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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五 严复在大公报上的一则佚函及相关问题考辨1（第1页）

附录五严复在《大公报》上的一则佚函及相关问题考辨[1]

严复“来函”

1902年6月25日，刚刚创刊一个多星期的《大公报》刊登了一则“来函”，全文如下：

大报连日所登要闻，于陈玉苍京兆多有微词。大报臧否人物，是是非非必符大公之义，某固何所置喙于其间。但某与京兆同乡，颇悉其为人，实勇于任事，不辞劳怨。庚子联军入京，群不逞欲藉洋敌之威以鱼肉同种者甚众，京兆痛以法绳之，而若辈素与各埠报馆联络，遂造作风谣，思中伤之，此恶言之所以日至也。至往岁黄慎之学士工艺局一事，议者各有所左右，顾我辈平情论事，京兆于萌芽之新政，固不合引绳排根，而学士之所为亦未必无可议。廷旨既下，京外各报纷如，而益闻西报尤甚，其所以耸西人欲得京兆甘心，多可笑者，是亦不可以已乎！夫使学士本意果出于为群，则工艺局之失得正可容于度外，乃今一再无已，识者有以知其所为矣。惟今日新旧二者之间，其可以相乘者愈急。伏惟大报以主持清议为己任，愿于采访之言稍加慎也。[2]

“来函”没有署名，同期报纸上也没有其他任何关于“来函”作者的信息，但这并不表明“来函”是匿名投稿。对于“来函”，《大公报》有明确规定：“凡既入来函一门，其责任自有寄函之人承当，与本馆无涉。诸君以来函嘱登者，其姓名、住址务须另纸开示，否则概不刊登。”[3]由此可知，《大公报》主办者是知道“来函”作者为何人的。

该则“来函”刊登4天后，《大公报》于1902年6月29日以“来函代论”的形式刊登了《黄秀伯观察致大公报馆书》。黄秀伯即“来函”中“黄慎之学士”之子[4]，其文即针对6月25日刊登的“来函”而作，故开篇即曰：“昨读第九号贵报末假所载来函论工艺局及陈京兆之事，审其词意，颇有所指。”[5]而据《大公报》创办人英敛之[6]的日记所载：

二十三日，晏起，午后得黄秀伯观察书，洋洋千言，系辨日前严又陵之代陈玉苍辩诬者，令排字登报。[7]

该则日记的时间是壬寅年（1902年）五月二十三日，此为阴历，阳历即6月28日，次日该文刊发。英敛之的此则日记是笔者判断此函为严复所作的主要证据，可作为旁证的还有严复致其门生熊季廉[8]的信函：

方守六[9]之《大公报》以京中访事意有所左袒，其訾议旧党多不以实。当道者因噎废食，又渐渐与报馆为仇怨，而不以其说为中理矣。即如陈京兆一片……复与陈同里，于陈用心行事颇得其实。尝以友谊函劝大公报诸友，于京中访事之言稍察虚实。[10]

严复在信中明确表示，他曾因“陈京兆”之事致函《大公报》。据此，可以认为《大公报》于1902年6月25日刊登的“来函”为严复手笔是毫无疑问的。[11]

由于该函没有署名，且发表在《大公报》倒数第二版的角落里，故而从未引起严复研究者的注意，王栻主编的《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王庆成、叶文心、林载爵主编的《严复合集》（台湾财团法人辜公亮文教基金会，1998），孙应祥、皮后锋合编的《〈严复集〉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以及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的最新版本《严复全集》（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皆未收录，殊为遗憾。

严复“来函”仅293字，从字面上看，并不难理解。审其用意，严复主要表达两层意思：一是《大公报》有关陈玉苍的报道失实，有违“大公之义”，希望《大公报》“以主持清议为己任”，对“采访之言”稍加慎重；二是认为他“勇于任事，不辞劳怨”，却遭受各埠报馆恶言中伤，有失公平，故起而为陈玉苍辩诬。但该函绝非一封普通的读者来函，它关联的事体甚大，而且复杂。如陈玉苍何以遭到舆论追杀，他跟“黄慎之学士”因何交恶，《大公报》何以对“陈玉苍多有微词”，严复因何愤而投书《大公报》，以及《大公报》的立场对严复与《大公报》的关系产生了何种影响，等等，函中并未交代，需要细加考辨，方能厘清真相。

