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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刘鹗与庚子平粜（第1页）

二、刘鹗与庚子平粜

陆树藩返沪之时，将京局之事则托付给刘鹗[202]。刘鹗，字铁云，江苏丹徒人，以《老残游记》《铁云藏龟》著称于世。学界关于刘鹗的研究十分丰富，成果主要集中于刘鹗的文学成就。在刘鹗庚子救济一事上，学界也有不少成果。[203]学者们关注刘鹗的庚子救济，主要是因为该事件与刘鹗的死因或有关系。这一说法首先来自于罗振玉的《五十日梦痕录》：

适太仓为俄军所据，欧人不食米，君请于俄军以贱价尽得之，粜诸民，民赖以安。君平生之所以惠于人者，实在此事。而数年后，柄臣某乃以私售仓粟罪君，致流新疆死矣。[204]

后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引用该说法，“并且为众多的著述所沿袭”，于是此说成为刘鹗致祸原因流传最广的说法。[205]刘鹗以绅士身份参与庚子救援，购米平粜并因此获罪，遭清政府流放新疆，并最终死于新疆。借刘鹗庚子平粜，或可得窥官绅之间的另一面相。

据刘鹗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刊登于《中外日报》的《捐款声明》所言：“时值陆纯翁到京，云，日下掩埋、平粜二事皆不可缓，公何不为之！仆以无款对。陆云，焦君处捐款甚多，可取用也。遂电商焦君云，约需款两万金。后由焦君如数汇到。于是掩埋、平粜、施医各局及时并举。又以千元创设东文学堂。及辛丑二月，款罄之后，接焦君来函云，此两万金中有救济金一万，焦君经手一万，名仆迅即归还。”[206]再据《救济文牍》所载刘鹗来函：“掩埋、平粜两事，原系阁下创议发端。故初办时，禀合肥相国，已申明系阁下之意。后因叠闻贵会款项支绌，无力兼顾，而事已不能中止，故电致义善源焦乐翁，筹借款项，照常生息，由弟归还。”[207]由此可知，在陆树藩进京前，刘鹗尚未开办平粜。陆树藩于十月十日出京，上海救济善会于十月十一日接到京局来电：“北京粮价日昂，急需平粜，乞筹借两万金电汇来。”同日救济善会沪局致津局电：“各处托汇信款，倘已解齐，则沪余银五千如需用，由隆顺电汇。接京局电，需银米平粜，速分援。”[208]刘鹗十月十一日京电与刘鹗“捐款声明”可互相印证，在陆树藩的嘱咐下，刘鹗很快便将平粜事宜付诸实践。

救济善会沪局接到京局“筹借两万金电汇来”的电报后，立即多方筹款。见于《申报》的筹款信息便有：十月二十日，“日前接京局电音谓，都中米价日昂，急需平粜，嘱即垫解巨款，以应要需。言词恳切，无异秦庭之哭。敝同人正在筹划之际，忽蒙省过轩大善士慨垫规元三千两、宝益堂大善士慨垫规元一千两、慎余堂慨垫规元一千两，本善会同人又勉垫规元一万两，合共规元一万五千两，又代各处汇信款二千两，即日均由道胜银行汇解至京，以济燃眉之急”[209]；十月二十一日，“苏州倪锡畴翁以京师米价日昂，急需平粜，筹垫规元一千两，又西湖主人借垫一千两，嘱即汇解，以资接济”[210]；十月二十二日，“天顺祥陈润夫翁，敝善会同志也，念北京平粜需款甚急，特借垫规元二千两，嘱即汇往都中以资挹注”[211]等。同时，沪局还致电济宁分局表示，如有余银，“仍乞汇回，以应铁翁京办平粜急需”[212]。从十月二十日到二十二日这3天的《申报》信息来看，救济善会沪局很快便向京局汇去的平粜款项，至少达到一万九千两。十一月一日，救济善会沪局接京局电云：“平粜城外两局，日售零米四千余斤，城内两局初四开。”[213]即京局平粜在庚子年十一月前后，便已经开办。十一月九日，沪局接京电云：“平粜成本三万，弟垫一万，沪垫二万。”[214]刘鹗自垫一万，恐系借华俄、汇丰之款。[215]阿英认为：“所谓华俄、汇丰之款，当系太仓粟价。”[216]

