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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唐代度牒的复原（第2页）

首先，《祠部敕牒》第1—7行的僧尼名籍，应是度牒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前引太和四年祠部奏文中，明确提到诸州府僧尼得度者，要求本州府“具法名俗姓，乡贯户头，所习经业，及配住寺人数”，如实报送祠部，“以明真伪”[39]。这是僧尼籍帐制度中的重要一环，在归义军时期的度牒中亦有体现。

其次，《祠部敕牒》第23—24行的尾部签署“广德二年十月十九日，令史牒”“主事”所见的年月日和“令史”“主事”等信息，同样适用于度牒尾部的官员签署。尽管从功用来说，度牒起着身份凭证的意义，但论其实则为唐代的“牒式”公文。P。2819《唐开元公式令》[40]第21—27行云：

21　牒式

22　尚书都省　为某事。

23　某司云云。案主姓名，故牒。

24

年月日。

25

主事姓名。

26　左右司郎中一人具官封名。令史姓名。

27

书令史姓名。

两相对照，《公式令》第24—27行的内容，大体与《祠部敕牒》中的尾部签署（第23—24行）对应。度牒由于是祠部颁发，故《公式令》第22行、第26行中的“尚书都省”“左右司郎中”可相应地替换为“尚书祠部”“祠部郎中（员外郎）”。按唐制，尚书省祠部司设有祠部郎中、员外郎各一员，“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筮、医药、僧尼之事”[41]，另有主事2人，令史5人，书令史11人。这些官员由于通常在祠部颁示、宣付的释门僧尼牒文中都能看到，因而祠部郎中、员外郎、主事、令史的连署，在尚书祠部的“牒式”文书中具有普遍意义。故可推知，祠部颁发的度牒，其尾部官员签署亦应如此。

表2-2唐尚书祠部牒签署表

这样一来，唐代度牒形制的基本轮廓似可大致勾勒出来。结合前面的讨论，祠部颁发的度牒样式或可复原如下：

1　尚书祠部　牒

2

僧××年××俗名××贯××州（府）××县××乡××里××为户，请住××寺

3　为某事云云。故牒。

4

××年××月××日

令史××牒

5

主事××

6

[祠][部]郎中（员外郎）××

需要说明的是，“为某事云云”是依据《公式令》第22行“为某事”而复原出来的，其意当是牒文事由的简要说明。参照《不空请度七僧奏》和归义军时期的度牒程式，大致应有佛法旨趣和受度事宜的描述。反过来说，这样的复原是否准确，尚需有关史料和实物的进一步佐证。

[1][日]道端良秀：《唐代佛教史の研究》，29～94页，法藏馆，1957；[日]竺沙雅章：《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19～82页，同朋社，1982；[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71～77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曹旅宁：《唐代度牒考略》，载《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2），74～77页；曹旅宁：《试论宋代的度牒制度》，载《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2），52～56转61页；[日]中存裕一：《唐代官文书研究》，420～437页，中文出版社，1991；[日]竺沙雅章：《寺院文书·度牒》，见池田温主编：《讲座敦煌·5·敦煌汉文文献卷》，589～594页，大东出版社，1992年；曹旅宁：《南北朝隋唐五代僧籍制度探究》，载《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92（1），115～118转127页；曹旅宁：《宋元明清僧籍制度概说》，载《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92（4），73～77页；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378～38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7～2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白文固：《元代的僧籍管理》，载《佛学研究》，1999，327～330页；白文固：《宋代僧籍管理制度管见》，载《世界宗教研究》，2002（2），120～127页；周奇：《唐代国家对僧尼的管理——以僧尼籍帐与人口控制为中心》，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8（3），8～19页；孟宪实：《论唐朝的佛教管理——以僧籍的编造为中心》，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136～143页。

[2]No。2126《大宋僧史略》，见《大正藏》，第54册，246页。

[3]No。2126《大宋僧史略》，见《大正藏》，第54册，246页。

[4]《唐会要》卷四九《僧尼所隶》，859～860页，中华书局，1955。

[5]关于试经度僧，白文固《唐宋试经剃度制度探究》（《史学月刊》，2008（8），31～36页）一文论述甚详，可参看。

[6][日]道端良秀：《唐代佛教史の研究》，29～59页，法藏馆，1957。

[7]No。2120《代宗朝赠司空大辨正广智三藏和上表制集》，见《大正藏》，第52册，835～8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