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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艰难的德国认同之路（第2页）

4。不幸的魏玛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败北，1919年德国第一个共和政体魏玛共和国建立。但不幸的是，魏玛共和国是作为负面形象进入历史记忆的，不但当时不被德国人认同和接受；而且在今天仍然无法给德国人提供国家认同的框架条件。从文明冲突的视角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并非仅仅是德国与西方之间为争夺世界市场和世界霸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较量，同时也是“德意志文化”与“西方文明”之间孰优孰劣的观念之争。自18世纪下叶以来，德国的许多知识精英把德国与“西方”之间的差异解释为文化差异，用“德意志文化”与“西方文明”来解释这种民族间的异质性，并认为“德意志文化”代表着一种新兴的、上升的、健康的文化形态；相反“西方文明”则已在走下坡路，是没落的、没有前途的、道德上处下风的，不但不符合德国国情，而且注定要没落。他们认为，与概括为“1789年理念”（Ideenvon1789）的西方的民主政治相比，概括为“1914年理念”（Ideenvon1914）的德国政治文化不但符合德国的国情，而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更高一级的文化。

但是第二帝国的军事失败和帝国的崩溃，不啻给了秉承这个观念的德国人以当头棒喝。魏玛共和国建立之时，一部分德国人接受西方的政治理念和模式，要求在德国建立西方式民主政体并获得表面上的成功；一部分人则认同苏俄的社会主义模式，试图在德国建立苏维埃式的共和国；还有更多的人则不愿承认失败，于是宁愿相信“背后捅刀子”（derDolten）的神话，把第二帝国的失败归咎于德意志民族被德国的“叛徒”，如犹太人出卖。这样，在一片混乱和纷争中，德国人民并未达成一个基本共识就仓促建立了德国的第二个民主政体。深刻的分裂是魏玛共和国最根本的特征之一，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大众的观念在相当程度上仍停留在帝国时期，民主思想在当时的德国完全没有根基，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一个不问政治的人的见解》（AnsiesUnpolitis）就清楚地表达了这种立场。这个多灾多难的共和政体，尽管代表了德国人文主义的最高理想，但是却有着无法摆脱的先天缺陷（Geburtsfehler），因而在当时的德国是无法实现的。

魏玛共和国的先天缺陷，来自多个方面：一是必须承担旧帝国遗留下来的陈疴痼疾，这包括顽固颟顸的旧官僚体系和难以扭转的保守退化观念；二是必须应付战后国内经济崩溃和社会动**不安的乱局，同时还要处理各政党派系之间的倾轧和纷争；三是必须承受来自国外的压力，即《凡尔赛和约》带来的沉重打击；四是要替战争的真正罪人——旧政府和军队领导层承担失败的责任[33]。此外，作为一个弱势政府，魏玛共和国在与战胜国打交道时总是处于下风，致使民众把失败和屈辱的愤怒都倾泻到这个脆弱的民主政体头上，“魏玛共和国＝民主＝软弱和屈辱”的公式牢牢地嵌在德国民众的头脑中。德国人憎恨这个使他们遭受屈辱的共和国，因为《凡尔赛和约》中清楚地写道，德国人是不可饶恕的“罪犯”，德意志民族的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而《凡尔赛和约》规定的赔款金额之大，为德国所无力承担，使德国人陷入经济困境中。共和国时期频频发生的暗杀、流血冲突、示威集会、暴力事件，不但干扰着德国人的生活，也与德国人对于“秩序”的渴望背道而驰。魏玛共和国除了文化上的光彩夺目之外，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留给德国人的印象是，“民主多党政治的弊端、意识形态的纷乱和民主国家形式的机构性的不稳定”[34]，所以魏玛共和国对于今天的德国人来说，只意味着政治混乱和民族耻辱，因而也不可能给德国人提供一个认同的基础。

