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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满汉之别与家国之感（第1页）

二、满汉之别与家国之感

在时人的一般印象中，义和团运动与旗人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关联。首先义和团在朝廷中的支持者大多为旗人亲贵。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载：“太后意既决，载漪、载勋、载濂、载澜、刚毅、崇绮、徐桐、启秀、赵舒翘、徐承煜又力赞之，遂下诏褒拳匪为义民。”[207]亲历五月二十一日朝议的袁昶在日记中写道：“诸王贝勒，及崇绮等二十余人，痛哭合词面奏，云非战不可，皆主张端邸之说。”[208]从未参与过朝议的高枏在五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写道：“荣、庆、端、澜意见尚不相合。贝子贝勒皆大哭，非哭烧杀之起于京城，乃哭昨日上谕之将拿团也。”[209]柴萼之《庚辛纪事》论端王载漪：“拳匪起，倡率诸王贝勒，轻举妄言，致肇战衅。”[210]叶昌炽则在日记中表示，徐桐、刚毅、崇绮主持于内，裕禄、毓贤主持于外，“内外同心”肇祸于国。[211]《拳事杂记》节录某山东京官之书信曰：“京师义和团匪，不独满人奉若神明，即汉人中如徐中堂桐、赵尚书舒翘，亦不能抗疏力争，而徐赵数人，且迎合权要之意，力保团民之足恃。”[212]在该山东京官眼中，徐桐、赵舒翘的罪责在于“不能抗疏力争”，“且迎合权要之意”；而满人对于义和团则是“奉若神明”。另有“北京来函”亦云：“一月以来，京师胡同城闉，竟遍贴该匪百十字之咒，劝人行道，满人崇信颇笃。”[213]《拳乱纪闻》中甚至还有如此记载：“凡属满人，不分大小老少，均系义和团中之人，其腰间均束有红带以作伊党记号。”[214]此则材料节录于报刊，以“北京访事来电”为起首，流布于众，自然会进一步加强时人有关满人与义和团之间存在紧密关系的印象。可以说，在世人眼中，庚子之祸，虽起于义和团，但肇祸者实乃旗人。

其次，“此次旗人肇祸，受祸亦旗人最酷”。在叶昌炽看来，“此次兵祸，旗人职为厉阶，故各国视若仇雠，八旗子弟之隶兵籍者，妇人之旗装者，被祸尤酷”[215]。旗人被祸最惨的具体表现是，旗人向来所居之地“尽付焚如”，“八旗阀阅，无不自内达外，旷无人居”。高枏在日记中也特别提到这一点：“颂年言内城旗宅受害已极。”[216]《拳乱纪闻》所摘录的某报七月二十三日烟台来电云：“此时北京内外城所有满洲民人，全已逃遁无一存者。”[217]洪寿山《时事志略》之第二十四段“改旗充民”，对联军入城后旗人之畏祸心态亦有详尽描述：

旗民老少妇女，不敢粉饰妆容，素发挽簪鬓蓬松，形如逃荒人等。旗人不敢请安，要学民人打躬，若问尊驾贵何称，便把老姓答应。[218]

旗人之学民人，是“惟恐洋人知是旗人耳”。从这段材料可见，联军破城后，即使洋人没有明确地对“汉人”“旗人”进行区别对待，但至少在旗人心目中，存在着这种区别对待，并因而恐惧，从而殉国。

