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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严复在大公报上的一则佚函及相关问题考辨1（第2页）

余论：新旧之间与官绅之间

严复希望《大公报》能超脱于新旧之间，以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去进行新闻报道，故在“来函”中最后特别强调“惟今日新旧二者之间，其可以相乘者癒急。伏惟大报以主持清议为己任，愿于采访之言稍加慎也”。对于严复的殷切期望，《大公报》虽然表示“本馆以大公为怀，有闻必录，毫无私意于其间”[50]，但因为《大公报》主人英敛之是一个坚定而固执的趋新者[51]，在面对新旧之争时，或者说是他眼中的新旧之争时，《大公报》其实很难真正做到“毫无私意于其间”。

就陈璧与黄思永而言，在英敛之眼中，黄思永无疑是趋新的代表，而陈璧则是守旧的代表，即“所谓旧者皆有权势之人，新者半系卑微之辈”[52]。有了这样的判断，《大公报》在对待陈黄之争时，难免会偏向黄思永一方。严复为陈璧“辩诬”仅4天，《大公报》就在头版刊出题为“黄秀伯观察致大公报馆书”的文章，就严复“来函”进行逐条辩驳：

昨读第九号贵报末假所载来函论工艺局及陈京兆之事，审其词意，颇有所指。某本拟另作一论辩之，继思自贵报开办以来，某从未与闻，心自坦白，贵馆当有公论，何待区区置喙。况自去冬工艺局被劾迄今半载，其暗中阻力外人所不知、各报所未载者甚多，某等惟有忍受而已，从未敢有报复之心。即如去腊二十三日英公使萨道义君，因陈京兆与工艺局为难阻挠新政代为不平，萨偕其护署统领白君步行至敝局，再四诘询陈璧劣迹。某答以陈与我新有隙，使我毁之则报怨，誉之则矫情，报怨与矫情我皆不为也。中国事中国人自能办理，若一遇阻力便倚洋人为护符，从此华人尚有出头作事之日耶？贵公使来意甚善，予深感谢，然实不能答君之问题，幸恕我焉。萨白二人皆称善而去。萨使乃办理祸首最为出力之人，今尚在京，此段问答字字可与之对证。而某君致贵馆之函反有耸使西人欲得京兆甘心之语，何不谅之甚一至于此。某君殆因不识鄙人而误听一面之词者，故其措词不无太过，如谓借洋敌之威鱼肉同种，与各埠报馆联络造作风谣，思中伤京兆等语。夫报馆主笔有贤有不肖，其贤者公正直笔无私，虽联络亦无益；其不肖者本无宗旨，毁誉无常，唯利是视。某固穷人，断无此力量能尽得其欢心。即如贵报所载要闻内某君所谓与陈有微词之处，公试言之果有一字系鄙人所寄者否？从前谤陈京兆最早者无过于日日新闻，彼时陈君并未与工艺局为难，亦尚无实在劣迹被人查出，而一则曰油滑党，再则曰拳匪首领，造谣中伤之事莫此为甚，然则亦鄙人为之耶？！又近日传闻陈京兆于初九日召见时，两宫将王聘三侍御弹章与之阅看，陈竟谓此摺系黄某恽某所指使云云。此语某万不敢信以为真，然使陈果有此奏，则试问工艺局被参事已逾半载，乃至今日始有人为所指使，何其迟也！夫不平则鸣，人之情也，工艺局自去夏六月经营草创督工招股费尽心力，始稍有眉目，一旦陈忽诬以欲废义仓侵占官地，而不知义仓之废已久，是公产而非官产，向系绅办，地方官从未与闻，且家大人即创办原人。庚子后同人散亡，责无旁贷，而某君之函反谓学士本意果出为群，则工艺局之失得正可容于度外。嗟乎噫嘻，彼固局外，无怪其说得如此容易！今试问某君，当日设入有工艺局股份，忽闻该局半途而废、血本尽失，彼果能置之度外不向黄氏追索否？吾愿天下稍明公理之人一代答此问题也。某不学无术，何敢与某君辩难？！特恐京兆结怨之处不止黄恽两家，果如某君所谓，则凡与京兆为难者皆将惟黄恽是问，嫌疑釁隙愈积愈深，权势所在，某固无所畏惧，然俗语有之，两虎相斗必有一伤，某深不愿出此，徒为外人取笑。用敢略布一二，伏惟垂察。五月二十一日黄中慧启。[53]

