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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义赈与上海华人社会的整合（第2页）

[18]［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李荣昌等译，63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19]陶水木：《浙江籍买办的崛起及其影响》，载《历史教学》，1998（7）。该文还列举了一些因经营丝栈而成为买办的例子，如“吴少卿原是无锡成顺泰丝栈主，与洋行大班熟悉了，就被邀去当买办。怡成丝栈主徐棣山也因常有生意与怡和洋行大班交往，洋行约他合开丝厂并任买办。吴成和在上海开设吴成记丝号，‘经营丝业起家’，后任上海百利洋行买办”。

[20]［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63页。

[21]黄逸峰、郝延平、严中平、汪熙等人对“买办总收入”都曾有过估算，最少的也有“四亿两”。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169页。

[22]［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122页。

[23]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174页。

[24]在《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一书中，“薪金”占买办收入比重仅为8。3%，“对外贸易佣金”占30。3%，“私人经商收入”占50%。见［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129页。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一书中，“洋行买办薪金”占买办收入比重为17。6%，“一般商品贸易佣金及其他收益”占36。8%，“出口商品货价差额”占16。8%。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175页。

[25]［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123～124页；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232～233页。

[26]［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122页。

[27]李学功：《南浔现象——晚清民国江南市镇变迁研究》，147页。陈竹坪聚集的财富可能无法与“四象”相比，但其在上海丝业界的地位却非常高。“侨沪数十年，为丝业领袖，能通译西语，而出以诚笃，中西丝商倚之为长城。”转引自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251页。

[28]李学功：《南浔现象——晚清民国江南市镇变迁研究》，167页；方福祥：《近代上海湖州商帮的演变及其特征》，载《学术月刊》，2003（3）。

[29]参见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149～159、333页。据该著，义赈发起群体还包括郑观应，而郑之所以能够在“以江南善士为主导的义赈发起群体中占有一席之地，其间最重要的砝码就是其最晚到1872年便已与余治建立了极为深厚的交谊”。“余治是咸同以来‘江南善士圈’得以凸显的一个中心连接点”，李金镛、谢家福、严佑之、经元善均为余治门下弟子。所谓第一批义赈领袖主要是指谢家福、经元善等人。

[30]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332～333页。

[31]经元善：《沪上协赈公所溯源记》，见虞和平编：《经元善集》，327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32]李秋坪的高易公馆赈所，在光绪十七年十月底宣告撤止；陈竹坪的陈与昌丝栈赈所，在陈竹坪于光绪十五年去世后立即停止了活动；王松森则在上海文报局赈所于光绪十七年撤止后完全退出了义赈主持者的行列”。见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332、335～336页。

[33]捐纳出身而官至各部院司堂官者，亦大有人在。见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各部院小京官除捐纳者外，还有一项来源是各省“拔贡”，亦为“正途”。“拔贡”是各省学政每十二年“于全省每府学中所属秀才加以考试，取成绩最佳、学问最优者，拔取一人为拔贡生，贡入北京，再经朝考，分等第录用。取一等，以七品小京官用；二、三等，以知县用，分发各省。”见刘禺生：《世载堂杂忆》，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0。又据朱彭寿言：“本朝自乾嘉以来，得鼎甲者，其出身以内阁中书及各部小京官居多。”见朱彭寿：《旧典备征·安乐康平室随笔》，177～1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翁同龢即曾为“拔贡”。

[34]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7～8页，台北，学生书局，1966。

[35]如清初有关州县学额的规定：顺治四年定大县学额四十名，中县三十名，小县二十名；有关乡试中额的规定：顺治二年定顺天168名、江南163名、浙江107名、江西113名、湖广106名、福建105名、河南94名、山东90名、广东86名、四川84名、陕西、山西各79名、广西60名、云南54名、贵州40名。这些州县“学额”“乡试中额”，并不固定，此后屡有增减，既要要考虑到江南等科甲大省读书人众多而名额相对有限的一面，又要顾及到云贵等偏远省份虽读书人不多但也得有士子被选拔出来的一面。见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61～64页。

[36]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65页。该书还举台湾府为例：乾隆三年议准，台湾府“俟来京会试举人达十人以上时，给予名额。至道光三年会试，因台湾应试举人达十一人，故即钦定取中一人”。

[37]胡思敬：《国闻备乘》，14～1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据该书言：“庚子以后，各省昭信股票悉准报捐，辗转鬻贩，值遂大贱。由监生捐一主事，买票不过千余金，而结费有达二千者，过于捐数几倍。”

