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第三 救援组织的善后（第2页）

[25]《任锡汾、施则敬致盛宣怀函》，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档案号：083754-1。

[26]《广劝沪上绅商致祭三忠灵榇启》，载《新闻报》，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五日，转引自彭淑庆：《分野与认同：清季东南社会对“浙江三忠”的祭奠活动述论》，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27]《三忠举襄记》，载《申报》，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一日。

[28]陆玉芹认为，清政府之所以杀“浙江三忠”，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许景澄、袁昶与东南督抚，尤其是张之洞关系密切：“许、袁，鄂督门生，诸王怒鄂督，故袁、许不免。”而袁、许被杀，“加剧了东南社会对朝廷的不满情绪”，反过来稳固了东南互保的成果。或许正因为如此，“浙江三忠”几乎被东南媒体塑造为东南利益在朝廷中央的“代言人”：“东南之绅商皆得庇于东南之约，然而东南督抚毅然决然显违廷意而毫无顾忌者，既有荣中堂密告宗旨，复有诸朝贵密通消息之故。”彭淑庆认为，“浙江三忠”彰显了浓郁的“浙江意识”，首先提出“浙江三忠”之说的徐琪“以同乡身份撰写祭文，通篇溢美之词，洋溢出作为浙江同乡的自豪感”。陆玉芹：《“浙江三忠”与义和团运动》，见《近代中国》第20辑，28～45页；彭淑庆：《分野与认同：清季东南社会对“浙江三忠”的祭奠活动述论》，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29]马骏昌、周新棠、阎荣贵、宋福祥：《北京邮史》，59页。

[30]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67～68页。

[31]《救济善会纪事》，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

[32]《寄信须知》，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四日。

[33]《满载而归》，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六日。

[34]《盛宣怀复恽祖翼函》，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388页。

[35]《盛宣怀致刘坤一、张之洞电》《盛宣怀致刘坤一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237、263页。

[36]邮电史编辑室编：《中国近代邮电史》，73页。

[37]《盛宣怀致张之洞电》，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349页。

[38]《济急善局得第二号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济急善会接第四号京函》，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三十日。

[39]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207～208页。

[40]《盛宣怀致陈淦函》，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档案号：023580。

[41]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61页。

[42]华学澜：《庚子日记》，见《庚子记事》，137、141页。

[43]美占区后又让出一部分地面归德国占领，仲芳氏家所在地面即先“为美国所管”，后“该归德国管辖”，因此“受二次荼毒”。见仲芳氏：《庚子记事》，《庚子记事》，37页。

[44]《照录总税务司赫德复函》，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496页。

[45]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350页。

[46]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89页。

[47]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79、189页。

[48]姜纬堂、彭望宁、彭望克编：《维新志士、爱国报人彭翼仲》，111页。

[49]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94页。

[50]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98页。

[51]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52～53页。

[52]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87页。

[53]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49页。

[54]参见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89、191、196页；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64～66页。

[55]《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69页。

[56]陈璧：《五城公牍汇存（选录）》，见近代史资料专刊《义和团史料》下册，706页。

[57]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177页。

[58]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