京师城破之时，“旗人多举火自焚，或阖室雉经，大约禁城之内，百家之中，所全不过十室”[219]。事后留京办事大臣昆冈等奉上谕详细确查矢志殉国、临难捐躯者。因为京城所有各旗员暨各衙门汉员是否在京，无从查问，昆冈采取“该殉节诸臣家属呈报名口数目，开单具奏”的方式，陆续将“在京各员及家属殉难清单”上奏行在。从庚子年九月十二日（1900年11月3日）第一次呈报，至辛丑年三月六日（1901年4月24日），短短半年便有十次“殉难清单”之呈报。此外，还有一些单独呈奏，如袁世凯之《呈请旌恤王懿荣事摺》、昆冈之《代奏副都统奕功阖家殉节事摺》、寿全之《为辅国公光裕坠井身死并代递遗摺事摺》等。尽管也有汉人殉国者，但庚子年的殉国者大多为旗人则毫无疑问。《庚辛纪事》曾如此叙述庚子殉难者：“祭酒王懿荣夫妇子妇，共投井死。主事王铁珊，祭酒熙元，及满官百余人，皆及难，是役满人死数千人。”[220]张之洞则于庚子年十一月十五日（1901年1月5日）致电李鸿章表示：“八旗殉节者，早已入奏，而汉员除王祭酒外尚未有闻，实是阙典。此举关系甚大，当蒙鉴察。”[221]

旗人殉国者更多，一方面如前文所述，乃恐惧洋人之报复；另一方面，或许是旗人的家国之感来得更为强烈一些。作为旗人中少有的“讲西学”者，宝廷之子寿富视联军破城、社稷成墟为“国破家亡”。作为好友，华学澜亲身经历了寿富之殉国：“伯茀送来信一纸，七绝三首，其尊甫竹坡老伯年谱奏议数包，嘱为守护，已有死之志。鸣西急往劝伊，少时归。余又到伊处婉劝，据云两宫虽无恙，而社稷为墟，目不忍视，其志甚坚。谈许久归。”[222]在致华学澜的信中，寿富写道：“大势已去，晚国破家亡，万无生理，老前辈如能奔赴行在，敢祈力为表明，晚死于此地此时，虽讲西学并未降敌，家人有不欲死者，尚祈量力照拂，如死亦听之。”[223]

临死之前，寿富念念不忘的是向朝廷表明其“虽讲西学并未降敌”。由此可知，往日守旧者视讲西学者为汉奸为叛国，的确给趋新士人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对义和团不抱好感的恽毓鼎曾在六月二日的日记中论述如何辨别传言之真伪：“大抵言之缓急，视乎人之壮馁。其深恨洋人、意气甚壮者，往往喜谈胜仗。其平日倚重彼族，不以开战为然，恇怯久以遣眷者，则必张皇敌人，幸灾乐祸，冀京师之危，以实其向日之说。”[224]言下之意，恽毓鼎显然对于“不以开战为然”的趋新士人更多鄙视与不屑。而这种鄙视与不屑是以断然否定趋新士人的家国情怀为前提。高枏听闻“某侍御以未出城者皆汉奸”，愤愤然表示：“然则城内如昆、敬、崇、礼、溥，城外未走者尚多，皆汉奸乎。王伯唐不喜洋，最恨团，而毅然自尽，将何以评定。”[225]一句汉奸引发高枏的如此愤怒，以及寿富殉国之前的谆谆嘱咐，表明寿富等趋新士人内心深处都很难容忍他人对自己家国情怀的怀疑与否定。

殉国当然是京官或士人家国情怀的极致表现。但对于汉人京官而言，殉国又不仅仅是因为家国之感，更有来自传统文化的召唤。例如，对于宋承庠而言，“既读圣贤书，惟有捐躯报国而已”；对于王铁珊，亦是如此：“读书所学何事，一旦时势至此，不能出死力与敌相持，已负朝廷而愧学问。若更引身远避，自问何以为人？且在京为大清之官，在籍践大清之土，国若不保，家将属谁？”[226]在这些汉人京官眼中，殉国乃是国破之时读书人的本分。因为殉国，他们既实现了对清王朝的大义，也实现了对圣贤书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忠诚。