至于第三帝国，就更无法为德国人的国家认同提供任何基础。这段黑暗的历史中唯一值得德国人认同的，只是反对纳粹统治和希特勒的抵抗运动。然而就连反对纳粹的抵抗运动在战后的德国也长期遭遇尴尬，曾遭到许多老一辈德国人的消极抵制，被认为是背叛祖国、背叛民族，致使在战后，不少参加过抵抗运动的德国人甚至不敢公开陈明自己参加过抵抗运动的事实，在学校里，他们的子女甚至受到歧视和迫害：“直至60年代，抵抗战士的子女们还被视为叛徒的崽子。”[35]在一些学校里，学生们视抵抗战士的子女为“黑崽子”，有些抵抗运动参与者不得不出走他乡，给自己的子女改名换姓，以免他们受到歧视。[36]

时至今日，西方的民主思想在德国已经站稳脚跟，民族社会主义已经被绝大多数德国人唾弃，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所以第三帝国是绝对不可能充当认同对象的；相反，对奥斯维辛的反省和悔过，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人的民族认同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基础，被称为“大屠杀认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战争和大屠杀双重罪行的曝光，德国人的民族认同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滑坡，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之间，联邦共和国公民的民族认同的改变，必须用山体滑坡来形容”[37]，尤其是战后出生的德国人，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在德国的“教育革命”中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面对第三帝国期间以德意志民族的名义犯下的罪行无可奈何，只有选择与传统、与德国保持距离的逃避心态。德国人的德国认同再次经历了断裂的命运。然而即便是德国人最为意见统一的“大屠杀认同”的问题，也遭到极右势力的淡化。在承认历史上的罪行和忏悔罪行的基础上形成一个新的全民性的历史认识，在此基础上达成民族和国家认同，仍然不是那么顺利。

但是对于这个认同形成障碍的，还不仅于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构起来的德意志民族国家仍然命途多舛，并不能给德国人的德国认同提供一个政治框架。

5。传统的断裂与认同缺失

所以，纵观德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从第二帝国到魏玛共和国再到第三帝国，这些政体之所以不能给全民一个共同的认同，是因为这些政体之间缺乏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前后的各个政体在政治理念上处于对抗状态，每一个后来的政体都与上一个为敌，而且正是依靠批判前一个政体来建构自己的合法性：仅仅在20世纪里，三个政体在短时间内一个取代一个，三个政体没有一个给当时的联邦公民提供一个认同的机会，而这三个政体加起来就更不能提供了。每一个政治体系都与前一个为敌，都从针对前一个政体的斗争中汲取本质的力量，也在这个斗争中累得筋疲力尽；德国经历了一个不断变换的历史洗礼，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38]。所以德国近代的政治发展真正体现了德国历史的发展轨迹：断裂（Bruch）。

德国历史上，政治发展的断裂是一个普遍现象，德国历史是“一个充满断裂的发展”[39]。老帝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却日益衰败，其大国地位的下降，造成了帝国意识的断裂；近代德国市民阶层在同贵族的对抗中最终失败，使市民被迫向贵族投降，从而造就了市民传统的断裂；三十年战争摧毁了德国的城市，造成了德国城市传统的断裂；小邦割据的政治格局，造成了大国传统的断裂等。缺乏传统，却恰恰成了德国文化的传统，“传统缺失”（Traditio），造成了“历史缺失”（Geschichtslosigkeit），其后果必然是缺乏一个一以贯之的集体记忆。断裂意味着连续性的缺失，也就意味着民族和国家的认同缺少一个最重要的支撑点。

基于如此多的断裂，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您爱德国吗？”或是“您为自己是德国人感到骄傲吗？”的问题，缺乏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德国人当然是不易回答的。于是受访者对于问题就要提出限制性的疑问和修正：是哪一个德国？是什么时候的德国？您说的德国是什么？如此一来，民族认同就成了问题：“人们可以看出，如果联邦德国想要从她的历史中汲取认同的话，处境相当艰难。构成她的传统的脉络太多，可能的结合点又太成问题……历史学家阿努利弗·巴林疑虑重重地说，我们的历史中没有一个问题是大家可以取得一致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有争议的。”[40]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德国国歌所遭遇的尴尬看出。现在的德国国歌歌词取自19世纪德国诗人冯·法勒斯雷本[vonFallersleben，原名为奥古斯特·海因利希·霍夫曼（AugustHeinriann）]创作于1841年的《德国人之歌》（DasLiedderDeuts）。但是这首国歌在一个半世纪里经历了大起大落，有的时代把它定为国歌，有的时代里它又被废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在没有国歌的尴尬中勉强被重新定为国歌。但是三段歌词中，前两段因为有沙文主义嫌疑，而且在历史上已经被污名化，故而不堪作为一国之国歌，所以现在的德国国歌也只采用三段歌词中的第三段。一个国家的国歌有如此曲折的经历，在这一点上，德国在世界各国中也许是独一无二的。