[38]龙顾山人：《十朝诗乘》，393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又据该书言：“光绪末，秦晋赈捐例开，捐生纷集，印结费顿裕，于是例不出结之翰詹科道及小京官，亦群议抽成，号曰‘津贴’。”

[39]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47页，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70。张德昌此书主要是通过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来剖析京官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经济生活。李慈铭也是靠捐纳“自同治二年入户部学习行走”，在光绪六年中进士前，其官职收入“每年只有养廉一项”，“养廉收入最多的一年是光绪二年，为数四十三两七钱；最少的时候，是同治二年、三年，每年仅得八两八钱”；在印结银上，“以他这样一个末员，每年所得的数目，最少时是一百十八两，最多时达三百八十六两”。即使李慈铭中进士后，“奉旨以五品即用”，而“五品全俸”一年为一百六十两，大多数时候仍不及印结银。

[40]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一辑，第406号，185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41]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一辑，第406号，112～113页。该书言：“缘汉人得科名綦难，知遇之感，终身不忘，年节必公宴老师，且送酒席于师母，三节皆往拜节，且有节敬，门生外放，岁有炭敬。师有过，则规劝，未见有相奏参者。有清一代，师生之谊独厚，此亦科名之佳事也。”

[42]刘体智：《异辞录》，65页。

[43]胡思敬：《国闻备乘》，20页。

[44]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4册，1513～1514页。据该书，此事还有一插曲：余上华，“其先固鄂人，与巡抚论乡谊，交颇呢”，得陕绅公函则语诸人曰：“绅士与大吏讧，言官更劾大吏，是愈激之怒也。万一击之不中，彼将更肆虐，如之何？宁少缓焉，吾先以私书为之调停，苟彼知惧而悔，又何必深责乎。”“众韪其言，从之。”余上华“亟驰书陕抚，并钞寄陕绅原函，陕抚得书，疏参陕绅把持公事，胁制官吏，移熟作荒，阴图冒赈。疏奏，陕民大哗，几暴动。陕抚亦惧，檄防营兵三千卫抚署，夜二鼓，即禁署前行人往来，日伏居内室，不敢出宅门一步”。张佩纶得知其事，勃然曰：“陕灾如是，而巡抚尚沮绅民呼吁，是真欲勦绝陕民矣！”因此上疏严劾陕抚，并详及余上华事。朝廷得此疏，“乃寄谕申饬”陕抚，“令明白回奏”。

[45]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4册，1514页。此事《刘古愚评传》亦有叙及，见任大援、武占江：《刘古愚评传》，13～14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清实录》亦可查阅此事，参见《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六○，光绪三年十月下，824a～824b页；《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六一，光绪三年十一月上，851b页。

[46]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6页。

[47]高枏：《高枏日记》，见《庚子记事》，243页。

[48]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8页。何认为，“登科的人不但可以奠定身家的经济基础，扬名显亲，而且可以援引提携惠及宗族桑梓”，因此“科第不但是个人单独追求的目标，而且是地方集体争竞的对象”。

[49]本书第一章曾述恽毓鼎科考籍贯为“顺天大兴民籍”，祖籍为“江苏阳湖”，因此“顺直京官谢恩”与“江苏京官谢恩”，恽毓鼎均参与。其他类似记载还有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五日，“德音蠲缓天津顺属钱粮，同乡官诣乾清门外谢恩，黎明行礼”；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六日，“德音缓征顺直二十二州县钱粮，同乡官诣乾清门外谢恩”；光绪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德音蠲緩顺直钱粮，同乡官具折谢恩，辰正在西苑门内行礼”；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十六日，“德音截江南漕十五万石赈粜，同乡官具折谢恩，辰刻在西苑门内行礼”等。参见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128、149、154、295页。

[50]有关杨乃武案始末，参见黄濬：《杨乃武案野史征存》《杨乃武案公私资料续辑》，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册，525～530页；下册，555～579页。李孟符《春冰室野乘》亦称“浙之士大夫则起而大愤，谓杨虽非端人，而品连实非所谋害，县令疾其把持公事，藉事锄之耳”，又称“后事下学使者覆讯，仍以原谳上，浙京官益恚，再疏争之”。由此可见，浙江京官于此案出力之甚。参见李孟符：《春冰室野乘》，106～107页，上海，世界书局，1923。又据《从〈申报〉杨乃武案看重大社会新闻的报道》一文，1875年11月22日“浙江籍的十八位京官联名向都察院提交呈状”，“要求将该案提交刑部审理”。《申报》于1876年2月4日登载了十八名浙江籍京官的联名上奏，“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参见葛丽丹：《从〈申报〉杨乃武案看重大社会新闻的报道》，26页，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