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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人文研究所美国人文系列演讲（第2页）

在那些为文化程度较低的大众铸造梦想和情感的人们背后，你会发现很多富有想象力的大师级人物，如杰出的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画家、作曲家以及深负远见的宗教家等。他们为高雅文化做出的贡献在一个社会的精英身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其影响异乎寻常。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受这种高水平创造力的魅力所驱，精英们对存在的理解会发生变化，他们的愿望和行为也会相应发生变化。社会由此而发展。

可能会有人反对说大多数人只是沾了点高雅文化的边，他们对此并没什么需求，不会排队等候在音乐厅、歌剧院、剧场、艺术展览馆或博物馆外。但无论那些富有想象力的大师构造的图景是好是坏，它们都会在经过编订和稀释过后传递给大众。意义深远的艺术作品的视角通过前文提到的通俗文化渠道传播给大众，确实强烈地激发了很多人。以20世纪的西方为例，通俗小说家可能感动于海明威或萨特，就像作曲家之于瓦格纳或斯特拉文斯基，广告设计师之于毕加索或达利，电影编剧之于塞缪尔·贝克特或者英格玛·伯格曼。无论是应该提倡还是质疑，通俗作品都显示出一种更为复杂的情感踪迹。那些想要捕获一个社会的想象脉搏之人需要将该社会的文化范式追溯到那些富有想象力的大师身上，他们的作品对社会的想象刻下了最深的印记。

所有的文明都包含多样有时甚至冲突的张力。尽管现代性深刻地改变了西方社会，但它并没有泯灭古典和基督教传统。后者尽管做了些变动并被严重削弱，但终究存活了下来。虽然很多地方还非常重视那些传统的经典典籍，但一直致力于振兴和发展更古老的人性观和社会观的人们，仍需处理那些与他们的努力针锋相对的各种态度和势力。一个明显的障碍就是以卢梭为代表的理想主义。

想象的性质及影响力现已阐明，接下来该进一步解释为何卢梭式想象会对追求人类共同基础构成尤为严重的威胁。

让我们再次强调人类是梦想家。他们能够并且经常游离于现实之外，想象着截然不同的事物。有时他们也会努力去实现他们的想象。动物不能自由想象，而人可以。但人这种可能会引起近乎激进变革的想象能力又对人类造成了大患。这一能力同样可以用于幻想不可企及之梦，畅想绝不可能之事。如果这种能力成功地让梦想变得迷人无比，让人难以割舍，进而躬体力行地付诸行动，那我们将可能引火上身并殃及他人。一种健康的文明不会让其民众逃进乌托邦的世界。它尤其会通过伟大的艺术作品来防止人们堕入那些轻率的、不负责任的空想之中。文明会拴住他们的梦想以求在可能的领域里给予人类更好的生活。这就要将想象之锚系在他们需要身体力行的世界里，而在这一世界当中，人类意志总是遭到顽固抵抗。文明会告诫其成员，你不可能拥有一个如你所想的世界。现实生活固执地保留着它的局限性，尤其是人性的弱点。孩子会对不可能的事情想入非非，但文明却是要训诫人类勇敢坚定地面对其现实困境。只有抛弃幼稚，方能成人。

然而，两个半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男男女女越来越不愿接受一个强迫他们去约束自身愿望的世界。他们反对人是一种不完美的生物，在深度上有高下之分，既能够变得高贵，亦能令人难以置信地残酷无情。人在令人不安的真相面前有自欺欺人的本事，这一反抗就是其亘古如新的证据。艺术家、哲学家以及政治家中的领军人物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开始传播着这样的希望：根据历史经验，我们知道人可以彻底改变其基本的生存条件，创造一个免除旧俗的完美新世界。这些人在西方通常被称为“理想主义者”（idealists）。他们过去没有，现在也不会让古代公认的智慧箴言干扰其幻想。在这种理想主义影响下，很大一部分西方民众越来越降格到一种精神和道德长期不成熟的状态，尽管精良的技术、多样的物质享受使其表面看来没那么幼稚。

西方人曾经尊重甚至崇敬老人，因为他们活得长久且阅历丰富。老人会从错误中汲取教训，知晓人性的弱点，并能识破幻想，他们为年轻人指点迷津。成熟之人的真知灼见会形成传统，这些传统让人追求圆满的生活，并对危险发出警告。传统从来都不是一锤定音的——每个人、每一代都得重新思考那些大问题——但与僵硬的形式主义判然有别的优良传统反映了长久以来众多有识之士最深刻的见解。在一个真正文明的社会，传统身负重任承载着最好、最智慧的东西，只有那些浅薄的人才会对经年累代形成的见识熟视无睹。

