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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档案新材料（第2页）

就清代档案而言，以上五项档案在史语所现存档案中仍可见到，只是数量可能较前减少一些。以下就这五项分别说明目前整理所见。

1。内阁收贮的各项档案，如题奏、制诰、史书、录书、黄册等

清代中央各部及地方各省官员向皇帝言事都用奏本、奏折与题本。这些题奏本章及其抄件在史语所档案中居最大宗。在史语所已写有提要的九万八千多件档案中，题本就占了五万多件，超过总数的一半，而它的副本，也就是揭帖也有一万多件，奏本与奏折合计也是一万多件（包含副奏、奏副、奏稿、奏底、奏片等）。[35]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种档案中都有一些封面上写有“密题”“密揭”“密奏”字样的本子。观其内容多与人事有关，除此并无特异之处。根据我们对清代题奏制度的了解，题本多由通政司转承，由于无法保密，遂有奏折制度的发明。今日所见这些密题、密揭、密奏是如何送进内廷呈览，以及它们在奏折制度演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许值得我们注意。

除了揭帖、题副、奏副外，史书（明代称六曹章奏）、录书也是题奏本的副本。前者供史官记注，后者则由六科抄出，储以备编纂各类书籍之用。史语所现有康熙朝的史书，顺治朝吏、礼、工等科的录书[36]，以及明崇祯朝的吏曹章册残档各若干本。此外，我们也看到一些题奏本的抄件，有单件的，也有装订成册的，可是因为大部分封面未书名目，一时之间还不容易查得它们的名目。这些都可以补题奏本原件不在的缺憾。

题奏本是清代中央各部及地方各省的公文书，内容多涉及一般行政事务，而有些并不见于会典或则例，对研究制度史的学者而言，是相当有价值的材料。此外，在涉及刑案的题、揭中，也有不少有关一般基层社会生活的资料，涉及地方保甲、夫妻感情纷争、男女爱欲纠葛、土地买卖、牙行惯例、市集活动、民间借贷、起会，等等。遗憾的是，这些口供资料都经过了官员的整理，缺乏西方同性质资料的深度，研究者若要有效地利用，还得费一番巧思。

敕谕是皇帝颁给地方重要文武官员任官的凭证。依官员职级的高低，敕谕可分为坐名敕与传敕；前者写明官职姓名，后者则只列衔名。史语所藏有这两种敕书两千多件，然以坐名敕居多，为清代地方行政制度史的研究提供了相当重要的资料。另外，史语所也藏有一些诏书与诰敕，其中顺治十八年（1661）下诏罪己与康熙六十一年（1722）传位皇四子的遗诏是比较特殊的两件。前者涉及清初朝廷当权派与保守派的权力的斗争[37]，而后者则与雍正皇帝（1678—1735）是否夺嗣的论争有关。这些诏敕大都经过裱褙，有些裱工还相当考究，应该是当年整理档案之初就着手做的，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对这些文件的重视。

徐中舒先生说，史语所还藏有各衙门的年终奏销清册，也就是黄册，约有两千余册。由于比较完整的本子——计有2379本——已在民国二十四年（1935）六月统交给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负责整理保管[38]，这类册档在史语所所余不多，而且多属零散破烂的本子，使用起来并不容易。数量比较多的，就数各朝不同年份的《盛京户部恭造考成黄册》《奉天府奏销退圈地亩钱粮册》，以及刑部各司《朝审缓斩绞犯妇案件黄册档》。此外，也有一些内务府各庄头、园头呈报的地亩清册。

除了地亩钱粮清册外，史语所尚有两份丁口清册民数，也就是所谓民数册，不能不提。有清一代，从乾隆六年（1741）起直到清末，各省督抚每年年终必须分别缮写黄册，汇报户部全省民数与谷数；户部再汇整各省的资料，造具民数谷数清册，呈上御览。[39]据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mSkinner）指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有十二个年份四川督抚所造报的《四川通省民数册》。他对其中九个年份的本子做了详尽的分析。[40]这九本民数册最早的缮造年代是道光二年（1822），最晚的年份则是光绪十三年（1887）。[41]史语所所藏民数册也是由四川省所造报的，只是年代不同，一是乾隆六十年（1795），一是光绪三年（1877）。施坚雅指出，仅就民数册中前后年份数字增减变化的一致性，就足以论定：道光二年（1822）以后民数册上的数字并不是实际调查得来的，而是地方胥吏依据嘉庆十七年（1812）的数据造假的结果。[42]由于施坚雅并未找到嘉庆十七年（1812）的民数册，他在文中所引用的数据只是《四川通志》上的数字，那些数字是否即为其所认定的嘉庆十七年（1812）的人口数，尚有若干疑点待澄清。而史语所藏的《乾隆六十年分四川通省民数册》不仅在时间上较《四川通志》为早，而且是原始的奏报数字，应该可以提供给学者对清初四川的人口数做进一步的探究的依据。[43]

