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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人文研究所美国人文系列演讲（第1页）

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人文研究所“美国人文系列演讲”

做无望之梦：社会和自我欺骗的力量

（2012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美国人文系列演讲”之一）

克莱斯·瑞恩[1]

成桂明译

千百年来，人类社会极难长治久安。成千累万的苍生死于大大小小的战祸，其中很多在事后看来不仅可以避免，而且罪大恶极。由于嗜权、贪婪、自负、傲慢、无知和残暴等人性之弊，人类似乎注定要经受自身造成的可怕的痛苦与毁灭，不断地重蹈覆辙。只有那些对历史经验视若无睹的人才会希冀永久的和平。热衷于幻想那些不能实现的目标不仅是无意义的，而且会干扰我们对于和平的主要障碍——人类自身——的真实评估抗争，这无疑是危险的。

但人类确乎拥有律己自制的能力与智慧。假以持之以恒的努力，人类能够缓和甚至摆脱冲突，竖起坚壁以抵抗人性最邪恶的部分，从而为更高级的生活营造空间。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1711-1776年）认为武装的居所是城邦的真正起源。只有在军队摧城拔寨之后，文明的常态才会复归或出现。人类的教化仰赖于既定秩序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休谟的这一看法大抵肯定了托马斯·霍布斯的观点，后者认为人的自然状态即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提醒我们注意人类的更高成就是脆弱不堪的。人可以轻易摧垮那些可钦可敬之士，毁灭弥足珍贵的博物馆、图书馆以及各种建筑精品，不费吹灰之力就对人类遗产给以致命一击。

抛开文明的脆弱性不谈，人类也总是避重就轻，他们不愿面对令人不安的事实，而耽于一厢情愿的幻想之中。尤其让他们避之而唯恐不及的是自身的道德缺陷。没有什么比直面真实的自我、试图完善自我更为痛苦和艰难的了，而人总是将生活中的灾祸与不幸归咎于身外的因素。一切真正的文明，其中心任务不是让人去逃避自身的首要的职责，而是要让其尽职尽责。

西方的古典和基督教传统强调人性分为较高与较低两个潜在可能。基督教将其归咎于人对神赐的一种原生的、固执的反抗，称其为“原罪”。在古老的西方传统看来，人类能否克服其低下自我以实现其最高自我是人类存在之道德和精神的关键所在。人只有通过不断与内在的自我进行斗争，才能变得正直而崇高，而社会之旨归就是鼓励和支持这一努力。

但近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兴起的强大文化与知识潮流已然败坏了视德性为人类最大需求和至高成就的传统。在西方，素常被称为“现代性”的视野带走了古典和基督教眼中的人性与社会，却带来了挣脱古老信仰与生活方式的欲望。西方的现代性具有两个看似迥然不同实则密切相关的显著特征：一方面，它以理性启蒙为基础构想未来，笃信抽象的实证主义推理与实验科学；另一方面，它又是“理想主义”的，提供变革人类存在的梦想。现代性的倡导者们以为自己正在引领一个广阔而崇高的新世界，一个自由、博爱和普遍幸福的时代。然而以过去古老的传统标准来看，这些人回避了人类生存的核心问题。在当下的语境中，他们尤为突出的问题是忽视了和平的首要条件——道德与文化的应有位置。令许多晚近的现代性信徒感到十分吊诡的是，被视为人类历史上迄今最为开化和进步的20世纪，同时也是最为野蛮和残忍的。杀戮和毁灭几乎公然无视信仰的存在。而在这之前，就已有不少尊重古老传统的思想家预测到这样的灾难，诸如18世纪英国的埃德蒙·伯克（1729-1797年），19世纪德国的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年）以及20世纪早期美国的欧文·白璧德（1865-1933年）。人类在现代性发展到极致时遭受的诸多苦难，可以从其极度的浅薄与自负——特别是从处理人类道德问题的失败中看出端倪。