没人能一下子说清想象在何处脱离思考进步的实在可能性，而去空想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不过成熟的人却永远在努力避免极端的悲观和乐观。他不会与现实世界失去联系。人是具有弱点和局限的，历史经验已经充分印证了这一点。睿智的人会不断调整他的抱负和期望，而想入非非的梦想家却恰恰背道而驰，他不会让现实世界的任何迹象打击他的美梦。他希望随心所欲地想象。

除却短暂的白日梦，成熟的人不会沉湎于幻想之中。他们清楚人的希望只是貌似合理的，人类是有局限的。灵魂既有向上的可能，也有向下的可能，这之间构成的张力尤其限制着人类。尽管社会能够帮助人们抑制自身向下的倾向，并促进人们向上发展，但只有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个人才能实现其向往的自我完善。可是无望之梦的造梦者们对这些束缚和期待深恶痛绝。

卢梭是18世纪最激进地挑战传统西方人与社会观念的梦想家。他想象世界的方式不断在我们的文明中回**。尽管他可能是理想主义式想象的极端典型，但审视他的想象仍然对解释现代西方世界的心跳有所裨益。

卢梭声称，万物皆与其表象对立。传统文明并不支持人们去谋求最好的生活，而是奴役人。它既虚伪造作又有悖常理，压制着人在文明出现以前的自然状态下的善。罪恶不在人类自身，而是由历史性的偶然以及邪恶的社会规范和制度造成。人的自然状态是原始而简单的，但人因为完全自由和独立而又是幸福的。卢梭宣称，“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甚至艺术和科学也在束缚着人类，“科学、文学以及艺术……将缚在人身上的铁链饰满花环”。[5]

卢梭断言，回到原始状态既不可能，也不值得，但自然人不受阻碍的自发性却可以在一个全面改造过的社会中得以再生。这种社会将会废除不平等，祛除党同伐异，带来道德的统一。卢梭认为，让人类离开社会、真的返回丛林是不可能的，但他将自然的、无拘无束之人视为社会进行革命的标准。有鉴于此，他详细描述了人在原始的、前社会状态下的自然之善（naturalgoodness）。在最不受文明影响的时候，人是最自然的。他掀起了一股对原始、自发性以及天真烂漫的狂热。婴儿就仍未受到虚伪邪恶的文明的影响。怎样保存它的自然纯真不受文明侵蚀呢？若想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人必须回到自然人的状态，修复内在的童真，并推翻威胁于此的一切。

卢梭想象着从一切妨碍自由的事物中解放出来。他反对说人是有缺陷的，可能会走向恶，因而极需自我克制，自我完善。他的梦想和理论正中那些认为不该中人类自身来为罪恶负责之人的下怀。卢梭将其归咎于社会。人类并不是真正造成邪恶以及令人沮丧的现实困境的始作俑者，而是环境的受害者。只有完全重塑外在的社会和政治状况，他们才能为自身创造一个新的美好存在。

这一说法悍然不顾一切人类经验。这不是为成人准备的，只是精心编给孩子们的奇幻故事。尽管如此，它还是激起了西方读者的狂热兴趣。他们想要相信这个梦，因为它向人们承诺了一条抵达成功的捷径。从过往提升自己的奋斗中解脱出来，得知人已经是其应然——自然本性使其如此，这是多么美妙啊！阻碍人完全享受自由和完满生活的是不良社会中的制度习俗。

卢梭式道德梦想和其他成就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挑战着西方古老的美德观念以及其他人类优秀品质的核心。必须注意的是，卢梭式改变生活的愿景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自觉或半自觉的自我欺骗。它为逃避式想象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子。不过意味深长的是，卢梭并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背离了现实的人类历史。他承认自己有时也疑惑他的幻想之旅中会否出现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他说道，这就仿佛他的“内心”——他梦寐以求的想象，和他的“头脑”——他的批判性反思，并不属于同一个人。但是，他又不能，也不会去抗拒他的新梦。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SedDiscourse）中，卢梭用很长的篇幅介绍了他对自然状态和文明社会起源的调查，声称他的描述不当被看作一个历史性叙述。他写道，“让我们先暂且撇开一切事实，因为它们与问题无关”，他的“调查”不应“被视为历史真相，而只是假定的、有条件的推理”[6]。换言之，他要求读者跟随他一同进入一个另类的、虚构的世界，在其引领下去寻找人的本性，这应当会激发人们去重塑社会。