事实上，那些不曾殉国的汉人京官在庚子国变中亦不时流露出浓郁的家国情怀。恽毓鼎在闰八月六日的日记中写道：“大清门至午门，重门洞开，驰车出入；美督住社稷坛，贸易者皆乘车直入。余每过之，伤心惨目，饬仆夫让绕石栏外行，不敢踰越尺寸也。”[227]很少在日记中有情绪表达的华学澜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有类似记载：“在前门雇车，由正阳门直入大清门，外国虽不禁止，终属中国禁地，臣子何敢废礼。无如暂雇车夫不受约束，禁之不可，闭目低首，心犹惴焉。”[228]常在日记中流露出南北满汉之见的叶昌炽在十一月六日的日记中亦有如此记载：“由东西长安门穿驰道而过，端门洞开，各国兵弁车马纷驰不绝，小臣非敢陨越，御者趋捷径如鹜，虽禁之亦不从也。各处宫墙，往往开一便窦，任人出入，冯轼长叹。”[229]虽然只是门禁，但代表的是国家礼制，因此对于身为大清臣子的恽毓鼎、华学澜和叶昌炽而言，过禁门即是逾越礼法。因为京城为联军所占，往日的礼法秩序皆**然无存，过禁门在平民百姓眼中也许无足轻重，但在饱读诗书的恽毓鼎等京官眼中，却是足以引发家国之感的惊心之举。

事实上，因为庚子时期的中国仍是一个君主礼制国家，所以京官士人的家国情怀也多寄托于宗社礼制及君主身上。七月二十七日，尚无留守名义的昆冈等留守京官与赫德会晤，表示“目前最急者，保护宗庙社稷、东西两陵以及禁城以里大内各地方，均为最要。其次则百万生民性命”；庆亲王奕劻与赫德首次会晤，“发议之始，先以保护宗庙、社稷、东西陵寝、大内宫殿等处，以及绥辑官民，弹压地面，均为目前要义”；徐郙等南城汉人京官联衔请安折亦以“宗庙宫廷，安然无恙”为幸，并据此判断洋人“惟志在和约，以逞其要求”。[230]寿富殉国的理由也是“两宫虽无恙，而社稷为墟，目不忍视”，后华学澜“闻昨晚大火并非大内，系朝阳门楼及各仓，急令鸣西告知伯茀，宗社未动，尚可缓须臾无死”。[231]八月四日，各国公使及八国联军部分队伍由昆冈等陪同入大内“瞻仰”宫廷。在高枏看来，“兵队入宫，为灭国之礼”，“各国到此，有瓜分之意”，“若魏晋六朝之事将毕见于一朝”，“晦若先生甚忧之，芸子所忧更甚”，“石孙亦以为然”。[232]马勇在其著作中则认为：“联军的这一举动既有战胜清王朝的象征意义，又为将要进行的议和谈判留有足够的余地。”[233]这是研究者的事后论述，对于身处其时的京官士人们而言，有关宗社的一举一动都能引发他们的家国之忧。

据《恽毓鼎庚子日记》所载，宋承庠“以耻插白旗死”，寿富殉国最终也是“以耻悬白旗死”。[234]当然，更多京官选择了插白旗，《高枏日记》七月二十三日载：“乔宅亦插白旗，擦去街条门对。”[235]华学澜家遭劫，洋兵“濒行，留白旗一，上书洋字，悬之门首”；“颐菊泉在门首执白布，上书洋字，云悬之门首，即可保护。书庵在街上亦云然。鸣西即往寻一样来，照书悬之。又写数块分送邻家”；“蒋梅生来访酌升，余亦见之，谈许久。梅生向在大学堂，通洋文，见余门首旗字，以为无用，为另写一旗”。[236]仲芳氏在《庚子记事》中对此亦有详细记载：“各国既定分界，凡在界内之铺户住户，不拘贫富，各于门前插白布旗一面。居住某国地界，旗上即用洋文书写‘大某国顺民’。又有用汉文写‘不晓语言，平心恭敬’贴于门前者。”[237]由此可知，悬挂白旗在当时的京城是一个普遍行为。高枏在日记中记载了乔树枏之“插白旗”，对自己有无插白旗却只字不提；同样，恽毓鼎在日记中记载了宋承庠、寿富因耻悬白旗而殉国，而对于自己是否插白旗亦只字不提；只有华学澜对于自己插白旗的行为进行了详细记载。

