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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谐与经济和谐的伦理文化前提（第1页）

社会和谐与经济和谐的伦理文化前提

（2012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美国人文系列演讲”之五）

约瑟夫·巴尔达奇诺

马博译

20世纪90年代末一次研讨会的晚宴上，我被另一位与会者询问道，“最近怎么样？”——他立即澄清并非关心我个人境况，而是指当次会议的主题，即美国与世界的整体状况。“事情是往更好还是更糟的方向发展？”

“整体来说，更糟。”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的晚餐伙伴应答道：“我觉得答案正好相反。”随后他便列举出其持乐观态度的诸多理由，这些理由几乎都与商业和金融有关：股票旺市（当然，这是在近5年的金融风暴之前），通胀得到抑制，贷款利率降低，对商业有利的政治气氛，冷战后全球资本主义的逐步胜利，华盛顿关于削减政府规模的谈话等。

我这位伙伴所持的观点并非罕见，尤其是在那些主要以经济角度观察世界的言论中。华盛顿一家政策研究所发表过一篇文章，叫作《人的境况：稳步提升中》，其中提到：“几乎每一项绝对数值变更，以及经济与社会变迁和趋势的每一项绝对成分，都指向积极的方面，只要我们把眼光放得足够长远。也就是说，人类的物质福利从整体上讲，是处于进步中的。”[1]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颇受尊敬的美国学者。多项数据被用于支持其论文，包括20世纪50年代以来预期寿命全球性的增长，生产原材料可用性的提升，食物供给的增加，自然环境的净化，以及农耕人口比例的下降和其“带来的人均消费成20或40倍的增长”。作为结论他写到：“这些数据明确无误地显示出，最近几世纪、几十年、整个80年代，世界和美国的生活标准都有所增长。”

即使在2012年，世界经济面临各种危险的今天，我也不否认单纯从购物能力来讲，世界大部分地区生活有所改善。然而，正如我当时便已经著文所说明的那样，[2]我与那位作者的意见分歧并不产生于他所展示的那些经济数据，而是来自其他的证据：这些证据有经济的，也有精神伦理的，而这些证据在仅从经济角度思考的人们那里常被忽视。

“人的境况在稳步提升中”吗？我们的“生活标准”真的是史上新高吗？——我在当时的文章中如此质询。当然，答案取决于如何定义这些词汇。在20世纪40年代，大批的年轻女孩为了支援战争，从乡下的家里涌进华盛顿或是纽约这些城市里。当时她们大多数情况下都可放心地在街上安全地行走，即使在深夜。而今天，我写到，美国的多数城市不堪犯罪率的重负，此种趋势在乡村中也有所增长。我提到过，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卫生专员估计本市十分之一的人口是吸毒成瘾者。美国其他城市的情形也与此相似。大批毒瘾者从市民身上夺取金钱来满足自己奢侈的嗜好，而人身安全这个曾被视作理所当然的根本权利正变得愈发难以保证。

作为美国国家人文研究所执行主席，我的解释是，这种人身安全并非与文化毫无关联，而是与其他方面的社会及道德趋势密不可分的，尤其是家庭观念和家庭生活的式微。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人平均花在赚钱上的时间比以前增加很多。这一部分是出于财务上的需要，但很多时候这其实出于不断增长的对物质主义的执着：对源源不断、更新换代的消耗商品的渴求。不论原因如何，社会都为此承受了高昂的代价，父母没有足够时间陪伴孩子或留给自己。正如伟大的哲学家们说的，闲暇对好的生活（thegoodlife）是不可或缺的——这并非仅仅为了身体和精神的放松而已。

我提到，对商品金钱过度追求而没有更高动机起调节作用，不仅对家庭而且对社会整体都会产生伤害。它剥夺了我们大量的时间，而过去我们曾经有时间去拜访别人的家庭，集体性地通过家庭这种中间机构将独立的个人和国家之间的沟堑连接起来，最终将人们聚集为社群这种超越了家庭和工作场所的集合。