6。“文化民族”

反观其他欧洲国家，各国都有一个象征传统和历史连续性的符号。在荷兰和英国，王室毫无争议地成为大多数国民认同的符号。以荷兰为例，现代荷兰是荷兰人民在17世纪至18世纪抗击和驱逐哈布斯堡—西班牙统治的战争中诞生的，而奥兰治王室代表了这一传统，所以也就代表了荷兰民族的传统和根。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荷兰时，流亡到英国的荷兰女王在伦敦发表了广播讲话，号召荷兰人民进行抵抗。这篇著名的广播讲话极大地鼓舞了荷兰人，荷兰王室的正面形象因此而得到了加强。荷兰王室的例子说明了一个问题：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建构大都有一个可供后代认同的某个政治事件，都有一个象征性的符码，而德国却饱受历史连续性缺乏症之苦，没有一个这样的象征性符码可资使用。

由于缺乏民族国家这个最重要的框架条件，德意志民族在形成的过程中依靠的是其他的众多的纽带，如地域的、血统的、语言的等，其中又以文化的纽带为最强者。而这些纽带提供的认同都蕴含着先天不足，所以德国人的民族认同才会成为一个问题，才需要寻找一个替代品，经济就经常被作为这样一个替代品而赋予了使德国人达成民族认同的使命。

从近代开始，经济活动在德国认同中就起到了一个重要作用。第二帝国时期，德国市民阶级迫切要求实现民族统一和民主政治这两个根本诉求。但是二者只实现了其一，民主进程被切断，政治文化出现断裂，市民阶层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在这种情况下，以发展经济壮大起来的市民阶层也只有一心搞经济，在经济生活中寻找到自己的价值或价值替代品，由此形成了以经济为基础的认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面对第三帝国的罪行，德国政府和多数德国人采取了回避和压抑的方法，把精力都投入到经济活动中，一则挣钱改善生活；二则依靠经济成就来实现自我价值，再次产生了一种经济认同，被称为“德国马克民族主义”（D-MarkNationalismus）。1959年所作的一次民调结果显示，令联邦德国的民众最感到自豪的是德国人的民族特性，比例为37%，而在头号经济强国美国，这一数字仅为23%；为德国的政治制度感到自豪的德国人仅占德国人口的7%，美国的这一数字为23%[41]。相当长的时期里，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成果显著，取代了其他一切因素成为民族自豪之源。然而经济认同是脆弱的，一旦遇到经济不景气或其他经济问题，这个认同就消失。所以，德国人的认同中最稳固的仍旧是文化认同。每当遇到危机，认同出现问题时，可资利用的认同资源仍旧是文化，于是德国人又不得不退回到历史，固守“文化民族”的概念。

德意志民族意识在中世纪末期就已初露端倪，但是一系列战争，历史和传统的断裂，民族国家的缺席剥夺了德国人形成民族认同的机会。到1800年前后的浪漫主义运动兴起之时，德意志民族意识才终于开始形成，但是民族认同却没有一个国家实体作为载体，于是认同的载体只能是文化，“文化民族”的理念支撑着德国人。18世纪末德意志民族意识以井喷的方式爆发之时，德国的知识分子及有识之士却发现，德国人之间的联系纽带几乎无处可寻。德国不像美国、法国和瑞士一样，有一部宪法作为立国的基础，各色人等可以团结在宪法周围，形成一个政治民族。共同的语言、习俗，共同的传统、历史，是德国人之间唯一共同的东西。