高枏、恽毓鼎有无插白旗，我们已无法得知，所以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一种是有插白旗，但耻于在日记中提及；另一种是在绝大多数人都插白旗的情况下，坚持不插白旗，刚好也无事。不论何种情况，都可以让人感到，高枏、恽毓鼎均视插白旗为耻。华学澜对于插白旗毫不避讳，或许在他看来，插白旗与否，无所谓耻辱与不耻辱，因为这不过是一种生存策略，无关国家宗社之安危。相对于插白旗与否，他更看重的是禁门洞开所象征的朝廷礼制被践踏，从而“闭目低首，心犹惴焉”。相对而言，洪寿山《时事志略》对插白旗的行为进行了区分：

二十一日，大小街巷门前，俱插白旗，上书“大日本帝国顺民”字样，我等小民，所当然也。自古以来，民顺天命，今亦然也。惟旗人与民不同耳。今我国大清未灭，偶然都城失守，而大小旗户，以及官宅府第，亦插白旗而从日本，殊属可笑可耻。[238]

洪寿山将旗人、京官与一般平民分开，划作一类，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民间在此问题上的普遍看法，也说明了旗人、京官与清王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紧密关系。所以一些京官尽管在庚子国变上存在着明显的满汉之见，认为旗人乃肇祸之尤，但面对联军入城、山河破碎的局面，这些京官的家国之痛并不轻于旗人。城破之时，避难于昌平的叶昌炽在八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完整抄录了日本人招商运货及弹压地面的告示：

大日本军事警务长官柴，为明白剀切晓谕事。照得国以民为重，民以食为天，尔号即须速为购买粮食，以便民生。本长官恐有不法之徒，从中滋事，特派兵周流以查，为尔号保护。如有持有粮食之户，以粮食卖尔，尔须收买，不得推诿，买了即将其粮米转卖与小民，以便周转。此事尔号务与持平交易，总以便民为主，不得恃强居奇，本长官实深厚望焉。大日本明治三十三年八月。

叶昌炽之所以在日记中完整记录这份告示，想必是该告示予叶昌炽以深刻触动。在这份告示中，日本人以中国民众“长官”的身份发布告示，表示要派兵保护中国民众正常的经商贸易，最后的日期落款使用的也是日本明治年号。因而，叶昌炽悲叹：“嗟乎！‘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家国同悲，可为痛哭。”[239]

[1]陈陆辑：《拳变系日要录》，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四辑，第336号，69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2]以往对于庚子国变的研究，往往以“义和团运动”来指代和概括，有时也会加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而关于“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研究，一直以来是海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其成果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丝毫不为过。中国义和团研究会曾在2000年出版《义和团研究一百年》一书，对义和团运动的百年研究状况进行总结与述评，其中“百年论著目录”便有近500页的篇幅。有关义和团运动的方方面面，如义和团的起源、义和团运动的发展过程、义和团思想意识与社会心态、义和团运动与近代社会关系、义和团与清政府及其他派别关系、义和团时期中外关系、义和团时期列强军事侵略、东南互保以及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等，大都进行了充分而细致的研究与探讨。参见苏位智、刘天路主编：《义和团研究一百年》（济南，齐鲁书社，2000）。值得注意的是，最近二十年来国内学界对于庚子国变时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开始关注，如张鸣的《世纪末的看客》、胡成的《可是活着那就更好了》和《殖民暴力与顺民旗下的灰色生存》等文章。这些文章主要利用《王大点庚子日记》、仲芳氏《庚子记事》、《恽毓鼎庚子日记》以及《义和团史料》中一些比较私人化的记录，叙述了普通人眼中的庚子国变。这是一个与以往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宏大叙事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看到的都是小人物在庚子国变中的生活与感受。这一点也正是本书所关注的，不过本书关注的对象更为集中，即主要是留守京官在庚子国变中的生活与感受。参见张鸣：《世纪末的看客》，载《读书》，1999（5）；胡成：《可是活着那就更好了》，载《读书》，1999（10）；胡成：《殖民暴力与顺民旗下的灰色生存》，载《读书》，2004（3）。另外，日本学者田中辰宜于2006年发表的《义和团事件时期北京的南人》一文，利用《申报》《中外日报》和《新闻报》等报刊上的相关资料，对庚子年间寓京南省人士的居住状况、职业状况和逃难状况进行了一番梳理。田中论文所利用的资料，主要是一些被中国救济善会、东南济急善会援救回南的难民的名单，因而与本书所要论述的庚子救援行动关系颇为密切，只不过田中利用这些资料主要是来探索和建构义和团时期居住于北京的“南人”群体的基本状况，对于庚子救援行动本身并不涉及。参见［日］田中辰宜：《义和团事件时期北京的南人》，载《史泉》，第104号，2006。

