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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艰难的德国认同之路（第1页）

第二节艰难的德国认同之路

1。“老民族”与“新民族”

民族认同是一个异常复杂的问题，这里不拟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只是对德国人的民族认同进行梳理。简单地说，关于认同问题的研究，德国的知识界和媒体大致遵循着三条途径：一是历史的视角，从历史的发展中寻找认同形成的原因；二是民调的数据，用大量的数据来把事实量化，在此基础上形成结论；三是深层心理学的分析，通过与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的深度访谈来描述问题并寻找答案。当然各种方法和途径都有其缺陷，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圆满地回答关于认同的问题。我们将从历史的视角出发，沿着德国历史的发展轨迹来审视德国人认同困境的形成，并梳理其原因。

德国人的德国认同为什么会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大问题？认同危机源自何方？总的来看，这个危机源于德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崎岖，德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包含了太多的断裂，因而影响了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具体来看，这个危机又源于几个方面，一是德意志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极不利于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形成；二是在这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迟到”；三是近代德意志民族国家建立后不断遭遇危机，未能保持一个延续性，因此未能给德意志民族提供一个民族认同形成的政治框架和实体。

就一般意义而言，欧洲历史上各民族的形成走过了不同的道路。民族主义理论产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在此之前，有些民族已经形成，但并未有自觉意识。法国革命之后，像英吉利、法兰西、荷兰、波兰、俄罗斯等在民族主义理论滥殇之前便已获得民族认同感和民族意识的民族，被称为“老民族”。16世纪以降，法兰西人和英吉利人已经基本完成了民族建构的任务，成了欧洲两个重要的“老民族”。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的形成为民族的形成提供了最重要的框架条件：“在这两个国家内，国家的产生和民族的形成是齐头并进的——民族在国家疆域内形成，而疆域外的人们则不属于这个民族。”[24]而德意志人、意大利人、加泰罗尼亚人等“新民族”，直到19世纪初民族主义运动肇兴时，才依靠民族主义理论逐渐催生和强化了民族意识。

作为一个“新民族”，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识不是像英、法等民族那样，是在历史进程中渐进地生长起来的。因此从一般意义上来看，德意志人的民族建构比起各“老民族”来，道路就更加崎岖和艰难：“在民族的起源和建构问题上，我们比起你们（指荷兰人——译者注）或是瑞士人那样简单。总是有些什么事情不对头。”[25]民族意识是民族认同的基础，而长期以来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意识一直是模糊不清的，因此导致德意志人的民族认同也难产和混乱。但是造成德意志民族认同困境的决定性因素，则主要是产生于德意志民族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德意志民族所经历过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进程。正是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才使得这个问题日益突出。

2。德意志民族认同危机的产生及民族认同建构的过程

德国人认同危机的产生，首先源于德意志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产生的人文地理和政治地理。这样的说法，似乎颇有地理决定论之嫌。不过德国的地理位置对于德国的政治、文化、经济、社会都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这也是不能不充分考虑的。德国地处欧洲中部，如前所述，这个“中间位置”或曰“中间地带”对于德意志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兼有，既可能促进、亦可能阻碍德国的发展。13世纪至19世纪初，德国所处的环境总的来看对于德意志民族的形成极为不利。早在德意志还未出现之前的日耳曼人时代，这个“中部位置”就开始对日耳曼人的主要聚居地、后来的德意志产生了负面影响，表现为德意志内部的一系列的分离、疏远和异己化。罗马帝国部分地征服日耳曼尼亚、德语的第二次辅音变化，都给德意志的政治—文化分裂带来了重要影响。而宗教改革的作用则更大。

16世纪的宗教改革之所以发端于德国，与德国的地理位置亦不无关系，而更主要的是因为德国内部未能形成一个中央集权政权。小邦割据的政治格局，又被宗教改革的胜利者、各地诸侯割据一方的局面进一步强化。宗教改革结束后，本着“教随国定”的原则，其他国家都实现了一个国家一种信仰，或以一种信仰为主的宗教格局，唯独在德国是天主教和新教两种信仰旗鼓相当、势均力敌，因而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宗教格局。接受过罗马化洗礼的南部和西南部地区以天主教为主，未受罗马化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则主要是新教占主流。而且因为国家的小邦分治，宗教格局呈混乱局面，北部地区有天主教的邦国，南部地区亦有新教的邦国，有时两种信仰的邦国仅隔一步之遥，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信仰风景线。德国西南部的纽伦堡（Nürnberg）是一个天主教城市，而近在咫尺的埃尔朗根（Erlangen）则归属新教。长期宗教战争的惨烈，曾使双方信徒之间产生了刻骨仇恨。