黄秀伯的这篇文章指责严复来函“措词不无太过”，并认为这是“某君殆因不识鄙人而误听一面之词”所造成的。英敛之将该文以“来函代论”的形式刊登在《大公报》头版的社论位置，而严复为陈璧“辩诬”的文字则被刊登在《大公报》倒数第二版中毫不起眼的“来函”栏中！不仅如此，署名“北京来稿”的不知名作者为恽毓鼎鸣冤的《记恽学士被劾奇冤事》也以“来函代论”的形式刊登在《大公报》头版的社论位置[54]，《大公报》报道的其他有关陈璧的负面新闻也多刊登在二、三版的“时事要闻”栏中。《大公报》在“陈黄之争”中如此厚此薄彼，明显偏袒黄思永一方，这显然是亲自站出来为陈璧“辩诬”的严复所无法接受的。在严复看来，《大公报》的做法，已违背了“主持清议”的原则。

更让严复感到难堪的是，《大公报》对于严复“愿于采访之言稍加慎也”的忠告也置若罔闻，仍一如既往抑或变本加厉地对陈璧进行不辨虚实的负面报道。如：“王侍御乃征前次纠参陈大京兆各款，原摺留中，即小军机亦皆不知其详。兹经探闻摺中大意，系言庚子年何乃瑩任顺天府尹而有义和团之变，若陈久任府尹，恐将来贻祸更深等语。至所列各款事迹颇多，诋毁甚至，本馆意存忠厚概不录登。”[55]《大公报》标榜“忠厚”，概不登录，实际上留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从而加倍放大陈璧被参“各款事迹”的严重性。更甚者，还有这样的新闻报道：“又闻陈大京兆私宅住椿树头条胡同，自被劾查办以来，忽将其门改署他姓堂号，据其邻人云，每至夜半，陈宅有多人搬运箱笼盖，亦恐被查抄也。然陈虽有被参受贿之事，其罪或不至此。”[56]

《大公报》在陈黄之争中的不公正表现给严复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大公报》以京中访事意有所左袒，其訾议旧党多不以实”。[57]更加上严复因替陈璧“辩诬”而遭受的来自《大公报》的不公平对待，使得严复对《大公报》深为失望，并逐渐疏离了与《大公报》的关系[58]。此前，严复曾对《大公报》寄予很高的期望，《大公报》出版仅一周，严复便以“大公主人”的口吻撰写《主客平议》一文，交给《大公报》发表，作为对《大公报》的支持。[59]此后，严复便再也没有在《大公报》上发表任何有关时事的文章。[60]熊季廉曾劝严复对《大公报》“稍有附益”，严复细述了其为陈璧“辩诬”并“函劝大公报诸友，于京中访事之言稍察虚实”[61]的往事后，愤愤然表示道：

顾英方诸公意不为动，而且加厉。平生言论不见信于朋友，当以此为最也。故于时事辄绝口不道。以来教劝复于该报稍有附益，故发愤为言如此，使季廉知吾心也。[62]

由此可见，严复对《大公报》在陈黄之争中的表现一直耿耿于怀！

通观陈璧与黄思永之间的纷争、《大公报》对二者纷争的报道，以及严复对于整个事件的观察及态度，我们可以发现“新旧之争”是始终贯穿其间的舆论焦点。黄思永通过将自己树立成“新”的象征，并将对手陈璧树立成迫害新事物的“旧”的代表，从而获得了舆论上的压倒性胜利，这是庚子国变后趋新时代的必然逻辑。在这样一种逻辑下，趋新者英敛之仅以“新旧”便可以对各种事物的价值和各色人物的品行进行区分。这样一种简单而粗暴的区分，将新旧之外的复杂性全然淹没，既看不到黄思永的“假新政以济其私”，也看不到陈璧的创办五城中学堂和工艺局，其实也是“新政”。在这样一个泥沙俱下的趋新时潮里，“新”或“旧”往往都失去了本来的意思，变成了攫取利益或打击政敌的手段与工具。