陈璧与黄思永之结怨

陈玉苍即陈璧，福建闽县人，庚子国变前夕奉命“巡视中城”。当八国联军入城两宫西狩京师秩序大乱之时，陈璧率“团勇百名分守平粜局、练勇局，捕杀抢犯十余名，人心赖以稍定”，又“骑马衣冠巡于市，并出示晓谕居民，谓‘和好在即，官商居民，照常安业’，人心因而大定”。[12]后，陈璧设“总理公所”以“绥靖地面”，当“全权大臣咨步军统领、顺天府尹三署同集”以管理战乱时期的北京城时，“三署推璧主其事”。[13]于是，清廷于庚子年十月（1900年12月）擢陈璧“署顺天府府丞”，并于次年七月“补授顺天府府尹”。[14]

陈璧任职顺天府尹时，“暂护直隶总督”的周馥上奏称“前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思永在京师琉璃厂废窑设立工艺厂，陈明立案”，朝廷于是命“顺天府察看情形，或行或止，酌覆办理”。[15]黄思永即严复“来函”中之“黄慎之学士”，光绪六年状元，在京官中以谈洋务著称，义和团据京时期曾被庄王府团民拿获，并“奉旨革职，交刑部监禁”，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时期又被清政府“加恩开释”。[16]此后，黄思永便与其子黄中慧（即黄秀伯）在京利用琉璃厂义仓“收养游民，创立工艺局”。

经过调查，陈璧上奏朝廷指出，工艺局的一些行为，如“寄屯米石、成做豆腐两事，于艺事无涉”，且与“开局宗旨全在养民不同谋利”相违背，尤其是工艺局所占据的“琉璃厂义仓”，乃“官绅合筹积谷地”，“虽所储无多，遇有荒歉之年，实足济赈抚所不及”，特别是“去年乱后，京通各处，卒鲜盖藏，以后急应规复向章，存储谷石，推陈出新，以备荒政”。据此，陈璧请求朝廷“令该前学士将工艺局限一个月速移他所”。[17]朝廷因此谕令“黄思永拟废义仓招股开局，应不准行”。[18]

黄思永对此极为不平，“令人上《益闻洋报》，痛斥极论。谓沮工艺局，停《京话报》，与杀袁、许诸人无异，似为少过”[19]。工艺局被时人目为“新政”（严复在“来函”中亦称之为“萌芽之新政”），《京话报》附设于工艺局内，是北京最早的白话报[20]，因此工艺局和《京话报》几乎就是“新事物”的代表。庚子后的中国，诚如杨国强先生所说：“由于旧消新长，开新便成为涌起的时潮。”[21]在这样一个趋新的时代，“无一人敢自命守旧”[22]，黄思永将工艺局的受阻和《京话报》的停办完全归咎于陈璧的上奏阻挠，并将此事与袁昶、许景澄的被杀类比，不仅将自己树立成被迫害的“新”的象征，从而获得道义上和舆论上的广泛支持，更将陈璧树立为“新”的对立面，即顽固迫害新式事物的守旧者。因此，对于陈璧的指责，一时“众口汹汹”[23]。

此即严复“来函”中所谓“黄慎之学士工艺局一事”。这件“往岁”之事发生之时，《大公报》尚未诞生。《大公报》介入“陈黄之争”，是从其报道黄曾源[24]弹劾恽毓鼎[25]开始的，而这又牵涉到陈恽之间在庚子国难期间的一段纠葛。

《大公报》的介入与陈璧之“诬”

《大公报》创办后的第四天，即1902年6月20日便于“时事要闻”栏内登载新闻：“某侍御纠参恽学士毓鼎、贾观察景仁等，谓联军入城时该员等倚恃洋人鱼肉百姓，请将恽贾革职，交五城严加管束云云。”[26]据《清实录》记载，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己未（1902年6月5日）“谕军机大臣等，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平日品行操守究竟如何，著昆冈、孙家鼐悉心察看，据实具奏”，同时“国子监学正贾景仁”也被参劾。[27]由此可知，恽毓鼎被弹劾一事属实。两天后，《大公报》又于6月22日“时事要闻”栏内刊登一则新闻，指“陈大京兆与黄侍御曾源本系同乡，交好最深。陈大京兆时时嗾使黄侍御上摺参人，侍御无不照办。近来，侍御察出京兆授意参揭之件多徇私意，深悔受绐，故特缮摺纠参陈大京兆，并开列多款云。”[28]