直到今天，两种信仰之间的仇恨虽已经消弭，但是其间的隔阂却消弭得没有这样快。每年10月31日是德国的宗教改革日，德国的新教徒、至少是新教教会都要庆祝宗教改革的爆发，因为马丁·路德于1517年10月31日开始了德国宗教改革的进程。在过去，这个节日对于天主教徒来说，是一个灾难和耻辱的日子；时至今日，尽管多数天主教徒也承认路德是一个德国伟人，接受他的《圣经》译本，但是这个日子对于天主教徒来讲也不是愉悦的。而当一年一度的狂欢节来临时，德国的天主教徒欢欣鼓舞，大张旗鼓地欢庆，直到次年的“玫瑰星期一”，狂欢才告停止。德国的新教徒此时只能是冷眼旁观，看着这些穿着怪诞的服饰，不可理喻的人们在那里热烈游戏、歌舞。

而新教邦国普鲁士完成了统一德国的任务，普鲁士在1871年后的德国掌握了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经济中的领导权。与此相一致，新教文化也在普鲁士扶持下，成为德国的主流文化，天主教信徒和地区无论在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中都受到压制。新教的一家独大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天主教信徒阿登纳的上台，天主教徒才在政治生活中崭露头角。而且宗教改革结束后，德国南北方的文化形态也产生了相互的异己化，北方新教地区创造出一个以阅读为主的知性文化；而南方天主教地区则发展出一个以图像和声音为特征的感性文化。以文字和阅读为载体的阅读文化，同以音乐和造型艺术为主的音像文化相互对峙，一方面，丰富了德国文化；另一方面，则使德国人在文化生活中也遭受着分裂，共同的相互归属感殊难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被一分为二，东西德国分属东西阵营，成为各自阵营的桥头堡，相互对峙，这就是德国的宿命——“克里米亚效应”，即德国的统一与分裂不取决于德国人，而是取决于德国的强邻，这大概也是“中间位置”之后果的当代版本。德国的第一个民族国家——第二帝国的建立，就是得益于沙皇俄国在俄土战争中的败北；倘若沙俄得胜，俾斯麦未必能遂其愿。1990年的两德统一，若没有东欧阵营的衰落及由此产生的内乱、没有苏联的自顾不暇，大概也殊难成功。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加剧了敌对状态，相互的隔阂而非融合，在德国东西部之间制造着疏离，即便是两德统一后已经二十年，双方在文化上、情感上的距离还未完全抹平，“头脑中的柏林墙”还远未倒塌。

除了地理位置之外，人口和版图面积也是影响德国人民族认同的因素。德国是欧洲除俄罗斯以外人口最多的国家，其面积也属于欧洲的大国行列。正是这个“大块头”，在德国的民族意识形成过程中使德国人备受尴尬。在外部，这个“大块头”对于德国的邻居是一个极大的威胁，使他们对于德国始终保持警惕甚至敌意；而在内部，“大块头”也阻碍了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进程。

从德国历史的起点看出端倪。德国历史始于何时的问题就不好回答。由查理大帝开创的、奥托大帝和巴巴罗萨发扬光大的“神圣罗马帝国”曾经经历了辉煌的年代。但是这个由日耳曼人建立、以日耳曼人为主体的“老帝国”，却从查理大帝开始，统治者就醉心于罗马文明，以罗马文明的传人自居，帝国的名称就说明了这个价值取向：“帝国的称谓就已说明，他们认为自己生活在法兰克或甚至是罗马帝国之中。”[26]“神圣罗马帝国”的罗马情结带来的后果，是帝国的定位不清晰。罗马情结也许只是老帝国内部问题的表象。老帝国并非只是由讲德语的人组成，而是囊括了众多非德语民族。由是用语言来构建统一的归属感，殊为不易，而用一个超语言的概念来统摄国家认同，似乎比较可行。而就在说德语的德意志王国中，各种方言区之间的隔阂之大，各个地域相互的认同也是一个大问题。所以老帝国的国策和国家的身份一开始就经历了混乱，后来的帝国统治者的“（罗马）帝国理念”和与此相关“南进”政策又带来一种大国的多元意识。可以说，德意志民族的身份及民族认同从一开始就遭遇尴尬，开局不利。