本来对于“新民族”而言，语言就具有特殊的意义；而对于只能以文化来建构民族认同的德国人而言，语言的重要性就越发凸显：“在德国人那里，德语是某种特殊的东西。”[42]但是“语言民族”和“文化民族”也包含着内在固有的尴尬。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困境：德意志人（说德语的人）并非都生活在德意志德国，而德意志帝国境内的臣民也并非都是德意志人（说德语的人），“语言民族”再遇尴尬。随着德国文化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的异军突起，德国文化突然间大放异彩。德国的文化成就不仅为德国人所陶醉，也为世界所惊叹，德国人的确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积极意义上的“文化民族”。于是“文化民族”的概念又增加了新的含义，德国人的文化成就构成了德国人的民族认同的支柱。但是这样一个文化认同也存在其缺陷，“文化繁荣与政治落后之间的反差，被切实感受到了；但是对德国开明专制政府的自豪，对于一个伟大的过去的骄傲也随之被拿来炫耀”[4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自第二帝国以来初具形骸的德意志民族认同遭受了致命的一击。随着“冷战”的爆发和两个阵营的建立，“中部位置”的宿命再度显灵，德国再度被分裂成两个阵营，并且分别处于两大阵营的前沿阵地，给德国人的德国认同设置了难以逾越的藩篱：“有鉴于界定德国人的民族认同在过去就殊为不易，所以可以设想1945年以后，德国人很难认同两个分别以英美式民主或以苏联共产主义为理想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并且承认它们的合法性。”[44]国家的分裂给德国认同设置的障碍是：到底认同哪一个德国？哪一个德国具有代表整个德国的合法性？许多人无法面对这个问题，最后只能选择逃避。

整个50年代，联邦德国还未从过去的阴影中走出，“冷战”的爆发和不断升级，使战后就已开始的罪责讨论未能全面深入地展开，多数人对待纳粹罪行的基本态度是回避，联邦德国笼罩在一片保守主义的气氛中。对于联邦德国而言，战后的首要任务无疑是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社会，而且从客观的方面来看，埋头经济建设也正好是回避罪责问题的最佳途径。50年代的“经济奇迹”不但解决了民生问题，提高了生活水平，增强了综合国力，也给德国人的心理提供了一个避风港。当然，罪责是以德意志民族的名义犯下的，民族认同与历史问题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回避过去，也就屏蔽了认同问题。但是回避态度并不能解决问题，回避历史问题被一些具有历史反思意识的人称为“第二次罪行”（dieZweiteSchuld），他们认为回避和压抑罪责问题最终只能延缓和激化问题。随着战后第三帝国的战争和人道主义罪行逐渐被揭露，尤其是纳粹战犯的审判使罪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大屠杀成了德国人心头无法卸载的道德十字架。50年代的回避心态，终于导致大学生运动在1968年全面爆发。“六八年一代”（die1968er）出生于战后，成长于西方的人道主义理念氛围中，接受了西方教育和西方的价值观。他们无法理解父辈过去的行为，更为其现在回避的态度感到愤怒，终于与父辈全面反目，西方文学中“父子冲突”的母题在德国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在追问罪责的浪潮中，民族认同不可避免地再受冲击。

20世纪80年代，关于德国人的认同危机的讨论达到高峰，各种各样的出版物、调研报告、民调结果大量面市，知识精英和政界人士对此纷纷发表言论，一时间热闹非凡，正好表明这个问题的重要和亟待解决。而且随着“六八年一代”的成长和步入政坛及社会各机构，德国的传统价值也在遭受冲击，新一代毫不留情地全面颠覆父辈的价值观，德国认同也降到历史最低点。相当一部分德国人似乎突然清醒过来，意识到德意志极端民族主义的危害。所谓“德意志民族特性”（Deutschtum）早已被纳粹鼓吹的极端民族主义败坏了名声，所以大凡只要提到德国特点、“典型的德国式”，似乎就是与民族主义有染，甚至有纳粹嫌疑。许多德国人于是也回避讨论德国人和德国文化的特点的问题，凡是谈到德意志民族特性，一概冠以过去德国的世界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用以讽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概念“德意志狂”（Deutschtümelei），认同问题也广受牵连，被打入冷宫。与此相关的，德国人一向为之自豪的德国人的“美德”，如讲秩序、守纪律、严谨、勤奋、严肃、深刻等，也不同程度被污名化，被一些左翼人士冠以“次级美德”之名。在这种潮流中，“德意志美德”（deutsden）被认为会助纣为虐；德国人引以为骄傲的美德受到动摇，德国认同又减少了几根支柱。许多人不愿意谈论这些问题，尽管他们自己在遵守这些规则，实践着这些价值。

