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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帅款与奕劻的庚子救援02（第1页）

二、“三帅款”与奕劻的庚子救援02

[108]《致谢江浙诸大善士赈款》，载《申报》，光绪十一年六月十日。

[109]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332页。

[110]《复设赈所》，载《申报》，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十日。

[111]《振捐汇志》，载《申报》，光绪十九年正月十九日；《广肇公所协赈所清单》，载《申报》，光绪十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广肇公所内顺直协赈所清单》，载《申报》，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收解清单》，载《申报》，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敬谢分施》，载《申报》，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等；《电请筹赈》，载《申报》，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谨将本公所筹赈广西捐数第三批汇项银两各宝号善士芳名刊列报端以倡善举其余容俟续录》，载《申报》，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等。

[112]参见易恵莉：《郑观应评传》，214～232页。

[113]《致上海广肇公所董事韦、陈、梁、唐诸君书》，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1139页。作为东南济急善会的主持者之一，郑观应在信里将中国救济善会与东南济急善会混为一谈，颇令人费解。

[114]《济急第四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一日。

[115]《济急第五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五日。东南济急善会在第八号公函中有过再次说明：“广帮先有一万元托汇，第四号信据该帮公函声叙，信已封发，刘吉六等又将此万元自行携往再托汇，第五号信随即声明作为罢论，应请查照。”见《济急第八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

[116]即小田切万寿之助。郑观应与小田切私谊颇笃，二人曾于戊戌前后在沪共建上海亚细亚协会，庚子年间由于轮船招商局“换旗”等事，互动更为密切。参见戴海斌：《再论“东南互保”时期的郑观应》，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

[117]《致上海救济善会陆君纯伯、潘君赤文书》，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1139～1140页。

[118]《盛宣怀致唐廷枢函》，见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八《轮船招商局》，23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19]郑观应：《致督办开平矿务局张燕谋京卿书》，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972页。

[120]原书有误，应为“陶斋”，指郑观应。

[121]《刘光廉、吴大铨致徐润等函》，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351页。

[122]陆树藩：《救济日记》，1a～4a页，上海，上海图书馆藏光绪庚子仲冬石印本。

[123]《济急善会第三号京函济急善局施子英录》，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124]凤冈及门弟子编：《民国梁燕孙先生士诒年谱》，45页。

[125]前文曾述刘光廉等由津入京，“初二日由津起行，初七日抵京”，花了五天；陆树藩一行人由津进京则是九月二十三日由津起行，九月二十九日进京，共花了六天；后来陆树藩护送“被难官商二百余人”由京至津，于十月十日起行，十月十三日到达天津，共花了三天。参见陆树藩：《救济日记》，13b～15a、19b～20b页。

[126]《济急善会接第四号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三十日。

[127]陆树藩：《救济日记》，6b页。

[128]陆树藩：《救济日记》，13a页。

[129]《同庆生还》，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130]《幸获生还》，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一日。

[131]先是杨文骏致电济急善会，要求上海方面“速派两火轮”到津接人；后是济急善会复电表示，“适公平、安平两船在津，自即可趁此两船来沪”。参见《济急三电》，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九日；《济急第九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132]《陆纯伯部郎致上海救济善会第四次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133]《来函照登》，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二日。

[134]《救济善会纪事》，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135]《来函照登》，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二日；《解款声明》，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三日。

[136]《济急第三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三日。

[137]《济急第一次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138]《济急善会接第四号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三十日。

[139]《济急第九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140]《济急善会第三号京函济急善局施子英录》，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