若更深一步探究，则无论是陈璧与黄思永之结怨，还是陈璧与恽毓鼎之矛盾，都牵涉到晚清社会的一大关节点，即绅权的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绅权与国家权力的紧张。[63]在协巡公所一事上，陈璧以恢复官权为“第一要义”，而恽毓鼎和黄思永的自觉委屈也在于“庚子以来，恽与黄创办各事，实不为无功于民。今年五城开保案时，将黄恽创立公所之人一字不提，摺中反言官权幸未全失，今又以侵占官权严劾恽氏”[64]；在工艺局一事上，黄思永的自觉委屈亦在于义仓“是公产而非官产，向系绅办，地方官从未与闻”，而陈璧却“忽诬以欲废义仓侵占官地”。[65]也就是说，正是绅权的扩张冲动，导致了其与官权之间的冲突与紧张，从而造成了作为官权代表的陈璧与作为绅权代表的黄思永、恽毓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1]该文刊于《史林》，2017（4）。

[2]“来函”，载《大公报》，1902年6月25日。

[3]“来函”，载《大公报》，1902年6月25日。

[4]黄中慧，字秀伯，江苏江宁人，黄思永长子；黄思永，字慎之，光绪六年庚辰科状元，历官至侍读学士。参见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编增订本），1094、1110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5]黄中慧：《黄秀伯观察致大公报馆书》，载《大公报》，1902年6月29日。

[6]英敛之（1866—1926），原名英华，字敛之，满人，天主教徒。自学成才，曾创办《大公报》、辅仁大学。

[7]方豪编录：《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辑，第21～23号，517页。

[8]熊季廉，名元锷，江西南昌人。1900年起为严复门人，1906年去世。参见王庆成主编：《严复未刊诗文函稿及散佚著译》，台北，财团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1998；王庆成、叶文心、林载爵编：《严复合集》第5册，4页，台北，财团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1998。

[9]方守六，《大公报》第一任主笔。

[10]王庆成主编：《严复未刊诗文函稿及散佚著译》，19～20页。

[11]稍提一笔，王天根也注意到严复曾为陈玉苍“辩诬”一事，但误将严复的《主客平议》一文认作“实际上是为陈玉苍辩护”。见王天根：《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建构》，210页，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

[12]陈宗藩：《陈玉苍先生年谱》，见陈璧：《望岩堂奏稿》，20～21页。又《恽毓鼎庚子日记》中的记载可为佐证：“傍晚街衢贴五城安民告示（洋兵入城，和好在即；居民官宅，各安生业。匪徒抢掠，格杀勿论；拿送到城，立即正法），人心稍定。”参见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61页。

[13]《清史列传·清史馆待刊稿》，见陈璧：《望岩堂奏稿》，9～10页。

[14]陈璧：《署理顺天府府丞谢恩摺》《补授顺天府府尹谢恩摺》，见陈璧：《望岩堂奏稿》，139、179页。

[15]《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八八，光绪二十七年十月，453b～454a页。

[16]《昆冈等奏覆查明黄思永徐致靖等官犯情形请旨办理摺》，见《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909页。

[17]陈璧：《察看工艺局情形据实覆陈摺》《请将工艺局迁移他所保存原有义仓续筹积谷片》，见陈璧：《望岩堂奏稿》，225～230页。

[18]陈璧：《请将工艺局迁移他所保存原有义仓续筹积谷片》，见陈璧：《望岩堂奏稿》，231页。

[19]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547页。

[20]《京话报》由黄思永之子黄中慧于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1901年9月8日）创刊于琉璃厂工艺局，寿命不长，仅出至1902年初即停刊。见姜纬堂、彭望宁、彭望克编：《维新志士爱国报人彭翼仲》，115页。

[21]杨国强：《晚清的士人与世相》，223页。

[22]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三卷，669页。

[23]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547页。

[24]黄曾源，字石孙，号立午，晚号槐瘿，福州驻防汉军正黄旗人，光绪十六年进士。庚子后任御史，与中江王乃征、泸州高枏称三谏，声震一时，后授安徽徽州府知府、济南知府。参见吴郁生：《三品衔候补道山东济南府知府前礼科给事中翰林院编修黄公行状》、张学华：《济南府知府黄公墓志铭》，见汪兆鏞纂录：《碑传集》三编，卷二十四，549～560页。

[25]恽毓鼎，字薇荪，一字澄斋，顺天大兴县人，光绪十五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翰林院侍读学士、宪政研究所总办，乙未、癸卯会试同考官，有《崇陵传信录》《恽毓鼎澄斋日记》传世。参见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808～810页。

[26]“时事要闻”，载《大公报》，1902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