[3]黄濬：《〈庚子秋词〉故实》，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册，414～416页，北京，中华书局，2013。

[4]马大勇：《留得悲秋残影在：论〈庚子秋词〉》，载《求是学刊》，2013（1）。

[5]目前学界对于庚子国变时期的京官已有不少研究，如郭道平的博士论文《庚子事变的书写与记忆》对陈夔龙、翰林群体以及顽固派京官的关注和探讨。以陈夔龙为例，郭文关注的重心是陈夔龙的人生轨迹在庚子以后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由此透视类似社会群体所受到的庚子事变带来的影响，以及由于这一影响而导致的坐言起行的转变历程。庚子国变可谓陈夔龙仕途转折的关键节点，此前的人生阶段，被陈夔龙称之为“沉滞时代”，此后十余年虽被其命名为“忧患时代”，但正是在此期间陈夔龙从顺天府尹一直做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仕途之顺之显赫，与“沉滞时代”可谓天渊之别。陈夔龙在庚子国变期间的人生经历，就成了解释他一生命运转折的关键。郭文以陈夔龙的自述为线索，对其在庚子国变时期的活动进行了详尽叙述，而陈夔龙作为庚子国变时期的顺天府尹，后又作为唯一的汉大臣被任命为八位留京办事大臣之一，不但亲身经历了庚子国变的整个过程，也全程参与了解决庚子国变的各项善后工作。陈夔龙在庚子国变期间的作为，充分展示了自身的才干，为其日后的宦途显达奠定了基础，而这段经历也成为“陈氏最感骄傲的话题”。参见郭道平：《庚子事变的书写与记忆》，71～100页，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1。还有两篇完成于2016年的硕士论文，均聚焦于庚子国变期间的陈璧。陈璧作为留守京官，在庚子国变期间由巡视中城御史升至顺天府尹，对于北京城在庚子国变中从失序到重建秩序这一过程，不但亲身经历，也是重要的主持者，因而聚焦于陈璧研究，实际上也就是致力于庚子国变及其后北京城的社会治理研究。参见毛树华：《庚子事变后陈璧对北京城的恢复》，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6；孙丽丹：《义和团时期的陈璧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16。另外，文学领域对于庚子诗词的研究，如李晓涛的《清代蒙古族诗人延清及其〈庚子都门纪事诗〉》（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师范大学，2006）、周振荣的《事核词哀，独抒衷爱——延清〈庚子都门纪事诗〉考评》（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7）、陈正平的《〈庚子秋词〉研究》（龚鹏程主编：《古典诗歌研究汇刊》第四辑第18册，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卓清芬的《王鹏运等〈庚子秋词〉在“词史”上的意义》［《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陈尤欣的《〈庚子秋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2）等论文或著作，或多或少都要涉及这些诗词作者（大多是留守京官）进行创作时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心态、思想等方面。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都集中在某一部作品上，尤以《庚子秋词》相关研究最为集中。还有学者从历史的角度对《庚子事变文学集》中的“国变众生相”进行探讨，其中包括“两宫”“官员”“洋人”“义和团”等章节，参见欧轶松：《文学中的国变众生相——基于阿英〈庚子事变文学集〉的探讨》，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3。上述研究多聚焦于某一位京官，如陈夔龙、陈璧，或京官某一方面的活动，如吟诗作词，缺乏对留守京官群体日常生活世界的整体关照。