社群的缺失来自对物质财产不适度的渴望，这种缺失也许在官方生活标准的数据中未得体现，但这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今天——当多数男人、女人和孩子的生活几乎仅限于工作或上学、交通、匆忙的一两顿饭，周末时间奉献于亟须处理的家务和购物活动时——很多美国人连邻居的名字都不知道。要记住：当邻居彼此都不认识的时候，从最深层意义上讲，人们根本就没有邻居。

随着家庭关系和邻里关系的消逝，正如埃德蒙·柏克曾警告我们那样，所有那些使生命从仅能生存的境地提升，并加之以典雅、尊严和高尚追求的品质都遭到腐蚀。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那些超越了全然自私意图的爱主要正是在家庭和邻里中才能学到的。柏克所说的“买不到的生命的优美”[3]已经瓦解，也许统计学家的定量模型并未体现这一点，但在现实世界，我们每天看到和听说的事情足以为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既忍受着也实践着一种粗鲁的穿衣、言谈和举止方式，这种粗鲁会使我们的父辈及祖辈震惊。我们在文化生活中推崇平庸，崇拜名人；我们在政治生活中对政治家的个人品质及良好教养期待甚少。

在我做出这些观察的时候，华尔街的股票走势正旺，繁荣指日可待，那些坚持只靠自由市场和民主制度就能使一切变好的意见领袖正在宣布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已成历史。一些美国学者竟然天真到在书中写出，随着“冷战”后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的胜利，世界已经到达了“历史的终结”。[4]据此，他们预言再也不会有真正具有意义的事情发生了。

国家人文研究所对这种观点坚决反对。彼时我在反击的文章中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经济奇迹”的工程师，著名的经济学家威廉·罗普克在其1958年的著作《人文经济：自由市场的社会机构》中做出了正确的强调：

在市场上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竞争的个人格外需要社群中的社会和道德共识，失去了这些，竞争将令人痛心地恶化……市场经济……必须在一个更高的事物的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它必须被一个涵盖一切的社会秩序包括，在这秩序中经济自由的不完善和恼人表现能被法律纠正，而人也不会被剥夺适于其本性的生活条件。人只有自由地成为社群的一员，并拥有社群意识才能完全符合其天性。否则他的生存将会显得悲惨，并且这一点将被他自己意识到。[5]

总结起来，即使在当下这无法忽视的金融危机出现之前，一些远见卓识的评论者已经发现社会正遭遇着严重并长期的退化，至少在西方如此。这样一来，关键问题在于如何阻止社会的下滑，并使其重新走上通往高处的道路。答案就在罗普克所说的“涵盖一切的秩序”中。这种秩序建立在克制的基础上，然而从何处寻求克制呢？

人们都被自己更高的和更低的意愿相互拉扯，所以不能总是指望人们仅仅因为知道某事是正确的或道德的就去实践正确和道德。因此所有的社会都建立了外在的奖惩制度——如法律、条例、鼓励措施、抑制因素——这样，即使人们不是出于最高的动机行事，也能鼓励正当的行为并阻止不当的行为。然而外在的奖励和克制只是通过好处的**和惩罚的威胁作用于人们虽经启蒙却终究狭隘的自利心理，因此不能仅靠它们支撑良好的社会。

必须提出另一种来自个人内心并仅仅源于道德感的克制形式，即更高意志或者是非感。这种克制出于自身的需要寻求好的事物，因为不这样做就意味着个人意义和价值的降低。正是这样一种发自内心的权威将个人与更高的现实（ahigherreality）联结起来。

真正的道德不易达到。这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其主要目的在于人内心的提高。哈佛的欧文·白璧德教授（1861-1933年）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写到，对一个有品格的人而言，重要的“不是控制世界的能力，而是控制自己的能力”。[6]这种将道德秩序置于个人内在工作（innerw）中心的提法在古希腊古罗马的经典著作和中世纪的基督教徒中都有显著的体现。中国人也许能非常容易理解白璧德所言之意。孔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7]

在现代西方，虽然传统的美德观并未被完全抛弃，但道德和伦理越来越多地与进步人道主义联系起来，这种人道主义主要的公开主张不是通过磨砺品格来提升自我，而是通过利用或控制自然力量来给全部人类提供舒适。