国家—民族认同的淡漠、混乱和分歧，不但直接影响着德国人的自我意识，也影响着德国知识分子对于德国统一的态度。1990年的两德统一，解决了认同哪一个德国的问题，但是也没有彻底克服认同危机。面对“过去”及“克服过去”（Vergaigung）的努力和争议，左翼与右翼势力的分歧之大，争论之激烈，使一个统一的民族认同的建构仍旧面临高大而坚固的壁垒。在统一后定都何处的问题上，也是众说纷纭，“波恩共和国”派与“柏林共和国”派各执一词，相持不下。波恩派认为，波恩象征着德国历时40年的民主传统，其间联邦德国已经成功地建构起民主意识，形成了自己的民主政治的历史延续性；而柏林派则认为，若定都波恩，就意味着1700万东德人要放弃自己的身份，全面认同西部德国，而且就割断了历史。倘若这样，他们将如何确定自己的身份？最后议会表决时，柏林派仅以极其微弱的多数获胜。仅仅是首都选址的问题，就已揭示出德国认同的麻烦。

8。战后寻找认同的努力

德意志民族在民族认同的道路上经历了诸多的坎坷，但是民族认同仍旧是千呼万唤不到来。德国的历史不能给当代德国人提供认同，那么一个新的德国认同应该怎样建构？各种建议、方案均有其拥护者，但是一种全民性的共识仍旧难以达成。在最敏感的历史问题上，左派和自由派认为，德国的浩劫来自“德意志特殊道路”，源于德国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偏离了西方的轨道，德国应当回归西方，接受西方价值，以此来终结“德意志特殊道路”。所以德国人最重要的任务是认同民主宪法——联邦德国的基本法，支持民主制度，发展和健全民主的政治文化。在涉及德国人身份的问题上，许多左翼和自由派人士认为，重要的是首先做一个民主公民，然后才可考虑自己是否是德国人。作家格拉斯（GünterGrass）首当其冲，他公开反对“大德国”，反对两德统一；哈贝马斯（Habermass）则倡导“宪法爱国主义”，同“德国马克民族主义”对抗。在自由主义阵营看来，旧的资源已被证明是不能成为认同基础的，必须建构全新的认同，如哈贝马斯认为，德国的专制政治的传统已被历史抛弃，没有现成的历史资源可资借鉴，只有建构一个新的传统，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新的民族认同，这个新的传统的基础，就是战后在德国已经生根的民主政治体制及相应的民主政治文化。

在保守派一方，右翼人士强调“民族利益”，例如新保守主义历史学家们就认为历史在不断发展，德国人要摆脱历史问题看德国、看世界。他们认为，德国人已经不再是需要胜利者扶持和教导的孩童，德国已经长大。所以在内部，德国人必须重建和巩固德意志民族的自我意识，成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民族”（bewussteNation），或曰“自信的民族”；在外部，德国不再需要一个精神导师，也不需要他人的扶助，而是要争取和维护“民族利益”，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与新德国的实力相称的国际角色。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念念不忘大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企图让历史退场，让过去成为过去，一笔抹杀德国的罪责。