如前所述，13世纪之后，德意志逐渐衰落，经历了“九斤老太”的命运。虽然“九斤老太”的情结使有自我意识的德国人产生压抑和自卑感，但是这种情结始终没有下降到极点，使得德意志民族始终怀抱着恢复历史的辉煌的梦想。在很长时期内，这样一种“向后看”的观念构成了德意志人认同的基础，在19世纪德意志民族主义滥觞之时登峰造极，严重影响了德国人的认同观。

在民族大迁徙的过程中，日耳曼人以部落为单位迁徙，族群的因素也在德国留下了鲜明的痕迹。迁徙结束后，在后来的德国土地上有六大日耳曼部落或部落联盟落地生根，各部落就在那里繁衍生息，成了那里的“土著”。各部落内部的语言、习俗、生活习惯相当一致或相对一致，有利于一种相互归属的情感纽带的形成。而且他们和脚下的土地之间的情感契合日益强烈，“故土”、“乡土”的观念非常强烈。就整体而言，德意志的民族认同淡漠；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德国人局部的、地域的认同十分强烈。

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前，德意志民族的主体，即广大的平民都生活在大大小小的君主国里。这些王朝国家里，一切均以君主的利益为旨归，平民与贵族之间的鸿沟既深且宽，是典型的垂直型社会。这种垂直型国家并不是为所有人存在，而只是服务于处在金字塔顶部的一小部分特权阶层。广大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的平民阶层与特权阶层常常处于一种或明或暗的冲突之中，他们忍受着不平等的对待，深刻的社会鸿沟阻碍了全民性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德国生发。当西方国家已经朝向水平式社会发展时，德国的水平化进程却呼之不来，个人主义思想、社会阶层的水平式团结等民族意识发展的先决条件均不存在。对于社会下层而言，这个国家在相当程度上是异己的，不属于他们自己。所以他们也不关心特权阶层的诉求，难以与这个国家认同。与此同时，王朝国家的主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经常随着联姻或赎买政策产生迁移和变化，“庞大的疆域的控制权经常被分配给多位继承人，从而使庞大的政治权力中心出现分裂，延缓了国家的建立与民族的形成”[27]。

此外，就文化本身而言，有助于构建民族认同的一些有效材料，在德国却很缺乏。例如一个民族的民族神话和民族的有号召力的典范人物，在德国就很缺乏。民族神话，特别是一个民族早期的神话，对于一个民族意义重大。这些民族早期的神话一则承担着为这个民族解释世界的任务；二则起着凝聚族人的作用，对于以后的民族认同的建构至关重要。与其他一些日耳曼人的后裔民族一样，德意志先民的民族神话大都产生于4世纪到6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但是到了中世纪中期的德意志，这些神话故事往往只是被当成宫廷文学的创作素材，已经失去了建构民族认同的能力。而《尼伯龙人之歌》则迟至19世纪才被发现。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一些传说和神话，如巴巴罗萨、齐格弗里德、闵希豪森等，则作为贵族等级的精英缺乏对全民族的号召力。[28]德国的英雄典范人物也是如此。能够得到全民皆拥护的英雄人物、杰出人物，只有文化英雄，及文化中的杰出人物，而全民皆认可的政治英雄则极其鲜见。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文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能够得到所有人皆承认者，除了腓特烈大帝这样的人物，再也难以找出来。例如俾斯麦就难以得到“左”翼阵营的接受，而无法成为民族英雄。

3。第二帝国的尝试

如何构建自身形象、如何构建民族认同，有不同的路径可循。依靠一个敌对形象来建构自我意识和民族认同，在历史上和当代都屡见不鲜。自18世纪下半叶起，当德意志民族意识形成时，德国面临着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霸权。而且德国市民在同贵族的斗争中，把对于法国化的德国贵族的仇恨同对于法国霸权的不满结合起来，形成了仇法情绪。拿破仑战争把这种情绪推向极端，法国作为一个敌手的形象，帮助德国人建构着民族认同。19世纪上半叶，德国文学中出现了大量仇恨法国的作品。这些作品鼓动反法情绪，由此帮助德国人建构着德国认同。同样，英国作为一个军事和经济强国，也是德国强大起来后争夺市场及霸权的障碍。对英国的仇视，对这个“小贩的国家”的蔑视，也在帮助德国依靠仇英意识构建着德国的民族认同。