又两天后，一篇名为《记恽学士被劾奇冤事》（后文均称《恽》文）的“北京来稿”被《大公报》以“来函代论”的形式放在头版刊登出来。该文开篇即称“御史黄曾源参劾恽学士毓鼎一事，今查明实系陈京兆授意”[29]。在替恽毓鼎被弹劾之事进行辩解后[30]，《恽》文突然转到黄思永身上，对其庚乱时期的作为进行大肆表彰[31]。更重要的是，《恽》文还提到工艺局一事：“既而黄氏创办工艺局，声望尤著，而陈之嫉功忌贤之心遂愈不可遏。既登诸公牍诬以占用官地，又私函致荣相，力言工艺局之害，志在必倾黄氏而后已，乃竟格于公论，其志不逞。”[32]

由此可知，《恽》文作者是否为黄氏父子虽无法认定[33]，但其站在黄氏父子的立场发言则毫无疑问。《恽》文作者迫不及待地为恽毓鼎撰文辩解，一则是因为恽毓鼎与黄氏父子为至交[34]，二则是《恽》文作者认定弹劾恽毓鼎的幕后主使是陈璧。而《恽》文作者之所以认定弹劾恽毓鼎的幕后主使是陈璧，主要是因为黄曾源与陈璧“本系同乡”，又刚刚结为亲家，“陈之女聘为黄御史之五弟妇”，于是“黄乃为陈所愚，为陈所用，亦惟陈之言是听，遂有劾恽学士之疏”。[35]

实际上，《恽》文作者认定幕后主使是陈璧的更深层的原因是庚子国难期间陈璧与恽毓鼎、黄思永等在京官员、士绅之间的一段纠葛。庚子国变时期，两宫西狩，联军入城，整个北京城陷入混乱无序的无政府状态。一些并无管理地方之责的京官或士绅纷纷成立公所，“与洋官通融联络”，维持社会秩序。当时，联军在北京实行分区占领，恽毓鼎所办理的协巡公所，管理“前三门外地面”，“设在美国暂管界内”，同时该地面也是时任中城御史的陈璧例应管辖之地。

随着局势逐渐稳定，“五城业已设立办事公所”，在陈璧看来，正是“地方官办事之权”逐渐收回之时，恽毓鼎却向时任全权大臣的庆亲王提出，“五城虽设公所，官权未复，窒碍仍多，再四筹维，只可仍寄官于绅”，并请求“委毓鼎督办冬防”，“所有稽查委员令毓鼎自行札派”。针对恽毓鼎的请求，陈璧毫不客气地指出，这“是将五城一切应办事宜，统归该学士办理也”，认为“现在洋兵虽尚未退，地方官自有应办之事，应以渐复官权为第一要义”，并指出“若如该学士所咨，一切事宜均归绅士办理，是洋人并未尽掣我肘，而我自行撤去官权”。[36]

在陈璧力争之下，恽毓鼎等五城绅董所创办的协巡公所、安民公所、华捕局等绅董公所的权力无法进一步扩张，且随着官权的一步步恢复而被裁撤。其中一些劣绅利用公所“妄拿无辜，滥设非刑”的举动，也得到了惩处。[37]不过，陈璧也因为“勇于任事”损害了许多人的利益而被造谣中伤。此即严复“来函”中所谓“庚子联军入京，群不逞欲藉洋敌之威以鱼肉同种者甚众，京兆痛以法绳之，而若辈素与各埠报馆联络，遂造作风谣，思中伤之，此恶言之所以日至也”。

严复为陈璧“辩诬”之缘由

严复在“来函”中说“某与京兆同乡，颇悉其为人，实勇于任事，不辞劳怨”，在致门生熊季廉的信中，也说“复与陈同里，于陈用心行事颇得其实”。也就是说，严复与陈璧的同乡关系是严复为陈璧“辩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同乡关系对于出门在外的中国人而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陈璧年谱中便专门记载了庚子国难期间，陈璧对于“闽中同乡”的“竭力保护”。[38]在御史对陈璧的弹劾中，同乡关系也会成为说辞：“又所称五城学堂办理不善，学生多有告退者一节。闻查得该学堂弊在徇私，其堂内学生多福建人，无非京兆之亲故。”[39]

