了春秋时期的先例后，他说：

今陛下以圣德居位，思政求贤，尧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阴阳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势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贼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万机，选同姓，举贤材，以为腹心，与参政谋，令公卿大臣朝见奏事，明陈其职，以考功能。如是，则庶事理，公道立，奸邪塞，私权废矣。（汉783273）

直接指出阴阳不和的根源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势”，将矛头对准了霍禹、霍山等，对策则是任用宗室，推举贤才，以之担任心腹，参与政务谋划，来取代霍氏。此番话正中宣帝下怀，望之随即被提拔为谒者，受到重用。因宣帝即位起便生活在霍光阴影下，对其早已不满，只是自己力量单弱，不得不隐忍苟安，霍光一死，则现转机，望之上书道出了宣帝的心声，因此迅速赢得信任。其言亦在提醒宣帝如何选择心腹，希望用贤才占据这一关键位置。宣帝很快就开始将霍光子侄从宫中调离，首先是将霍光的女婿范明友调任光禄勋，具体时间在地节三年四月戊申以后（汉19803），一定与萧望之所言有直接关系。望之之所以要求“愿赐清闲之宴，口陈灾异之意”，亦是因霍山领尚书（汉783273），担心写成文书会被霍氏中途截留。

宣帝解决了霍氏后，“外戚许、史、王氏贵宠”，谏大夫王吉上书言得失，其中有：

臣闻圣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备，难以言治，左右不正，难以化远。……故谨选左右，审择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诗》云“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其本也。

后文又说“宜明选求贤，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财，不宜居位”，结果宣帝以为“其言迂阔，不甚宠异”，王吉亦谢病回乡（汉723063、3065）。前文泛泛而言，尚可接受，后面直指宣帝的亲故，且要用贤人取代他们，外家故人不会同意，依靠他们的宣帝亦无法认同，视为“迂阔”还算留有情面。这种论调并非王吉所独有，后来不时还可以听到类似的说法。

如前所述，元帝时萧望之与刘向受到重用，但又与另外得到元帝信任的宦官弘恭、石显，外戚史高、史丹等人有隙，萧、刘均曾表示要求元帝罢免宦官。本传概括指出“望之以为中书政本，宜以贤明之选，自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国旧制，又违古人不近刑人之义，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与高、恭、显忤”（汉783284），其建议欲用贤明士人取代宦官作为皇帝近臣，尤其威胁到弘恭与石显的前途与利益，埋下了日后被史高等谮而自杀的伏笔。初元二年（前47年）冬，再次地震，恭、显及外戚许、史子弟等欲将此灾异归罪于萧望之，刘向曾使自己的外亲上变事，称颂萧望之等“忠正无私”，并举例将天变归于弘恭所致，并说“臣愚以为宜退恭、显以章蔽善之罚，进望之等以通贤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门开，灾异之原塞矣”，自然遭到恭、显等的嫉恨与反扑，致使刘向被免，十二月，望之自杀（汉361930-32），反而加速了败局。[2]

这两位直接与深得元帝信任的宦官为敌，要求代之以贤人，引起对方的反击亦是自然。同年七月，因地震，“赦天下，举直言极谏之士”，翼奉奏封事，分析了不同时节地震的原因，认为此时乃“阴气盛矣”所致，随后说：

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亲亲，必有异姓以明贤贤，此圣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亲而易进，异姓疏而难通，故同姓一，异姓五，乃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独以舅后之家为亲，异姓之臣又疏。二后之党满朝，非特处位，势尤奢僭过度，吕、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爱人之道，又非后嗣之长策也。阴气之盛，不亦宜乎！（汉753173-3174）

此封事针对元帝外家，借助对灾异的解释，希望元帝裁抑外家权势，重用同姓宗室和异姓的贤能之士，并引用前代败亡的外家来提醒元帝，认为重用外家对外家自身及刘氏子嗣均不利。利用灾异来表达对朝廷人事的看法，是汉人常见的论证方式，其言恳切，事例鲜明，恐怕因此封事未触及弘恭、石显等的安危，却涉及其同党的前途，故不曾转呈元帝，故“未见省答”。翼奉亦因此躲过了排挤或打击。