但是纵观德国人的德国认同的建构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出，对于这个建构至关重要的，或者说最严重地阻碍了德国人的民族认同形成的关键因素，不是别的，而是近代以来德意志民族国家建构的崎岖历程。换言之，构成德意志民族认同的历史困境的关键因素，是德意志民族国家的难产，以及民族国家形成后缺乏历史连续性的事实。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维也纳和会制定的欧洲新格局仍然极不利于德意志的民族意识产生。德意志邦联取代了神圣罗马帝国，但是仍然没有克服小邦割据的政治局面。在邦联包括的39个政治实体中，英国国王同时也是德意志境内汉诺威王国的国王；丹麦国王同时也是石勒苏益格公国、荷尔斯泰因公国的大公；荷兰国王兼任卢森堡大公国的大公。因此，这几个德意志邦国的邦君却是外国人，而最大的德意志邦国奥地利则拥有匈牙利，以及波兰及意大利的部分地区，从这个意义上看，奥地利又不是纯粹的德国。在这样的政治格局下，“德国在哪里？”“何处是德国？”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轮廓仍然不清晰，德意志邦联甚至比神圣罗马帝国更加混乱，更加不利于民族意识的形成；建立德意志民族国家、统一德意志民族，成了摆在德国人面前最迫切的任务。

什么是德意志国家？最简单的定义就是德意志人占多数的国家，或者是由德意志人统治的国家；但是在德意志，这个定义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瑞士是一个德意志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但是瑞士早已于1648年脱离德国，自成一体；在瑞士的发展进程中，一个瑞士民族产生了，瑞士获得了自己的独立的民族认同。阿尔萨斯也是德意志人占多数的地区，但是却处在法国的统治之下，而且多数阿尔萨斯人接受了法国的政治民族的理念，更加认同法国而非德国。波希米亚倒是长期受德意志人统治，但其人口主体不是德意志人，而是捷克人。同样处在德意志人统治下的波兰和斯洛文尼亚，其大部分地区的主体居民都不是德意志人。因此对于德国人而言，要建构德意志人的民族意识，可堪使用的仍旧只有“文化民族”的理念。所以当西欧国家纷纷开始朝向政治民族迈进之时，德国人出于无奈，不得不祭起“文化民族”的大旗，直至现在。1848年德国革命爆发，民主选出的议员们在法兰克福圣保罗大教堂里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到底要“大德意志方案”还是“小德意志方案”。最终“小德意志方案”胜出，奥地利被排除在德国之外，从此与德国渐行渐远，终成异己，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彻底成为说德语的外国。这个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帝国最大的文化中心的邦国，一直是出皇帝的地方，现在却成了外国，这就使“谁是德国人”的问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德意志民族国家迟至1871年才凭借武力得以建立，从此就面临着一个艰难的内部整合的任务。这个被史学家称为“内部建国”的任务之艰巨，不亚于建立帝国的任务（外部建国）。此后第二帝国历经48年，此后又是魏玛共和国的13年，直至第三帝国建立也未能彻底实现内部建国的目标。纳粹上台后，也只能动用强权才能在政府层面上撤销流传数百年的“邦”或曰州一级的行政单位，用中央集权的“Gau”（行政区）来取而代之。第二帝国建立后，俾斯麦进行过一场“文化斗争”，企图限制天主教在德国的力量。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来看，俾斯麦的“文化斗争”实质上也是俾斯麦企图整合德国的努力，因为在俾斯麦及以普鲁士为主导的德意志国家看来，天主教徒与罗马教廷深厚的情感联系对于内部整合是极其不利的。而铁血宰相在文化斗争中的失利，说明了德国内部自宗教改革以来的信仰分裂之深，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天主教会与新教主导的国家之间的裂痕之深。

俾斯麦就任首相后，在不到十年间发动了三场战争，最终打败法国，建立起第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史学家们把这个过程描述为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意谓以市民等第三等级为主体的民众没有被纳入到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他们只是被动地参与，而不是这个进程的主体。一方面，市民阶层要求的政体是议会民主制，在这之前的1848年革命中已经遭遇失败。因此这个依靠武力和专制国家建立起来的统一国家，是一个没有民主的民族国家，所以不能满足社会中下层的参政要求，因此从一开始就隐含了内在的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市民阶层从统一国家中得到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又接受与认同这个专制国家。但是他们虽然接受了这个国家，却又与之心存芥蒂，实则是一种畸形的认同，第二帝国实在是一个地道的“麻烦的祖国”。而正在壮大的工人阶级面对这个国家时也颇为尴尬。一方面，他们与这个国家经常处在矛盾冲突中，俾斯麦为了打压工人运动，一手拿糖面包，一手拿大棒，于1878年颁布了《镇压社会民主党危害社会法》，工人阶级同第二帝国的关系从根本上看不可能是和谐的；另一方面，这个国家却又给他们提供了生存的政治框架，尤其是在与列强国家与民族的竞争当中。