显然，人类似乎并没有从错误中吸取多少教训。那些为西方社会奠定基调之人仍在以与过去一样的方式来定义今天更好的生活。在他们看来怎样才能在这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获得和平大局呢？要通过更多的启蒙开化、技术创新、贸易协定、政治一体化，更多公平、宽容、博爱，更加民主云云。但从很大程度上讲，这个处方单漏掉了达成和平的一些基本需求。满足不了这些需求，其他任何措施都将徒劳无功。

早在十多年前，我在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主持的一个系列讲演中便试图厘清维持个人、民族与文明之间和平关系的道德与文化前提[2]。我曾指出，和平需要一种特殊的约束形式以及相应的文化构造。这首先就涉及人类意志的塑造问题。我把生存于世的合理方式称为“世界主义的爱国主义”（opolitanpatriotism）或“爱国的世界主义”（patrioti），那些深深根植于自身文明的精华，尤其是吸收了道德传统之精华的人，能与他人既谦恭有礼又最富成效地相互交流。和平之路并不是要把旧传统连根拔起，代之以一种声称是开明而同质的全球文化，而是社会和个人应当在最高的道德和文化层面上培养由自身历史演化而来的特性。只有如此，他们才能为社会和世界的福祉做出最大贡献。尽管这可能听起来似是而非，但事实上人类的共同基础端赖于相互之间的依存以及普遍性与历史多样性的统一，而和平共处的契机就是随着这一基础的提高而相应地不断增大的。

但是，各种强劲的趋时之势削弱了这种努力，对追求和平共识所构成的一个主要威胁与文学和艺术类学生息息相关。人会任由自己的想象来逃避或搪塞人类生存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十分危险，而且时刻存在。人总是习惯性地趋向于寻求满足自身欲望的捷径，尽量降低达成目标的难度。在困难挡道时，我们最不愿听到的就是，自己的道德缺陷是我们获取幸福的拦路虎。尤其对于性格软弱的人，想象会迎合并鼓励他们回避令人痛苦的自我反省和艰苦异常的自我革新的倾向。想象力往往就是道德失责（moralirresponsibility）那既善于创造又奸诈狡猾的同谋。

在西方世界，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的哲学与想象或许最能体现对这种毫不费力的道德生活的曲意逢迎。卢梭断然否定了古代西方的信仰，即人同时具有向善和向恶的可能，自己是自身最大的敌人。他声称人性本善，通向更好生活的道路不是前人所云的那样要控制人向下的倾向来培养道德品质和责任感，而是要将人的自然性从内部和外部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传统社会就是一座牢狱，必须摧毁之。卢梭成了西方构想一个与已知历史截然不同的世界的伟大先驱。他游离于现实之外，认为当下黑暗难耐，而沉湎于想象中的田园诗般的过去或光辉灿烂的未来。继卢梭之后的众多“理想主义者”（idealists），继续向世人兜售改造世界的梦想图景。我们不应把这个成问题的“理想主义”（idealism）与19世纪德国同名的那个哲学流派混淆起来。这里讨论的理想主义不是在人类自身身上寻找问题的根源，而是把所有重点放在外在社会与政治激进变革的需求上。这种想象以近乎极端的方式对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先是在文学、艺术和哲学领域，很快又波及政治领域。理想主义一再使得西方社会未能正视培养道德品质及其相应所需的文化土壤的迫切需求。不幸的是，人们对这种逃避式想象的性质及影响的理解严重不足。一般性的想象的力量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多大关注。理性主义者会低估和曲解人不理性的一面，这一点其实并不为奇，真正令人称奇的是，最沉溺于一厢情愿的幻想中的人对他们理想的源起和本质竟无知无觉。

若要解释理想主义式想象（idealistiation）是如何威胁着人类培养共同基础、寻求和睦相处的努力的，我们有必要先讨论一般的想象会在人类生活中扮演怎样至关重要的角色。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很多迹象表明想象的影响力并未受到充分的认识，其中一个标志就是对政治重要性进行夸大，对政治本性理解狭隘。到底是什么决定着社会和文明的发展方向呢？很多人认为是政治的力量，而这种观点恰恰兆示出人们对于决定人类行为之力量的认识是短浅的。

