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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义赈与上海华人社会的整合（第4页）

[87]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230页。

[88]轮船招商局最终得以设立，“实际是由漕运引起的”，故招商局首次招商是委托沙船商人。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405页。

[89]“两家最重要的洋务企业，即规模最大的轮船招商局和业绩最好的中国电报局”，其总部均设于上海。见朱浒：《从插曲到序曲：河间赈务与盛宣怀洋务事业初期的转危为安》，载《近代史研究》，2008（6）。

[90]所谓“宁波会馆”应当即指“四明公所”。该报告认为，“这些会馆中，宁波会馆的力量和影响最大，因为有大量的宁波人居住在上海，居第二位的可能是徽州（安徽）会馆”。参见徐雪筠等编译：《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120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91]黄苇、夏林根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1840—1949）》，61～65页。

[92]姚明辉：《小刀会起义琐记》，见上海市文史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上海地方史资料》（二），210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

[93]参见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38～4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94]李国林：《小刀会起义与上海近代移民趋势变化》，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95]［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59～60页。

[96]方平：《清末上海公共领域的整合与市民阶级的兴起》，见丁日初主编：《近代中国》第12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97]李国林：《小刀会起义与上海近代移民趋势变化》，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2）。

[98]［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62、64页。

[100]参见易惠莉：《郑观应评传》上册，228～230页。

[101]参见马长林：《19世纪末上海两次小车夫抗捐事件历史考察》，见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档案史料研究》第4辑，55～66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102]吴健熙：《对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中诸现象之考察》，载《史林》，2001（4）。

[103]苏智良：《试论1898年四明公所事件的历史作用》，载《学术月刊》，1991（6）。

[104]《上海详报晋赈捐数并经募善士禀》，见虞和平编：《经元善集》，36～37页。

[105]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晴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141页。

[106]例如对河南的义赈结束后，河东总督李鹤年、河南巡抚涂宗瀛为表彰义赈，请朝廷奏奖各善局堂匾额一方，这些匾额都是先发到桃花坞赈所后，再由其分别转交给江南各地的慈善组织。对直隶的义赈结束后，桃花坞赈所立即声明，凡捐款在五百两以上的个人或组织，需要匾额或楹联者，先致函桃花坞，再“汇案请发”，后来直督李鸿章也是将匾额十七方及亲笔楹联四十一副全部发交桃花坞赈所，由其转送。参见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晴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186～200页。

[107]参见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晴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327、349、381页。

[108]《上海北市丝业会馆筹赈公所三月二十一日接山东登莱青道盛杏荪观察来书照登》，载《申报》，光绪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109]朱浒：《民胞物与：中国近代义赈（1876—1912）》，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110]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晴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331～332页。

[111]易惠莉：《郑观应评传》上册，222页。

[112]参见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晴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333～335页。

[113]吴滔：《清代江南社区赈济与地方社会》，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4）。

[114]李坚：《上海的宁波人研究（1843-1937）》，161～162页，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0。

[115]《沪上协赈公所溯源记》，见虞和平编：《经元善集》，327页。

[116]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37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117]《众擎易举》，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三日；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43～47页。

[118]王立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抵制美货运动》，载《历史研究》，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