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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义赈与上海华人社会的整合（第3页）

[52]陆玉芹：《庚子事变中被杀五大臣研究》，126～127页。

[53]胡珠生编：《宋恕集》下册，69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54]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51页。

[55]陆玉芹认为，“朝廷公开宣战后，旨令各督抚在本地招抚义和团，并派兵北上勤王，然而以张之洞为首的东南督抚以各种借口推托”，不但不派兵北上，还责怪朝廷“信邪术以误国”，“公开违抗朝廷的圣旨”，让咸丰以来“地方与中央的对抗”“至此达到**”。慈禧太后虽然还要称赞这些东南督抚实行东南互保是“老成谋国之道”，但不可能不对此心生不满。“许、袁鄂督门生，诸王怒鄂督，故袁、许不免。”见陆玉芹：《庚子事变中被杀五大臣研究》，127页。《高枏日记》中亦有相关记载：“李秉衡入觐时，极言东南合约之非。且言不诛一二统兵大臣，不足震中国之势，而外人决不能除。故袁、许被戮，所以儆外臣也。”见高枏：《高枏日记》，《庚子记事》，207页。

[56]陆玉芹：《庚子事变中被杀五大臣研究》，116～117页。

[57]陆玉芹：《“浙江三忠”与义和团运动》，见陈绛主编：《近代中国》第20辑，40页。

[58]彭淑庆：《分野与认同：清季东南社会对“浙江三忠”的祭奠活动述论》，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59]《戴鸿慈奏稿》，见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七《义和团运动》，676页。

[60]刘伟：《晚清“省”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变迁》，载《史学月刊》，1999（5）。其他相关研究还有章清：《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及其难局》，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2）；许小青：《20世纪初“非省界”与“筹边建省”思潮合论》，载《史学月刊》，2004（10）；苏全有：《论清末的省界观念》，载《安徽史学》，2009（1）。

[61]文诡：《非省界》，载《浙江潮》，第3期，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日。

[62]章清：《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及其难局》，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2）。

[63]《浙江潮发刊词》，载《浙江潮》，第1期，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二十日。

[64]《“云南杂志”发刊词》，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55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识三联书店，1960。

[65]许小青：《20世纪初“非省界”与“筹边建省”思潮合论》，载《史学月刊》，2004（10）。补充：华兴会则以两湖人士为主。

[66]刘伟：《晚清“省”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变迁》，载《史学月刊》，1999（5）。

[68]杨笃生：《新湖南》，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615页。所谓“庚子实试行之，举事不成奋为鬼雄”，或指庚子年间唐才常汉口自立军事件。

[69]刘伟：《晚清“省”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变迁》，载《史学月刊》，1999（5）。实际上，刘伟还认为，“权利意识”的输入，与“地方自治思潮的兴起”也是促使“省”意识兴起或变化的重要原因。

[70]从这些刊物的标题可知，当时的留日学生大部分为江浙、两湖、广东、云南等南省学生，因此并未经历战乱。但北方战乱势必也会对南方造成各种影响，其中最大的影响便是因为人们担心南方也会陷入战乱而致谣言不断，并因而人心惶惶。当时《申报》《中外日报》《新闻报》等媒体关于各种谣言、对谣言的批驳以及劝告人们不要听信谣言的新闻报道与评论几乎每日都有。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摘录了几则自己庚子年的日记，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见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册，41～4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71]刘学照：《上海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述论》，载《史林》，2001（1）。

[72]刘学照：《上海庚子时论中的东南意识述论》，载《史林》，2001（1）。

[73]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216～217页。

[74]唐巧天：《上海外贸埠际转运研究（1864—1930年）》，18页，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6。

[75]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67～69页。需要注意的是，罗伯逊所指的“水路”还未包括长江；同时因为太平天国战争，安徽、湖北的一些地方处于“混乱状态”，所以在罗伯逊看来没有商业价值。

[76]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188、201页。

[77]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381页。

[78]［美］李明珠：《近代中国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152～153页。该文列举了曾国藩、沈葆桢、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张謇等人倡导养蚕的例子。

[79]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1840—1949）》，4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80]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288页。

[82]参见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381。

[83]邮电史编辑室编：《中国近代邮电史》，63页。

[84]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397页。

[85]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402～403页。

[86]唐巧天：《上海外贸埠际转运研究（1864—1930年）》，75页。据该文，汉口直接出口的商品也以茶叶为主，“1903年直接出口为4615698海关两，其中茶为4443728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