很少有人会低估政府和政客的影响力，我这个政治学教授也不例外。政治家们能够直接有力地影响战争与和平等事宜自不待言，但较少为人所理解的是，政治家们意欲何为取决于他们怎样想象世界和他们的同胞。他们的政治态度很可能深植于他们想象出来的社群气质中，是好战黩武还是倡言和平与他们所居社会的文化状况息息相关。政治家对于权力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自主随意，也远比大家认为的要更受限制。[3]

为了了解包括政治在内的社会改造因素，我们必须切入到某一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关乎想象的趋势。那些对塑造一个民族的想象力利害攸关之人将对他们社会的未来产生异乎寻常的影响，不管其影响是好是坏。我们之所以忧心世界的和平前景，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那些难以与和平达成和解的想象之特质被广泛传播。

在进一步阐明这一观点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对“想象”（imagination）的含义做一番解释。在此处的讨论中，它不单指小说作者在编造故事和人物时所使用的那种能力或其他艺术家们所运用的那种才能，它指的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构成我们意识最基本的东西。

人人都对生活是什么样的以及从中可以期待什么有着近乎无言的直觉。人都有一种基本的现实感，它无关乎思想，无关乎清晰明了的观念。它就这样简简单单存在于我们生命的意识深处——作为一种具体的经验性意识，不断提醒我们何为这一存在。在特定的时刻，无论我们在做什么，这种普遍的整体意识都会伴随着我们。这不仅说明了生活对于我们为什么是连续（uity）、熟悉（familiarity）和连贯一致（ce）的，也解释了生活中所有的断裂感从何而来。在未对现实形成任何概念性的、哲学上的观念之前，我们对存在的结构和意义仅仅是一种直觉上的感知，仍然只是对生活经验不假思索的积累或叠加。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直觉随着我们接二连三地被越来越悲观的情绪压倒而不断地变化色彩。有时，新的直觉会突然闯入，短暂地动摇我们日常的生活意识。有时，强大的想象会永久地改变我们的观念。不过无论我们对现实的直觉感受指向哪里，这都只是反思的起点而已。

由此看来，“想象”一词专指在哲理化思维试图为我们自身存在赋予一个更加自觉的、系统的、概念化的一致性之前，就已经赋予我们自身存在以一致性的一种能力。理念的形成生发于一种想要以更加深思熟虑、清楚表达的方式去了解生活真相（ksaboutlife）的欲望。这种孜孜不倦地了解更多的努力，构成了想象或它的同义词“直觉”（intuition）的先决条件。“直觉”是指对具体的景象不假思索的那些片刻。想象并不如人们一贯认为的那样只是被动接收由各种图像糅合而成的感官印象，而是感官印象早已被想象创造出来，并在直观上与其一致。后者是一种主动想象的能力，赋予生活最初的而非概念意义上的一致性。想象力持续不断地将过去与现在融会贯通。它给予我们那种全面的整体意识，在那些包罗万象的整体中，喜欢寻根问底的人会将它们的注意力集中放在更大的整体上。批判性反思是秩序和理解不可或缺的基本来源，但我们最基本的生命意识却并未将其一致性归功于特定的思维专注度。每当我们试图给出系统化的概念和定义时（先姑且不说整个哲学），我们智力上的直觉在此之前就会引导这种努力，为我们甄别轻重缓急，判断方向，鉴别哪些是言之有物的。总而言之，让生命凝在一起的首先是连续不断的想象活动。艺术家们富有想象力的创造就是这种凭借直觉感知整体的能力的特殊形式。

如前所述，无论是日常性的还是艺术性的个人想象，都多少会与现实世界相合。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实际行动着，遭遇异己的意愿，充满着紧张与痛苦，快乐与幸福。但人的想象并不囿于这一世界，它能够生发开来。无论想象的质量如何，它都会引导和渲染我们的思考，使之更加成熟自觉。基于生命的直觉，我们才得以系统阐释各种理念，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是如此，在哲学和学术当中亦是如此。我们的理念是否能够称之为有效，是否本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是由何种想象所传达的。所有的理论作品都仰赖于对整体的直觉，最严谨的哲学作品也不例外。历史著作亦复如是，其重点和相关观点源于作者对现实的富有想象力的把握。要甄别某种主张的真义，检视其基本理据在直觉方面的感受力至关重要。