据刘鹗之子刘大绅言：“京人士乏食，先君知外军挟愤而来，必多糜烂。因使署多己之旧好，欲调护无辜，乃尽斥鬻所有，购米北上办赈，并设平粜局，抑人操纵。因此遂又恶杭人沈某、甬人洪某。其后米匮，方谋续运，适俄军欲用所踞大仓之屋，拟举仓储粟尽焚之，事为先君所闻，联合同时他人所办赈助机关，集资挽张某为介，尽购其米，都人士赖以不饥。”在该文自注中，刘大绅又言：“庚子变时，海运断绝，京粮不继，商人亦以乱未敉定，相率裹足，仓储又为外军所据，于是人皆乏食”，“迨先君平粜局创始，好善者继起，由津至平，定分区之约，各供给一区，且粜且赈，都人乃有生路。初犹因运粮有数，海口冰封，继载为难，每人每家均有限制。及太仓米出，始足济急需”。[217]显然，刘大绅所言刘鹗“尽斥鬻所有，购米北上办赈”有误，据前文刘鹗自述及救济善会京沪两局电报往来均可证明，刘鹗设局平粜乃庚子年十一月前后之事，距刘鹗北上之时已将近两月。

刘鹗之孙刘蕙孙根据刘大绅所言“海口冰封”一语，判断刘鹗购买仓米的时间是在辛丑年；同时根据刘鹗《辛丑日记》五月三十日所记“高子谷来，仓事清单携到”一语，更将购买仓米的时间锁定在辛丑年四五月间。对于刘鹗购买仓米之事，刘蕙孙因自小耳闻而有更为详细地记录。“有宁波人张姓者，充俄军翻译，来告铁云先生说：‘俄军要用大仓（应为“太仓”，笔者注）仓房，仓米无处可移，打算全部烧毁，你们既然缺粮，何不买来，岂非两全其美？’先生怕财力不足。张某说：‘他们本来是打算烧的，你能有多少钱？我去试着商量商量。’先生就拿出全部存款三万余两，换得全部大仓（应为“太仓”，笔者注）的存米，继续平粜。”[218]

刘蕙孙所言“三万余两”，与刘鹗电文所言“平粜成本三万”，或可互证。不过，在购米时间上，二者差异较大。实际上，刘大绅“海口冰封”一语恰恰表明，购米时间当在庚子年。救济善会之所以在庚子年十月中旬中止运送被难官商回南，正是因为“各处冰冻，难民无从渡海”[219]。陆树藩本人于庚子年十月十九日（1900年12月10日）乘轮船返沪之时，“行未数里，冰结甚厚，约有尺许，停轮守候”[220]。另据《申报》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五日（1901年4月3日）所载“救济要电”，救济善会新一轮的援救被难官商回南行动已经开始。如果刘鹗购买仓米的时间在辛丑年四五月间，则与“海口冰封”大致在庚子年十一月、十二月和辛丑年一月相矛盾。且辛丑年四五月间，不但海运无阻，联军也大致要从京城撤离，所谓“俄军欲用所踞大仓（应为“太仓”，笔者注）之屋”的说法也无法成立。又据《申报》辛丑年一月十三日（1901年3月3日）《京师纪事》载：“俄人施放禄米仓余米。”[221]可知，刘鹗购太仓米当为庚子年底辛丑年初之事。

对于刘鹗究竟是否因为“私售仓粟”而获罪，历来说法不一。罗振玉、鲁迅持这种看法，胡适在《〈老残游记〉序》中也持这种看法：“太仓米的案子竟叫他受充军到新疆的刑罚。”[222]刘鹗之子刘大绅也持这种看法：“然而不意此一事（即购米赈济，笔者注），遂为先君后来获谴主因也。”[223]阿英通过《救济文牍》与《救济日记》上的资料，考察了刘鹗庚子赈济的整个过程后，认为“铁云之死，其主因并不在此”，“所谓售太仓粟的罪案，不过是借词而已”，“真正的原因，还是由于当时权臣，如端方辈和他之间的矛盾，不过以此为借口而已”。[224]刘德隆认为阿英的“这种分析”，“是很有道理的”。[225]吴振清在列举了上述诸种看法后，也认为“庚子年私售太仓粟，并非1908年被捕流放的原因”[226]。