但是无论如何，经过第二帝国近五十年的融合，德意志民族对于“小德意志”的认同已经轮廓分明，尤其是在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民族主义情绪牢固地左右着德国人的情感世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1914年8月4日，德皇威廉二世站在皇宫的阳台上高呼，“我不再知道有什么政党和教派；今天我们全都是德意志兄弟，只是德意志兄弟”[29]，受到了包括反对派在内的欢呼。几乎所有德国人都狂热地支持对西方开战，清楚地表明了一个全民性的德国认同已经初具形骸。但是从政治文化的层面来看，当代德国人在认同近代德国的第一个统一国家时不无障碍，因为第二帝国的专制性质和军国主义性质，限制着当代德国人与之产生认同。所以从共时性的维度来看，第二帝国是德国人经历了数百年的孱弱和屈辱之后的第一个民族国家，而且是在战胜宿敌法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极大地满足了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要求，而且顺应了当时大行其道的德国民族主义潮流。无论如何，德国人终于第一次有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都有了一个全民性的保护性框架，所以还是得到了德国人民的拥戴。这一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几乎全体德国人和政党都拥护对外开战的态度可以看出。

德国贵族依靠武力终于实现了统一，迫使市民及工人阶级在政治自由与民族统一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迫使平民放弃了自己的意志，接受贵族的意志，臣服于这个以贵族为主导的专制国家。不管属于什么阶级、什么阶层、持有什么政治观点，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属于德意志民族，第二帝国的德意志民族的认同感还是在稳步增长。压制民众的专制国家与满足民众统一意愿的民族国家的合二而一，给当时的德国人提供了认同的政治框架，在第二帝国存在的近五十年里，德国认同在缓慢地变为现实。而且在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时期，德国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发展到极端：“只要涉及民族，似乎就没有任何妥协可言；就必须无条件地去做该做的事情”[30]，在“民族”面前，政治自由和民主政治偃旗息鼓。而恰恰鉴于这个历史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相当一部分信守自由主义的德国人就难以认同第二帝国。在涉及第二帝国的问题上，知识界和舆论界里的左右翼人士各执一词，这个争论本身就说明了第二帝国作为认同基础不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帝国是普鲁士依靠武力建立起来的，普鲁士在第二帝国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所以第二帝国也被许多人视为一个扩大了的普鲁士。然而上千年的封建割据、在其间形成的政治格局、德意志人在漫长的小邦割据状态下形成的地域观念、地域文化和族群认同已经相当牢固，接受普鲁士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还相对容易，要接受普鲁士的文化就相当艰难。尽管德国南部的邦国在德法战争的推动下，最终加入了统一的进程，但是普鲁士以外的人民自古以来就不大认同普鲁士这个“化外之地”，普鲁士文化、普鲁士精神虽然向整个德国辐射，但是德国西部和南部在文化上与东北边陲的普鲁士距离甚大，与之认同还要假以时日。这个过程还未完成，第二帝国的大厦便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的炮声中轰然倒塌，此前构建起来的一切前功尽弃，德国人的国家认同再次遭遇危机。

从历时性的维度来看，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人，已经接受并适应了民主制度，俾斯麦帝国及威廉帝国的反民主性质不能给热爱民主的人们提供认同的基础，所以一部分人对于俾斯麦深恶痛绝，谴责他葬送了德国的议会制度：“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这个民主缺陷，使我们难以把俾斯麦帝国作为德国历史意识的可靠的定位基点来利用。”[31]而一部分人则强调第二帝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历史功绩，时任联邦德国总统的魏茨泽克（RiWeizs?cker）在一次庆典时曾经说道：“尽管1871年有种种缺点，有种种时代精神的谬误，但是正是它用共同的意识锻造了我们的民族概念。从这个时候起——也只能从这个时刻起——我们今天的人才知道，我们感觉到我们是德国人。”[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