据现有资料来看，严复自身虽然并未受惠于身为京兆尹的陈璧，但其亲朋故交受陈京兆恩惠者颇众。上文所述之“五城学堂”即陈璧于1902年初所创设之五城中学堂，也是中国最早的国立中学堂[40]。该学堂聘严复好友林纾为汉文总教习，严复门生王劭廉为西文总教习，严复之侄严君潜为分教习。严复对此评价道：“二君学皆有根底。少泉（笔者注：王劭廉）肫挚沈实，琴南豪爽恺悌，皆真君子人也……此学堂可谓得人。”[41]以严复的标准，当时中国学堂之教习甚少能入其法眼，他对五城中学堂“得人”之评价，可谓罕见。另外，陈璧曾具摺保荐李维格、赵从蕃、伍光建、夏曾佑、高而谦等人[42]，其中伍光建为严复门生，夏曾佑则为严复至交。这些事情都会让严复对陈璧之“用心行事颇得其实”，从而在《大公报》上为其“辩诬”。

不过，严复与陈璧的同乡关系，以及陈璧对于严复亲朋故交的照顾，只是提供了严复愿意为陈璧“辩诬”的动机。若黄思永等人对陈璧的指责都属实，无所谓“诬”，或者是严复亦认为黄思永等人对陈璧的指责无可非议，那么严复代陈璧“辩诬”亦无从辩起。对于严复而言，“告众之事，须本人深信笃知，方可言之有物，足以动人”[43]，所以严复要替陈璧“辩诬”，也必须是严复自己真诚地认识到陈璧有“诬”可辨。实际上，在替陈璧公开“辩诬”前数月，严复在致好友张元济的信中，便谈到他对工艺局一事的看法：

如办黄慎之工艺局一事，则为忮之见端；其坿片语皆陈久之义，而自谓悬诸日月不刊之论。黄固假新政以济其私，然果办之得术，于穷困小民，不为无益；陈乃以孑孑之义责之，无怪众口之汹汹也。黄又令人上《益闻洋报》，痛斥极论。谓沮工艺局，停《京话报》，与杀袁、许诸人无异，似为少过。其实京兆仅夺其义仓而已；厂之不开，报之遂停，黄力自不足，未可遂入陈罪也。[44]

严复的这一态度与其在“来函”中所表达的态度完全相同，一则认为陈璧的观点皆“陈久之义”，对于工艺局不应该“引绳排根”，二则认为黄思永是“假新政以济其私”，“厂之不开，报之遂停，黄力自不足，未可遂入陈罪也”。不同的是，严复在“来函”中对黄思永的指责更为含蓄一些。也因此，严复还特意嘱咐张元济不要将他的评论“示外人也”。

严复还在信中向张元济透露，陈璧“颇以此事为悔，云行当谋所以复之者”。[45]实际上，陈璧从来未曾否定工艺局的价值，反而称“工艺局一事，所急宜切实举行者也”[46]。且在他的请求下，清廷“拟于京师内城外城各设工艺局一所，招集公正绅士妥筹创办”[47]。对于黄思永的工艺局，陈璧后来还专门上折表示：

惟京城地面甚广，须多立局所，方足以容穷黎。现在新设之局，正需布置；则旧有之局，亦不必中止。查已革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思永试办工艺局，已阅数月，其中兼印《京话报》，浅近明白，人人易晓，与原递章程亦相符合。际此振兴庶政，以开濬民智为先，工政报章并行不悖。除拟废义仓设局，殊于荒政有碍，谨遵前旨，著不准外，可否仍准该前学士黄思永迁移他所设立，讲求工艺等事，开通风气。[48]

陈璧上此折，大概就是严复所谓“谋所以复之者”，既与黄思永等恢复关系，更重要的是去掉其顽固守旧的舆论形象。不过，仅凭一个奏摺，且该奏折仍不准废义仓设局，即无法挽回黄的损失，黄思永怎么可能就此原谅陈璧！不久，又发生黄曾源弹劾恽毓鼎的事件，黄思永当即便认定此乃陈璧幕后指使。严复在致熊季廉的信中，曾细述陈璧与黄思永交恶的来龙去脉：

即如陈京兆一片，祗以去岁恽、黄诸子，托新政以图己私，陈复奏时，不为道地。又当庚子年……各报布散风谣。又陈复奏工艺局……用义仓旧地，黄慎之父子……黄御史曾源弹恽毓鼎……营私，而黄、恽二人亦指为陈所指使。事会交迕，遂成不解之仇。连结私党如徐德沅、王乃征等，期必倾陈而后已。呜呼过矣。[49]

正是由于严复对于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了解，且这种了解与《大公报》上所刊登的过于偏袒黄思永一方的新闻报道不相符合，故严复致函《大公报》为陈璧“辩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