蒋逸雪《刘鹗年谱》附录了与刘鹗被捕有关的五件“端方与袁世凯及外务部往还电”，其中第二件列举了刘鹗的三项罪名，第二项是：“庚子之乱，伊更名在京，勾结外人，盗卖仓米。”[227]汪叔子在《近代史上一大疑狱：刘鹗被捕流放案试析》一文中，将“清廷外务部关于捕拿刘鹗之收发文电”共17件按日期编列，梳理“刘鹗被捕及押往新疆情形”。其中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1908年7月17日），“外务部发急电致端方”，列述刘鹗三大罪状，其二便是“庚子盗卖仓米”；六月二十二日，“外务部上奏折，附片专陈刘鹗罪状”，“列举戊戌矿、庚子米、上年盐三款”。[228]据此可知，“庚子盗卖仓米”作为清廷流放刘鹗于新疆的罪名之一，是毫无疑问的。至于阿英等认为，“庚子盗卖仓米”不过是“借词”而已，是意欲探询导致刘鹗被捕流放的真正原因。[229]

联军占据京城时，与各国商议购仓米以平粜者大有人在。庚子年闰八月一日（1900年9月24日），赫德曾致函庆亲王言：“刻闻某仓内存有上中下三色米约一万万斤，按照一百六十斤为一石，核计约有六十余万石，若中国现欲赎回，可按每三百五十斤付洋银六元三角，则每石约银二两余，约共合银一百二十万两，可分四季归清，每三个月付银三十余万两，惟头批银必须先付。目前复见恽大人，已将此事情形面请转禀王爷，昨由恽大人遣同文馆生徐文志来称，王爷愿照办理，应付之银，保定府库内尚有存款即可拨用云云。惟此巨款仍须由汇丰经手，不若由王爷特派一人或恽大人或他员专为经理。至总税务司帮同料理一节，亦须由王爷特备札文交下，以凭与汇丰商办一切，令知还款实有着落，且此事必须于初五日以前付信，若初五日无确信，则此项米石即早定转卖他人矣。”[230]信中所谓“恽大人”即恽毓鼎，在其庚子日记中，对此事亦有详细记录。[231]

又据《申报》十二月六日《仁浆惠普》所载：“兵乱以来，小民谋食维艰，嗷嗷中泽。迨李爵相入都后，与日本大臣商订开仓平粜，分设数局于东四牌楼、六条胡同曁朝阳门外。老米定价每石银二两五钱，无论自食、转售，任民之便，米价因之大减。”[232]此事有时人日记作为印证，如仲芳氏《庚子记事》九月二日所记：“米面杂粮，各乡镇店亦多贩运进京。又兼日本开仓平粜，粮价比较上月有减无增，似无绝粒之虞。”[233]再如高枏闰八月二十四日所记：“石孙以日界老米价甚贱，约同买。”[234]杨文骏在九月初致盛宣怀等的电报亦可佐证：“日本放仓米平粜，每石二两五。”[235]同是从洋兵手中购买仓米，同样也是平粜，奕劻与李鸿章以权臣身份主持其事，乃分内之事；而刘鹗以绅士身份参与其事，则成为其获罪的“借口”。“私售太仓粟”能堂而皇之地成为刘鹗的罪状之一，根本原因在于清廷官员对于刘鹗越过官绅之界而揽官员之事的不满。