这里旨在处理想象的作用，具体来说就是那种不利于人类追求共同基础的想象，因此我们不大可能详述想象与理性如何与这一重大命题相关。这二者迥然相异却又密不可分。我们如何看待我们所过的生活，另一个重要侧面即在于性格在赋予我们特定的直觉偏好时所扮演的角色。举例而言，一个任性妄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会产生并热切渴望一种能使其中意的想象；贪得无厌的享乐主义者或者爱慕权势之人不会对将他们那种性情置于不利境地的想象之特质产生好感。这其中存在着一个重要的认识：人类会使自身朝向他们向往的那种生活图景，这一图景能够肯定他们最大的心愿并为其正名。由于他们的推理以想象为基础，因此其推论自然趋向于预定的结论。只有具备一定德性的人才有望在愉悦并放纵自我的想象面前悬崖勒马，思考那想象出来的经验性内容，这些内容甚至威胁到他最珍视的冲动和担当。[4]

人人都有与众不同的想象特质。在自己内心深处，他们有着对生活的理解，知道生活可能变成何样。他们有着自身独特的恐惧和希望，最终靠自己特有的梦想而生。他们通过想象能够看见一个全新的、更加令人满意的自己。想象鲜明地表达了他们的希望，几乎让人触及梦寐以求的东西。英国小说家D·H·劳伦斯（1885-1930年）曾经言简意赅地道破一个重大事实：“我们为那些激发自己的东西而活（Welivebywhatwethrillto）。”

能令一个人倾心不已的希望反映出其独特的个性，这些希望多半可能会被隐藏起来。但久而久之，它们还是会在想象的驱使下以各式各样的面目出现，这些富有想象力的冲动来自周边社会、家庭成员、老师、领导、文化名人——来自整个文化。一切社会都有其居于主导地位的想象范式。共同的观点和情感多少会将不同的个体联系在一起，并赋予他们相似但决不相同的情感和志向。

能捕捉到他人的心思和想象并影响他人内心深处的梦想和渴望之人，掌握着巨大的影响力。他们是谁呢？在美国，为简单起见，这帮人可称为“好莱坞—纽约”轴心（Hollywood-NewYorkaxis）和“波士顿—伯克利”轴心（Boston-Berkeleyaxis）。前者指影视、媒体、娱乐和出版业，而后者指各所大学和学院。从更严格的意义上来讲，“波士顿—伯克利”轴心主要指向各种理念的形成，因而在此处毋庸赘述。我们主要考察“好莱坞—纽约”轴心上的群体，他们实质上直接影响着社会的想象。这些群体包括那些电影和电视节目制作人、剧作家、小说家、作曲家抑或音乐剧作家等。这些人向社会传达着该赞美什么，又该鄙视什么；什么该被严肃对待，什么又该被嗤之以鼻；该嘲笑什么，不该嘲笑什么。电视、报纸和杂志的编辑和记者表达着他们对各大事件的观点。他们决定着什么具有报道价值，什么是有趣的，什么才是每一个话题的恰当观点。出版社的编辑们决定着哪些小说该被出版，哪些不该。他们像批评家和评论员一样可以对什么是艺术，什么不是艺术发号施令；小说家将我们扯进他们对生活的想象当中；词曲作者规定着整个社会的音乐节拍。

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令我们神魂颠倒，并成为我们的挚爱。他们得以径直进入我们自身产生最美好的梦想和最深刻的渴望之处。真正具有创造力和强大想象力之人影响着我们对现实的判断。他们能够影响千百万人的基本观念，从而能够主导整个社会的大方向。这些人共同挥舞的权力之棒久而久之可与政治家的权力匹敌，或者更甚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