白璧德提出了两种人道主义分支。其中一种因为让-雅克·卢梭而被命名为卢梭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认为人类天生对他人有着情感，因此如果个人的自然冲动得以自由释放世界就会变得更好。这种观点认为，如果腐败出现了，过错——以及改变的必要性——一定不存在于个人的行为中而是在社会和行政机构中。人道主义的第二种分支根据弗朗西斯·培根被命名为培根的人道主义，也就是我们知道的经验主义或功利主义。这种分支认为经济学、科学以及技术是实现全人类更好未来的关键。

初看之下，没有哪两种人能比“仁慈”而梦幻的卢梭主义者与“冷静”而科学务实的培根主义者差别更大了。然而这两者在最本质上是合二为一的——即两种观点都把道德斗争的主要战场置于个人之外，并且常能看到这两种人道主义各自的典型趋势共存于一个人身上。

白璧德将两种人道主义形式都批评为非现实且有害的，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无视或忽略了人类经验中的核心方面。白璧德承认他与经验主义者或实证主义者之间的相似性在于，他们都将经验而不是像教堂这样外在权威的声明当做真实的检验标准。但是白璧德也强调，这种相似性是表面的并且是有误导性的。因为白璧德对现实有着全面的理解途径，既包括“人的法则”也有“事物的法则”，然而经验主义者只认为后者是有意义的。他们忽略了，白璧德所说的“人的法则”，即人类经验超个人的伦理维度。结果，他们对现实尤其是人之本性的观点是非常扭曲或不完整的。

白璧德解释道，经验主义者只关注某一类型的“经验”，其目标在于控制包括他人在内的外部事物来实现力量和机械效率。他很愿意承认这种培根式的“外部运作”（）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水平进步。但是经验主义者误入歧途的表现，在于声称他们所承认的受局限的经验——即“事物的法则”——能够带来很多实际不可能的好处。白璧德提到，情感自然主义者和科学自然主义者都不满足于“仅仅为增加人的力量与效用服务”因此“宣称要为精神统一提供替代物”，而精神统一本是西方传统道德秩序所提倡的。而自然主义者这种提出另一种统一的声明，在经验的检验之下——也就是说，根据其行动取得的成就和结果来看——悲惨地失败了：“现代运动在物质上大获成功，精神上一败涂地，这一结果昭然若揭。”白璧德写道，“我们都看得出来，西方人的力量显然已经远远跑在了他的智慧前面。”[8]

为了获得真正的智慧，仅靠积累经验的“事实”和“数据”是不够的，这些只是脱离了经验的语境后的信息碎片。事实上，需要关注的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的证据：通过直接而具体经历过的生活得到的证据。白璧德讲到，这样的证据不断表明人类控制自然和同类的全部力量——即仅靠经验得到的力量——最终是危险的或徒劳的，除非这力量能被来自个人内部，作为自控力量（powerofself-trol）的更高伦理目标所调节。“如果我们的社会继续听信那些试图证明自制可以用机械或感情的手段找到替代的人，”他评论道，“社会就可能像卢梭形容自己的那样，‘有强烈的堕落趋势’。”[9]

白璧德认为，人类经验的核心是意志的两种对立品质之间永无止境的冲突，而正是这样的内在冲突决定了人的道德困境。“低级意志”，也被另称为人的“冲动”“自然”或“普通”自我，是倾向于个人或群体的自我放任。而“更高”或“伦理”意志是持续不断向善的意志，并作为对纯粹自私冲动的“制约”或克制，以实现一个统一的并满足更深层需要的目标。更高意志“本身并非扩张型感情，而是对扩张型感情的裁决和制约”。[10]当人为了顺应这种至高的目的而规训了他的冲动自我，甚至他的主要志趣时，他不仅使他的人格得到统一，实现了长久的幸福（相较于片刻的欢愉），并且“与其他坚持进行类似的自我征服工作的人一起走向共同核心”。[11]通过重视人的法则（lawforman）或人之法则（humanlaw），个人就倡导了对于自身和全体都是好的事物，并以此带来了这个不完善的世界中可以实现的统一或团体。缺少了对更高意志的服从，个人内部和社会都会产生不和谐。