庚子年间的北京，还有一件与此颇为类似的纠纷，即中城御史陈璧与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之间关于“协巡公所”权限的争执。当两宫西狩，联军入城，整个北京城陷入混乱无序的无政府状态时，一些并无管理地方之责的京官或士绅纷纷成立公所，“与洋官通融联络”，维持社会秩序。当时，联军在北京实行分区占领，恽毓鼎所办理的协巡公所，管理“前三门外地面”，同时该地面也是时任中城御史的陈璧例应管辖之地。随着局势逐渐稳定，“五城业已设立办事公所”，在陈璧看来，正是“地方官办事之权”逐渐收回之时，恽毓鼎却向时任全权大臣的庆亲王提出，“五城虽设公所，官权未复，窒碍仍多，再四筹维，只可仍寄官于绅”，并请求“委毓鼎督办冬防”，“所有稽查委员令毓鼎自行札派”。针对恽毓鼎的请求，陈璧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将五城一切应办事宜，统归该学士办理也”，认为“现在洋兵虽尚未退，地方官自有应办之事，应以渐复官权为第一要义”，并指出“若如该学士所咨，一切事宜均归绅士办理，是洋人并未尽掣我肘，而我自行撤去官权”。[236]最终在陈璧的坚持下，恽毓鼎等五城绅董所创办的协巡公所、安民公所、华捕局等绅董公所的权力无法进一步扩张，且随着官权的一步步恢复而被裁撤。[237]庚子年间，当联军入城后，官府的权力几乎**然无存。许多本来应该由官员办理的事情转而由绅士经手，这在非常时期实属正常，但在正常情况下又足够治人以罪。当官权处处受限时，对于绅士的越界行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一旦官权得到恢复，绅士曾经的越界之举则随时可能成为获罪的借口。

[1]陆树藩：《救济日记》，1a页。

[2]《津局办理章程》，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一，4b～6b页。该章程原文中涉及人数处空缺。

[3]《陆纯伯部郎致救济善会同人书》，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五日。

[4]《救济善会京津办事人员名单》，载《中外日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十九日。

[5]参见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孙迎祥：《严复年谱》，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严家理：《严复先生及其家庭》，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福建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室编：《福建文史资料》第5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6]欧阳英、陈衍：《闽侯县志》（民国二十二年刊本），418页，福州，闽侯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5；桑兵：《陈季同述论》，载《近代史研究》，1999（4）；桑兵：《沟通欧洲汉学的先进——陈季同述论》，见《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101～10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7]陆树藩：《救济日记》，13b页。

[8]雍鼎臣：《军火买办雍剑秋》，见《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精选》第3册，518～520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9]参见苏州市传统文化研究会编：《传统文化研究》第19辑，420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12；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19辑，430、43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五《中国通商银行》，299页；沈庆年主编：《古村遗韵：苏州市控制保护古村落寻踪》，262页，上海，文汇出版社，2012。

[10]又据雍剑秋之子雍鼎臣言：“上海所谓慈善团体的成员，在北京、天津活动时，并无薪金，每人每月支车马费一百两银子。”参见雍鼎臣：《军火买办雍剑秋》，见《文史资料精选》第3册，518～520页。

[11]《本局告示》，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二，4b页。

[12]《谕各小工告示》，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二，5a页。

[13]《上海救济善会接陆纯伯部郎第二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三日。

[14]《塘沽轮次告被难南旋各士商并章程八条》，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一，6b～7b页。

[15]陆树藩：《救济日记》，3a～3b页。

[16]《上海救济善会接陆纯伯部郎第二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三日。

[17]陆树藩：《救济日记》，3b～4a页。

[18]该章程应为初稿，因为还要征求贝尔榜的意见，但章程大致内容应该就是如此，所以才会被陆树藩直接收入《救济文牍》。参见《与德医官贝尔榜拟定天津开办章程》，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一，12a～14a页。

[19]《致上海本会诸同人》，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23b页。

[20]为此，救济善会在天津《直报》上刊登告白：“本会到津设局数日以来，报名者已有二百余人，业由本会送往塘沽爱仁轮船先行转载回南，此后如有南省被难官商，仍向针市街火神庙报名，以便随时给票，附搭招商局便轮回沪。封河在即，幸勿迟延自误为盼。”参见《上直报告白》，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二，5b页。

[21]《陆纯伯部郎致上海救济善会第四次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驻津救济善会致上海总会第五号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