根据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十五，八旗世爵家谱各旗每十年应增修一次，送内阁交满本房收贮，以备世爵官如有遗忘世系，或所得佐领缘由不明时检查。史语所藏有十数本各旗所造报佐领缘由册，其中包括三藩之一靖南王耿仲明（1604—1649）的佐领缘由册。

此外，在档案中也看到一种较题奏小许多的本子，约十八厘米长，九厘米宽。上面记满了人名，封面多有“掐本”字样。[44]这种掐本的作用未见前人提及。

2。内阁本身的各项档案

根据《光绪朝大清会典》，内阁下设典籍厅、满本房、汉本房、蒙古房、满票签处、汉票签处、诰敕房、稽察房、收发红本处、饭银库、副本库、批本处十二房处。[45]史语所或多或少都藏有这十二房处的档案。

典籍厅是内阁的秘书部门，又分南、北两厅。史语所有不少有关两厅的档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十册封面载有道光某年某月北厅或道光某年某月南厅纶音的本子[46]，以及咸丰八年（1858）二、三、五月，和咸丰九年（1859）五月上谕的本子。不过，根据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十五，“凡纪载纶音，分为三册。每日发科本章，满汉票签处当直中书摘记事由，详录圣旨为一册，曰丝纶簿。特将谕旨，别为一册，曰上谕簿。中外臣工奏折奉旨允行，及交部议覆者，别为一册，曰外纪簿，以备参考”。显然除了满汉票签处外，内阁典籍厅也有按日记载纶音的本子。史语所另有一本满票签同治九年（1870）五月的《上谕档》。此外，尚有十数册同性质的本子，由于封面残缺，无法确定究竟是哪一个衙门的上谕抄件。

稽察房是内阁专为清帝检查、催办、汇报各部院衙门执行上谕情况的机构。史语所藏有不少各机关每月造报已结未结遵旨议覆事件、上谕及折奏事件的清册。遗憾的是，这类档册颇为零散，残缺之处也多，使用起来并不方便。

然而，如果对内阁机构的日常运作有兴趣，史语所所藏典籍中南、北二厅的《考语》《考勤簿》《轮值册》《签名簿》，稽察房的《逐日该班档》《值日档》，以及文移处的《茶房银单》，纸库的《收掌官单》可能会有帮助。

3。修书各馆档案

清代设馆修书极为盛行。徐中舒将它们分为三类：“一曰例开之馆，如实录馆玉牒馆。二曰长开之馆，如内廷三馆，即武英殿国史馆方略馆。三曰特开之馆，如会典馆一统志馆明史馆明纪纲目馆三通馆三礼馆奏议馆文颖四库全书馆八旗志书馆。”[47]除了国史馆外，这些修书各馆均非常设机构，一旦闭馆，所有档册、成稿均交内阁收存。[48]史语所所藏的档案多为实录馆、起居注馆、会典馆、一统志馆、明纪纲目馆与明史馆等馆所修诸书。不过，完整的并不多，且以稿本居多。

以实录而言，目前所见多为清初太祖、太宗、世祖三朝的稿本。这三朝实录都历经多次重修或改定。《太祖实录》初纂于崇德元年（1636），康熙二十二年（1683）重修，雍正十二年（1734）复加改定，乾隆四年（1739）完稿。史语所现藏有康熙朝重修时一次本、二次本等各种稿本十一册。[49]《太宗实录》顺治九年（1652）奉敕修，康熙十二年（1673）重修，乾隆初改定；史语所现藏稿本多属康熙重修时不同阶段的本子。《世祖实录》初纂于康熙十一年（1672），雍正十二年（1734）雍正皇帝复令“重加校订”，而于乾隆四年（1739）改定完成。康熙时修的初纂本现不得见。史语所现藏有若干当时初修时不同阶段的几种稿本，有底本、一次改正本、二次改本、三次真本等。除了这三朝实录外，史语所尚有若干册太祖、太宗、穆宗、文宗圣训残本。