贡禹任御史大夫在初元五年（前44年）六月至十二月，其间数言得失，后曾专门上言反对赎罪，认为这种作法是“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义废也”，随后希望元帝“正己以先下，选贤以自辅，开进忠正，致诛奸臣，远放谄佞，放出园陵之女，罢倡乐，绝郑声”，等等，并称“如此不解（懈），则三王可侔，五帝可及”。贡禹关注的内容虽多，除了元帝自身之外，首要的是选贤放佞，清理身边近臣。“奸臣”“谄佞”虽未明言，依贡禹儒生的背景与官场的经历，一手遮天的弘恭、石显与许、史子弟自然是最大的嫌疑。元帝将其上言交由大臣集议，据其建议采取了一些措施（汉723079），但上引为贡禹列在前面，他认识最为重要的数条，涉及皇帝身边亲信的任用，则未得到采纳。此时萧、刘等已被排挤，或自杀或免为庶人，元帝身边早已是弘恭、石显一手遮天，且两人深得人主信用，贡禹能拜为御史大夫，两人出力甚多，元帝显然不会认为贡禹所指是他们，大臣集议中更不敢将矛头指向两人，挑选些细枝末节的措施来应付元帝，搪塞贡禹。贡禹的上言，或可看作一种表明儒生身份的“仪式性”言辞。

永光二年（前42年）三月日蚀，元帝下诏令内郡举茂材异等贤良直言之士各一人（汉9289），匡衡上疏言政治得失，引述《诗经》例证之后说：

治天下者，审所上而已。……贤者在位，能者布职，朝廷崇礼，百僚敬让。道德之行，由内及外，自近者始，然后民知所法，迁善日进而不自知。

强调自皇帝身边与京师开始向四周辐射展开教化。这其实是儒家一贯的看法。关于如何实现，其建议亦是自皇帝开始“减宫室之度，省靡丽之饰，考制度，修外内，近忠正，远巧佞，放郑卫，近《雅》《颂》，举异材，开直言，任贤良之人，退刻薄之吏”等等，自内而外推衍，最终“大化可成，礼让可兴”（汉813335、3337），思路和措施与贡禹几乎一致，都包含了任贤远佞，增益的主要是削减宫廷开支。其说辞打动了元帝，因而拜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其言均属儒家老生常谈，史称元帝好儒确非虚言。

这些反复出现的言辞其实都是闪烁其辞，既有所指，又无所指。不断变换话语，重弹儒家的旧调。它们不时的出现，镶嵌在朝廷文书行政的话语中，微妙地发挥作用：想附会，则可以找到明确所指，若群臣均慑于权贵宠幸的**威，则视而不见，装聋作哑。龙颜大悦并不等于能切实落实，这也就决定了这类言辞会借助各种机会卷土重来，尤其是遭遇各种灾异时。

匡衡任太子少傅期间，面临元帝爱幸傅昭仪及定陶王，宠逾皇后与太子，上疏力谏，引经据典，强调嫡庶之别，说“故圣王必慎妃后之际，别嫡长之位。礼之于内也，卑不逾尊，新不先故，所以统人情而理阴气也。……如当亲者疏，当尊者卑，则佞巧之奸，因时而动，以乱国家”，所以“《诗》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传曰：‘正家而天下定矣’”（汉813340），这有其身为太子少傅之职责，亦有儒家强调嫡庶的思想在，是对既有地位的维护与可能威胁的抵御。

成帝在位期间，先是外戚王氏势力不断膨胀，势倾公室；后有成帝专宠赵氏姊妹，在儒生看来，两人出身低贱，因色相得宠，飞燕甚至被立为皇后，大臣反对的上言或封事颇多，见于记载的有杜钦、谷永、刘向、王章、梅福、王仁、刘辅、谯玄等人，具体场合往往是出现日蚀或其他灾异，皇帝求直言极谏，应举对策之时[3]，刘向编撰《说苑》，首列“君道”，次以“臣术”，收集了很多先秦君臣故事，间以自己的概括与评论，如立君的目的、臣术的“六正六邪”之类，目的亦是劝谏成帝。

哀帝时亦是如此，无论是对于即位之初重用外家丁、傅氏，还是后来专宠董贤，都招致大臣的力谏，见于记载的有李寻、王闳、王嘉、杜业、郑崇、鲍宣、毋将隆等。[4]

这些谏言言辞或有不同，基本想法并无区别，无需繁引。究其所述，思考方式实不出董仲舒在武帝对策第一策中所言：

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汉562502-25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