上述见解被世界上很多伟大的宗教和哲学传统所共享。在西方有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亚里士多德主义；在东方有儒家思想和佛教。但是，白璧德说明道，并不是只有全身心投入这些教义当中才能认识到人性中本质的二元论。因为“被感觉为支配自然人及其扩张欲望的伦理意志”的存在是“一种属于‘意识的直接材料’的东西”。[12]也就是说，自制的内在力量及其在促进社会和谐中的角色通过直接的个人经验便可认识到，只要我们愿意留心。

但是自然主义者拒绝留心。另外，正如上述的，他们声称已经找到了行之有效的代替品，来代替传统西方道德秩序和东方对应物所倡导的灵魂统一。但是他们的代替品不可能起作用。正如白璧德解释的，传统道德思想为人提供了一种恒久的元素并且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洪流中找到了一种意义，这种意义是自然主义无法比肩的，因为达到统一的元素是更高意志独有的调节力量。

所有的人类行为，不管是否经道德规训，都是要达到某个特定的目标，这目标来自某个特定个人的特定环境所产生的渴望。而由于人的渴望和处境在持续变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行为都是特定情况下的。然而在这无处不在的变化中，早期的传统仍然承认有一个至高的力量在“对普通自我进行评判并抑制其冲动”。通过将那些对更高意志的目标——如普遍之善或礼仪——有害的行为在初期便进行否定，同时允许那些朝向这些目标的行为，更高意志将洪流般不断变化的历史**调节为朝向一个持久而向善的目标。

东方和西方的早期传统都强调人不是与世隔绝的个人，并非从出生就发展完全且靠自己维持道德。相反，他们出生于人际网络并经历漫长的时间被塑造：家庭、职业、志愿工作组织、地区或社团性的国家——其中每一网络都有其自己的历史、传统、仪式、法规、文学、艺术及特定的神话。这些彼此交织的网络与其伴随的见解和目标共同作用，就组成了一种文明或文化。也就是说，人类数世纪以来对于在特定环境中实现善进行了不计其数的尝试，而文化正是这一历史的化身，这一具体经验的总结。文化在我们所面临的新环境中，对新的道德创造行动给予社会支持和灵感来源。若没有历史中的文化对人的更高性情给予支持，人在社会和道德层面不会比野兽更为高级——事实上，若是将我们强大得多的智力和想象潜能用于毁灭，我们会比野兽低级得多。

然而自然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否认任何“内在工作”的需要。他们没有欣然将历史悠久的道德习俗、传统和共同记忆用来支持人的自制力量和礼仪，而是将这些“惯例”贬斥为“不自然的”或“人为的”。道德的基础不再是有规训力量的美德，而是变成了同情或慈悲——用今天的话语，则是容忍，或是对多样性和消除歧视的尊重。几乎所有的行为和想法现在都被视为可接受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唯一例外——现在流行想法的塑造者们所鄙夷的——却是体现自我限制的信念和行为，而这在过去的时代是最被尊崇的，因为自我限制在经验中帮助了人们达到最高的人性。

根据现在主导西方及其他地区的自然主义观点，和平与和谐不是像以前人们相信那样，来源于人对性情冲动的限制，而是对这些冲动的极力维护。道德和伦理不再意味着管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对待特定人的方式，而是越来越和进步人道主义联系起来，其主要的公开主张是给全部人类提供舒适。但是这种抽象的公开主张经常掩盖着不光彩的动机。白璧德写道，“如果我们仔细注意那些渴望为我们服务的人的心理，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更渴望控制我们。”[13]

简言之，现代自然主义将传统道德和文化抛诸脑后。正如白璧德提到的，良知不再有力量来限制“普通自我并抑制其冲动。就人们对其有限的认知，连良知本身都正变成一种本能和感情。”他补充道：“当冲动被如此放任时，那些得以发生的坏事并不能破坏那美丽心灵的沾沾自喜。他总是能把罪责指向别的事物或人”。[14]

自然主义者否认缺乏道德的生活方式能带来有害后果，或是把过错从自身转移到他处，他在这样做时得到了腐朽的想象类型的蛊惑。白璧德的主要贡献之一在于他发现人类直觉或想象，而不是批评性理智或理性，从根本上塑造着人对现实的观点。正如不同人的道德品质在意志的更高或更低品质的影响下达到了更伟大或更渺小的水平，想象的品质也在相应影响着道德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