9。民主德国与民族认同问题

德国东部的发展与西部经历了完全不同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战区于1949年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民主德国，涉及如何理解和对待纳粹德国的历史这个问题时，与西部产生了本质的区别。民主德国的领导层在纳粹时期都是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被迫流亡苏联或国外，留在国内者也受到纳粹的残酷迫害。所以他们回到战后的德国时，对于他们而言不存在赎罪的问题。而作为一个“工人和农民的国家”，东德的统一社会党代表的是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与工农是一致的。倘若流亡归来的反法西斯战士与东德民众产生对立，将会出现极为不利和尴尬的局面。因为如果只有海归的反法西斯战士是正确的，而占人口多数的民主德国工农大众都是法西斯分子或法西斯主义追随者的话，那么就会出现工农政党不能代表工农大众的局面。所以统一社会党领导把民族社会主义的罪责归结到“一小撮”法西斯分子头上，而且迅速采取有力措施，对东德地区的纳粹头目进行了坚决的镇压，用迅速培养起来的干部来取代有污点的老一辈官僚。另一方面，统一社会党宣布，“大多数”德国人民是受蒙蔽的，因而是无辜的。这样一来，东德的民众便被免除了“克服过去”的烦恼，也没有开展罪责与集体罪责的大讨论。的确，东德领导层一向认为，民主德国已经彻底肃清了纳粹残余，纳粹残余都集中在西德，并且在西德复活，民主德国是清白的。但实际上，罪责免除令并未使东德人民真正得到解脱，两德统一后，德国东部的排外情绪强烈，新纳粹势力强大，与这个责任免除大有关系。在四十年的历程中，出于意识形态的分歧和“冷战”的需要，东部与西部在对待纳粹历史问题上产生了根本的不同，不同的历史观又导致对于自己身份的不同看法，两个德国的德国认同出现异变。

但是在东德40年的历程中，东德人民毕竟生活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中，有着不同于西德的生活方式。可以说，由于生活方式的迥异，某种程度上已经产生了一种若明若现的民主德国意识。东德领导层的经济政策虽然失败，但是却不遗余力地发展竞技体育，东德运动员的骄人成绩也给东德人民带来了某种自豪感，东德民众中产生了某种以金牌为依托的群体意识。民主德国虽然破产，但是无论如何业已存在了40年。如何看待民主德国的历史？东西德的双重历史加重了东德人的认同困境，“新联邦州”是应当全盘接受西德的历史观而否定东德历史，还是可以部分认同民主德国？一些知识分子也认为，民主德国在40年的历程中建立了自己的价值和认同观，与联邦德国已经多有不同。

在政治层面上，一方面，东德在其发展道路上紧跟苏联，逐渐朝向专制与威权国家的方向发展，其政治体制越来越僵化，民众没有参与决策的可能，因此缺乏自己做主、参政议政的可能性和意识，仍旧把自己的权利交给威权国家处理。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德国与普鲁士及第二帝国之间有惊人的相似，即德国历史上特有的概念“专制国家”（keitsstaat）的幽灵仍旧在德国东部徘徊；另一方面，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德国西部从西占区发展到联邦德国成立，一直在“融入西方”，并把这一政策立为基本国策，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所有领域全面接受西方价值。换言之，随着西德社会的迅速西化和现代化，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大举“入侵”西德，西德民众的价值取向、兴趣爱好和生活方式全面都向西方看齐，尤其是青年人的生活方式相当西化。而民主德国没有进入全面西化的轨道，西化只是零星地、局部地发生。因此总体来看，东德民众的思想意识、生活方式、价值取向都更传统，比西德更“德国”。从这个视角来看，西德主动地、有意识地放弃许多“德国”的特性，德国东西部之间在文化上已经产生差异，要形成统一的德国认同又增加了一道障碍。

尤其是两德统一后，东西部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差距至今仍未被抹平，历时十几年的所谓“东部建设计划”（AufbauOst）宣告失败，“新联邦州”的失业率居高不下，原东德的一千七百万人口中，有二百万人移居西德。新联邦州遭遇的经济问题使其对于老联邦州的认同危机更趋严重，至少是老一辈人、社会的困难群体对于西德的看法比较负面，甚至相当负面。如今统一已经逾二十年，但是横亘在新老联邦州之间，“老东”（Ossis）和“老西”（Wessis）之间的心灵鸿沟尚未被填平，在德国东西部之间造成了裂痕和敌意。东部相当多的民众认为自己被西部欺骗和吞并，产生怨恨甚至仇恨情绪。而西部民众认为，数万亿马克、欧元流入东部，“统一税”及其他经济负担压在西德民众头上，西德经济受累匪浅；但是“老东”们则不但坐享其成，而且并不领情，实在是忘恩负义。双方的情绪对立，给统一的民族认同的建构再设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