清代于康熙十年（1671）设起居注馆，分别以满、汉两种文字撰写起居注。史语所目前所藏汉文起居注也以康熙朝为主，唯全都是稿本，每月一册，计有康熙十二年（1673）、十四年（1675）、十九年（1680）、二十一年（1682）、二十四年（1685）、三十一年（1692）、三十九年（1700）、四十二年（1703）、四十三年（1704）、五十三年（1714）、五十四年（1715）各月残本五十四册。汉文起居注正本目前分别收藏在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由于汉文本康熙起居注已有残缺，即使合两地收藏亦不能得其全貌，史语所的收藏除了可供比对，以了解正本的去取标准外，还可以稍稍弥补正本残缺的缺憾，如康熙四十三年（1704）的正本，据了解第一历史档案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均不得见，而史语所藏有康熙四十三年（1704）元月、三月、八月、九月、十一月、十二月的稿本。不过，史语所尚藏有一本题作“摄政亲王起居注”的抄本，由于顺治时尚未设起居注馆，民国二十二年（1933）故宫文献馆出版时改作《多尔衮摄政日记》。

清代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光绪朝五次纂修会典。史语所所藏会典馆档案多属乾隆朝修纂会典时之各式稿本，计有清稿、副本、正本等数十册。另外也有一些各机构为修会典而进呈的应入会典清册，如《江宁织造衙门造送应入会典事宜》《盛京工部应入会典事宜》《鸿胪寺册送本寺衙署规制及龙亭匾额等项》等。康熙、雍正两朝之会典均将具体事例附于相关法条之下，然乾隆朝之会典则仅载法典，而将事例另外撰成《大清会典则例》。史语所也有若干撰写则例时之各式稿本。

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四月，国史馆正式开馆。根据乔治忠的研究，其主要工作“在于为开国功臣作传”[50]。史语所现有十多本封面题有“功臣传”“名臣传”“吏部功臣档”“三朝国史功臣实绩”的本子。观其内容，均为清初三朝实录的摘录，显然是当时修传的底本。

国史馆的另一项工作是纂修各种史表。史语所藏有顺治、康熙年间修纂的总督巡抚年表，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理藩院、都察院尚书侍郎年表，内阁大学士学士年表稿本十一册。

清代第一部一统志是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奉敕修，乾隆八年（1743）完成的。[51]史语所藏有此书有关朝鲜、安南、奉天府、南笼府等地之稿本十数册。

根据《清史稿》，《钦定方舆路程考略》是于康熙时由汪士鋐（1658—1723）等人奉敕修撰。[52]不过，加拿大学者卜正明（TimothyBrook）指出，此书于乾隆时重修过，但从未出版。[53]史语所藏有直隶省广平府，湖北省荆州府、宜昌府，湖南省靖州直隶州，山东省东昌府，陕西省西安府，河南省怀庆府，归德府，广东省韶州府，江西省抚州府、九江府等部分县份的本子，计十一册。[54]

除了修书各馆的档案外，内阁大库尚有当年为修书而向各方征集而来的档案。徐中舒先生认为，这一类的档案在混入其他档案之后，除了前述明档等较为特殊的档案外，大半已无从分辨了。[55]不过，史语所目前所见接近百册的乾隆年间各县造报的节烈妇女事迹清册，二十余册的家谱、世职谱，十余册的墓志铭、碑铭，以及少数诗文集、年谱、奏疏，如《敦本堂年谱拟略》《魏象枢等奏疏抄档残册》等，应该都是为修各种志书向各方征集来的。

4。试题试卷及其相关的档案

据徐中舒先生当年的描述，史语所档案中试题试卷“仅存数捆，而破烂者尚居多数”，不过经过初步整理，我们发现史语所这类档案的收藏数量并不少，计有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等朝的文武乡、会试题名录、试题、试卷三百多册；虽然破烂者居多，但也有不少完整的本子。其中比较罕见的是一些未经誊录的会试、殿试卷原本。这些本子形式与题奏本类似，但稍长，也宽些，约有37。5～40厘米长，12厘米宽。每本试卷分为两个部分，前面十一幅是供考生起草之用，首幅右上角有“草稿起”，末幅左上角则有“草稿至此以便弥封”字样；后面三十三幅则是正式作答之用，每幅有六行红色网格线，方便书写作答。因此，无论就试卷形式或试题内容而言，学者都应该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做些研究。

此外，史语所也藏有一些西番馆、回回馆、百译馆、西天馆、暹罗馆、俄罗斯馆等译字生的试卷，试题都是相关外文字词的汉译。

5。沈阳旧档

清朝入关以前之文书多以无圈点之老满文书写。史语所这一方面的档案并不多，而且多已出版，收录在《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二集。至于汉文资料也不多，但都很重要，如《袁崇焕致金国汗书》《金国汗答袁崇焕书》《毛文龙致金国汗五书》等，多收在《明清档案存真选辑》初集、三集与《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第七本。另外，少数新满文档册、残页尚待整理。

六、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