卢梭是如何构造想象的角色的，这在他的自传作品中清晰可见。想象对他来说是一种逃避和遗忘沉闷现实的方式。举例而言，他说他利用想象回到了他人生中简单而独特的一个阶段，那个阶段像他认为的那样如其所是。那时，他生活在瑞士一个风景优美的湖心小岛上。他写道，这是他最悠游自在的一个时期。他可以远离冲动的时刻，活在完美的自由当中，这让他拥有一种深切的幸福感。“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呢，这种极大的满足感来自哪里呢？”卢梭写道，关键是他无须做任何努力。“无为”（doingnothing）是“我最初也是最大的快乐”。他已将“自己交付于无所事事”。换言之，他的幸福不是因为他成功地进行了自我斗争或克服了重重困难，而是由于他让一种被他理解为不受约束的自然性的本性放任自流。卢梭说道，“我会永远带着愉悦的深情记得我人生当中有那么一段短暂的时光，我只是我自己，完完全全的我自己，无人打扰，无拘无束，那段时间让我可以说我曾真正地活过”。这一时期让他从残酷的文明社会中暂时地解放出来去品尝自然。卢梭一直想要回到这一“快乐的庇护所”，不过现实社会的种种势力竭力阻止他这么做，“但是他们阻止不了我每天振想象之翼飞到那里，一连几个小时重尝我住在那里时的喜悦。如果我在那儿，我最甜蜜的消遣就是尽情的想象”。卢梭利用想象并不旨在尽力为人类创造一个最好的现实世界，而是要幻想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他承认这并不有助于现存世界。在那儿，他不能“获得心灵渴望的状态”，但他发现了一个补救办法。“我那热烈的想象力超越了我那刚开始不久的生命，仿佛飞向一个陌生的领域，在那里定居下来，安详宁静”。[7]欧文·白璧德是卢梭最富才气的阐释者，他曾写道，“紧邻着现实世界，并且多多少少尖锐地反对这一世界，卢梭建立了一个幻想世界，也即幻想之国，而且，他告诉我们，只有这个世界值得居住”。[8]

因此说，什么是自然的，什么是有意义的，都是人构想出来的，这样做梦与创造历史上最好的现实世界的努力背道而驰。卢梭式想象并不有助于我们生活在一个自身优点突出的世界中，在这一世界中，人从自身中被分离出来以反抗自身，并不得不处理其他种种困难。对卢梭而言，想象成为逃避那种现实需求的途径。他不得不按照自己的意愿而活。他所渴望的幸福不是奋斗而来的果实，而是自然恩赐的赠品。这是他梦中焕然一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背后隐藏的热望，而数以百万计的西方人对此彼唱此和。

需要补充的是，卢梭发现人类很自然地倾向于同情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同情观。慈悲的情怀并不由性格塑造而成，而源自于自发的意愿。就卢梭而言，真正衡量一个人是否能移情于他人看的不是他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的庄重体面，而是他是否心怀温情。这一新的同情不发生在行动领域，而发生在一个所谓爱心之人的想象当中。泪眼汪汪的情感是卢梭式爱与怜悯的必需品。这种对同情的想象成为西方理想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最打动人心的一个特征是它给人一种美好的高贵情感，一种内在的自我称赞。

卢梭的人性观、道德观和社会观和古典与基督教文明实际上势不两立。但它们以不同的版本流行开来，开始改变着西方世界。妄想不可能之梦成了现代西方生活一个显著的特征，并在社会和政治方面产生了戏剧性的后果。首先，他激发了法国雅各宾派和法国大革命。不久，又鼓舞了其他一些大型革命运动。甚至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也有它不可企及的大梦——雅利安人的千年帝国。今天，西方很多人在幻想着全球化的民主。

尽管现在还不到进入这一问题的时候，但有必要提及的是畅想无法实现之梦与另一个想象意愿紧密相关，这一意愿仅仅在表面上与之对立，事实上是其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即容易认为改变生活是无望的。理想主义者是乌托邦式的，现实世界总是使梦想受到挫败。因而对于做梦的人来说，现实世界与梦想之间显得遥不可及，接踵而至的便是气馁和忿懑。这一令人沮丧的、“愤世嫉俗的”、几乎让人绝望的世界观不断折磨着失意的梦想家们。这是无望之梦必然会带来的阴影。理想主义者往往是个躁狂抑郁症患者：因为让梦想溜走而躁狂，因为实现不了梦想而压抑。由于拒绝放弃梦想，做梦之人会一直保有那种悲观的失望之情，他通常会将这种愤怒发泄在他对那个可怕的既有世界的描述当中，那一世界必须被取而代之。[9]

我们不可能在此探究为何讲给孩子的故事会如此占据西方人的想象。正视卢梭式逃避和反叛的时机业已成熟。西方的男男女女怎能不重新重视基督教新教教义再三强调的人的缺陷、罪恶，以及想要塑造最好的自己所面临的压力？卢梭主义以及类似潮流或许是对古老的西方文化的片面和僵化的极端反应。卢梭承诺了一个可替代传统中来之不易的爱、道德与和平的东西。当他向西方文明发出挑战时，古典和基督教传统早已开始防御正在剥夺人们的神秘感和好奇心的理性主义与现代科学。卢梭不仅展示其魅力与成就，同时还声称这些与自由地放纵个人欲望并不冲突。总之，卢梭反对理性主义式构想及其社会政治结构，因此可被视为第一个后现代主义者。