[6]目前学界对庚子年间北京城的相关研究也有不少，如路云亭对庚子年间北京演剧业的研究［《庚子剧坛——清光绪二十六年北京的演剧业》，载《民俗研究》，2008（3），139～155页］，滕德永对八国联军占领期间安民公所相关情况的探讨［《安民公所与北京近代环卫事业的起步》，载《北京社会科学》，2012（2），88～93页］，张建斌以“四恒”钱庄为中心对庚子国变期间北京金融汇兑状况的考述［《晚清政府的一次救市——以“庚子之变”中“四恒”钱庄为中心的考述》，载《北京史学论丛（2015）》］等；再如郭道平博士论文对正阳门、翰林院的庚子劫难及其意义的深入阐发，对八国联军在北京城的统治及民众对于联军统治印象的细致入微的分析和论述（《庚子事变的书写与记忆》，189～227、315～332页）等。此外，贾琳《庚子事变中的北京城》（王岗主编：《北京历史文化研究》，349～3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一文，通过“两宫出逃路线考”“京城：攻占与开献”“京官：走与留”和“天气：晴与阴”四个方面，考察了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当天，北京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北京城中活动的人群包括两宫、京官和普通百姓如何应对这一事变；周增光《庚子事变前后北京的社会救济与政府行为》（王岗主编：《北京历史文化研究》，373～383页）一文，则对清政府在庚子事变前后进行的诸如“拨仓米平粜、提前发放旗民钱粮、稳定钱庄票号以稳定市面，以及开设粥厂施粥、发放棉衣裤以赈济贫民”等救济活动进行了一番梳理，表示不能简单地认为清廷在这一时期的社会救济中缺位。上述研究大多专注于某一行业、某一机构、某一时刻、某一现象和某一领域，因而很难让我们对庚子国变期间整个京城的社会秩序及其演变过程有一个清晰而准确的把握。

[7]陈捷：《义和团运动史》，30～35、122～126页。

[8]陈功甫编：《义和团运动与辛丑和约》，13～17、34～3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9]金家瑞：《义和团运动》，137～142页。

[10]廖一中、李德征、张旋如等编：《义和团运动史》，335～346页。

[11]马勇：《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422～423页。

[12]［美］何伟亚：《道德话语：1900—1901年对北京的劫掠》，载《历史研究》，2002（5）。有关这一主题的探讨，何伟亚在其专著《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中有着更为详尽的论述。除此之外，本·米德顿《帝国的丑闻：华北的抢掠和日本的公共空间》和刘易斯·伯恩斯坦《沦陷之后：外国占领下的天津，1900—1902》等论文，也是专门探讨八国联军占领京津后的在华抢劫及其所引发的道德辩论。这些论文都被收在2007年出版的《拳民、中国与世界》一书中，被认为是“西方义和团研究的新趋势”。参见姚斌：《西方义和团研究的新趋势——评〈拳民、中国与世界〉》，载《清史研究》，2012（2）。

[13]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52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14]陈功甫编：《义和团运动与辛丑和约》，13页。

[15]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12页。

[16]祁龙威：《关于〈庚子国变记〉的作者李希圣——读义和团运动史札记》，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2（1）。

[17]翦伯赞：《义和团书目解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548页。

[18]《石涛山人见闻志》，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