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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第1页）

本章小结

以上通过吐鲁番出土文书《唐人日课习字卷》和敦煌所出《杂字一本》的专题考察，使我们对唐代州县的官学教育有了新的认识。一般认为，在科举制度的推动下，唐朝通过州县学生升补中央学校和科举取士的方法，理顺了地方教育与中央教育的关系，使地方教育制度成为国家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205]。这当然是十分准确的。但要看到，唐代的州县官学在践行《学令》《祠令》《假宁令》等规定的教育活动中，还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性。如《日课》中所见，西州官学在执行《唐令》的“假”时还往往通过“放”的形式向后延伸一两天。又如西州学生的“当值”听差和“迎县明府”，表明这些学生与当地的州县官府互有往来，乃至参与地方官府主持的有关活动。相较而言，《杂字一本》反映的沙州官学呈现出相对独立的教育内容，此时的沙州已完全由节度使张承奉掌控，因而在童蒙识字教育的文本上渗透了敦煌历史、地理、文化、军政、民族、外交、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杂字一本》因此也深深地打上了“沙州归义军”烙印。这是将归义军的特色资源融入童蒙识字教育的教材中，从而激发学童对于敦煌乡土文化的特别热情。无疑，这些内容的勾勒和描述，必将改变学者对于唐代州县官学的普遍印象，进一步丰富唐代官学教育的内容。

[1]参见宋大川：《教育》，见胡戟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193～2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李正宇：《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载《敦煌研究》，1986（1），39～47页；高明士：《唐代敦煌的教育》，载《汉学研究》，1986，4（2），231～270页；周谷平：《敦煌出土文书与唐代教育的研究》，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3），59～62转22页；姚崇新：《唐代西州的官学——唐代西州的教育之一》，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1），62～68页；《唐代西州的私学与教材——唐代西州的教育之二》，载《西域研究》，2005（1），1～10页；苏哲仪：《试论唐代敦煌地区的学校教育》，载《岭东通识教育研究学刊》，2012，4（3），155～187页；《试论唐代敦煌教育机构及其文化意义》，载《岭东通识教育研究学刊》，2012，4（4），81～119页。

[3]商务印书馆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333页，中华书局，1983。

[4]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496页。

[5][日]矶部彰编：《台東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卷中，東アジア善本叢刊，第二集，280页，2005。

[6]写卷题跋中，还钤有“王树枏印”（白文）、“臣树枏印”（白文）、“树枏印”（白文）、“晋卿”（朱文）等印，参见《台東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卷下，70～71页；李熙斋《禹域墨书遗珍——记日本书道博物馆藏中国古代写本、写经》，载《中国书法》，2010（8），49～52页。

[7][日]中村不折著，李德范译：《禹域出土书法墨宝源流考》，142页，中华书局，2003。

[8][日]矶部彰编：《台東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卷中，280～283页。该卷图片原无序号，本书为便于讨论，按照《禹域墨书集成》的刊布顺序，用阿拉伯数字以做标识：即原书第280页的3张图片分别用图9-1、图9-2、图9-3表示，第281页的3张图片依次标为图9-4、图9-5、图9-6，第282页的2张图片标为图9-7、图9-8，第283页的3张图片标为图9-9、图9-10、图9-11。所有图片均附于本节最后。

[9]参见郑阿财、朱凤玉：《开蒙养正——敦煌的学校教育》，120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07。

[11]个别习字的行末还有“之”“而”等字，当为填补空白之用，因无意义，故不计入字数中。

[12]有关吐鲁番出土的《千字文》残片，唐长孺《跋吐鲁番所出〈千字文〉》一文有精细梳理，文中指出，“《千字文》之多见，可证唐代自贞观以至天宝或更后时期，《千字文》为西州学童普遍习诵及习字之范本”（参见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一卷，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唐长孺：《山居存稿三编》，300～311页，中华书局，2011）。需要补充的是，2004年巴达木出土文献中，有古写本《千字文》一件（115号墓）。参见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66～67页，中华书局，2008。

[13]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8册，483页，文物出版社，1987。

[14][日]小田义久编：《大谷文书集成》，第二卷，129页，法藏馆，1990。

[15][日]小田义久编：《大谷文书集成》，第二卷，174页。

[16]图版参见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356页；李肖、朱玉麒：《新出吐鲁番文献中的古诗习字残片》，载《文物》，2007（2），62～65页。

[17]朱玉麒：《中古时期吐鲁番汉文文学的传播与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6），182～194页。

[18][日]仁井田陞著，栗劲等译：《唐令拾遗》，185页，长春出版社，1989。

[19]《隋书》卷九《礼仪志四》，181、182页，中华书局，1973。

[20]《唐会要》卷八二《休假》，1518页，中华书局，1955。

[21]《唐会要》卷二九《追赏》，540页。

[22]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下册，600页，中华书局，2006；[日]仁井田陞著，栗劲等译：《唐令拾遗》，661页；[日]仁井田陞著，池田温补编：《唐令拾遗补（附唐日两令对照一览）》，1415页，东京大学出版社，1997。其中“八月五日”，《唐令拾遗》《唐令拾遗补》作“八月十五日”，池田温已指出“十五”之误，参见[日]池田温《天长节管见》，见《日本古代の的政治と文化》，330页，吉川弘文馆，1987。

[23]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406、490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

[24]敦煌所出S。P。6《唐乾符四年丁酉岁（877）具注历日》和P。3403《宋雍熙三年丙戌岁（986）具注历日》中，秋分分别为八月七日和八月十日（《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212、622页），P。3247v和S。95中秋分为八月九日，P。4627+P。4645+P。5548《唐乾宁二年乙卯岁（895）具注历日》中，秋分为八月廿三日（《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296页）。

[25]按唐令，八月五日千秋节，放假三天（节前一日，节后一日），具体为八月四日、五日、六日。但因学生尚在患病，无法享受休假三日的恩赐，因而为作补偿，特将假日延至八日。

[26]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纂：《汉语大词典》，第5卷，604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

[27]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下册，392页。

[28]王永兴：《敦煌差科簿考释》，载《历史研究》，1957（12），77页；[日]西村元佑：《通过唐代敦煌差科簿看唐代均田制时代的徭役制度》，见[日]周藤吉之等著，姜镇庆、那向芹译：《敦煌学译文集》，1062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张元嵩的“学生”身份，李正宇据P。2832《天宝年代敦煌县学状》所见“县学”“给学生”“张元嵩”等信息，指出张元嵩是县学生（《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载《敦煌研究》，1986（1））；西村元佑推断张元嵩“也许是太学生，认为他是州县学生，也无不可”（《敦煌学译文集》，1062页）；高明士认为，P。2832《敦煌县学状》中的张元嵩是县学生，P。3559《差科簿》中的张元嵩是中央的四门学生，也就是张元嵩以县学生身份升入中央的四门学（《中国中古的教育与学礼》，326页，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

[29][日]西村元佑：《通过唐代敦煌差科簿看唐代均田制时代的徭役制度》，见《敦煌学译文集》，1062页。

[30]沙知、吴芳思编：《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8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陈国灿：《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395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31]《唐会要》卷八二《当直》，1516页，中华书局，1955。

[32]《旧唐书》卷一三六《窦参传》，3745页，中华书局，1975。

[33]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156～157页，文物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