大体而言，卢梭式想象加剧了与西方传统观念之间的对立。后者认为文明应当从文化与智识上培养以努力发展人的道德品质为中心的全面人格。新的想象尤其会在教育学领域激发一种对纯真与自然的狂热崇拜。以儿童为中心的社会适时出现，臆想着一种浪漫化的儿童观。这种社会鼓励以宽大为怀的教育和培养方式，对孩子极尽放纵。尽管卢梭并不怎么关心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但卢梭式想象在西方社会仍与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一道形成了反传统的联盟，它们都排斥旧有的、被视为人类生存之关键的道德品质所承载的压力。在整个西方，这一联盟赏识狭隘的技术官僚式的“头脑”，偏爱梦幻的、充满理想主义情感的“心灵”。现代西方人的典型特征就是，拥有成熟的技术理念和装备，但想象力却天真烂漫。

有人可能还期望现代技术官僚的“心灵”能够变得冷静而理性，然而其与上述提及的联盟并无二致，也呈现出典型的主义化和感情用事。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就是一个例子。他是现代西方人的一个典型代表，他如社会中领导潮流之人期待的那样，正大光明地展示他的梦想。他感受到那些受苦之人的痛苦，并心怀仁慈之念想要缓解他们的苦痛。像很多其他西方人一样，他敢于分享他所关心之事。典型的西方人还拥有良好的生态观，就像风靡一时的电影《阿凡达》所传达的那样。西方生态主义主流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对卢梭感恩戴德，是他假设文明摧毁了纯而未染、包罗万象的自然。

如卢梭这般，人可以同时既才华横溢又稚气未脱，这虽显得很不协调，但却再司空见惯不过。高智商的人能够说服自己以及他人越来越深陷于天真的幻想中。如上所论，卢梭式天真带着一种任性不拘。它试图自圆其说。理想主义者不希望他们的梦想被现实主义泼冷水。一旦人们了解到人类并不主要受理性的规范或定义来支配，才华与幼稚能和谐共处就不会显得那么吊诡。最让他们震颤不已的是，想象力充满了可能性，它生动，魅惑又极其个人化。我们在想象中几乎可以看见、感受到甚至触摸到我们心向往之的东西。历史充满了这样的个体，他们利用他们的才华优雅得体地为奢侈而又危险的美梦辩护。在个人选择中起支配地位的梦想是否会与现实生活一致，并不取决于他是否拥有高智商，而在于他的想象力是否停泊在实际行动领域。不逃避的想象是逃避式想象唯一有效的解药。

需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并非所有散播天真想象的西方人都真的师心自用。他们只是想导致文化幼儿化。他们发现很难操控那些深植于西方传统文化中的、全面而成熟的人。这些人与天真的、无根的、敏感的人们截然不同。在教育和抚养孩子方面进行的改革已经把西方人幼稚化了，这些改革如此系统而持久以至于有人可能会怀疑是不是某些强势而特殊的利益集团认为把尽可能多的东西置于孩童状态，他们便从中有利可图。

这样的趋势已然遏制了人的发展。这些趋势下产生的人不太愿意为自己以及与其亲近的人们承担责任。根据自主性原则，对个人和首属群体（primarygroups）来说，依凭自己的力量尽可能多地满足自身需求是大有裨益的。只有在有必要向其他实体寻求帮助时，才最好求助于那些靠近初级单位的人。否则，个体将永远达不到成熟状态，使人性得以充分的发展。随着人们变得越来越孩子气，他们甚至开始摒弃自身对遥远的政府所肩负的一些基本职责。尤其在欧洲，国家以家长自居，家长自己却受国家的监护。西方政要早就提出一个没有繁重的义务、也没有艰难困苦的社会愿景，显示出他们对所有人的深切关心。理想主义式想象同样也常常假设梦想家是高贵的，有资格享有更多的权利。我们将对此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写下关于美国民主的那本名著[10]的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年）担心日益到来的民主时代的文明所带来的影响。但他期望，也许美国能够驯服那些势必使平庸得势以及造成政治专制的各种势力。美国宪法的缔造者们早就通过各式各样的途径来努力克服大众统治的危险。他们反对多数人的民主（majoritariandemocracy），而建立了一个带有显著的平民成分但含有强烈的贵族或准贵族色彩的立宪共和国。他们希望代议制机构能“提炼和扩大公众意见”，就像精英们要在社会其余成员面前维护较高的标准那样。[11]但他们的宪法仰赖于西方传统道德品质的幸存。政治“民主化”与道德标准及趣味的恶化同心协力，已使得宪法开始遭到破坏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