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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德国人的恐惧（第2页）

·对于未来的恐惧（Zukunftsangst）；

·对于毁灭的恐惧（Untergangsangst）；

·自我怀疑（Selbstmisstrauen）；

·对于忧虑的爱好（LustanderSe）；等等。

对于未来的恐惧和对于毁灭的恐惧之间又有内在的联系，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息息相关。前途叵测，所以有可能带来毁灭；对于毁灭的恐惧，有可能就是因为对于前途叵测而产生的。从这些恐惧中又诞生了各种形式的“逃避当下”（Gegenwartsflucht）。无论是耽于“施雷伯花园”（Schrebergarten）的小园情调，还是走遍世界的漫天旅游；无论是不问政治的小市民，还是积极参加抗议活动的激进分子，在他们心中，都或多或少有些这种恐惧在作祟。

1988年，在德国就已经有一部题为《德国人的诸般恐惧》[27]问世。该书历数德国人种种令人忧虑的情绪和心态，就连德国人对于环保的特殊的热情，也被该书称为“环境歇斯底里症”（Umwelthysterie）[28]。2005年，亚洲禽流感蔓延到欧洲，德国人异常恐慌，一时间争相注射疫苗，1600万支疫苗被抢购一空，而这个数字本来是为了应对2005—2006年度流感爆发而贮备的总数。当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时，科隆市则发生了一件可以载入该城史册的事件：科隆人因为过度恐惧，居然忍痛割爱，取消了每年一度铁打不动的狂欢节游行。而在精神卫生方面的状况同样堪忧：德国人现在每年要消费2000万盒抗抑郁药物，这个数字是十年前的两倍。

正是从这些事件中，学者和专家们发现了德国人对于灾难、战争、危机、事故的超常反应，从中透视出德国人“与众不同”的心态，谓之曰“德国人的恐惧”。而恐惧和恐惧症患者的称谓也五花八门，“色彩斑斓”，如：

·制造、鼓吹恐惧的人被称为“恐惧吹鼓手”（Angst-trompeter）；

·恐惧引发的大规模恐慌被称为“大规模神经官能症”（Massenneurose），或是“集体神经官能症”（Kollektivneurose）；

·德国人因为恐惧形成规模，也被叫作“哭啼一族”（einweinerlicherHaufen），

·而六八一代则被称为“哭啼一代”（dieweiion）；

·绿党因为强调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被称为“恐惧之党”（Angstpartei）。

在战后德国的社会和政治文化中，这些关于“德国人的恐惧”而产生的概念形成了一道特殊的风景线，更是折射出“德国人的恐惧”之复杂与根深蒂固。

（2）对技术的恐惧。

“关于未来，我们有所知，但是我们其实并不了解它。”（Wirwisse，aberwirke。）[29]冯·科洛克在他的《面临自己未来的德国人》（DieDeutsvorihrerZukunft）里如是说。对未来的恐惧，顾名思义，就是担忧未来会发生不测，使人受到损害。“‘德国人的恐惧’这个概念表示的是德国人喜欢冥思苦想的偏好，以及他们那个奇特的对未来之恐惧。”[30]

这种未来恐惧症内涵丰富，包括很多种次级恐惧，其中之一就是对于技术进步的恐惧。人类创造出了科学和技术，本来是为了享受技术带来的益处。但是技术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给人类提供方便与舒适，使人类享受技术进步的成果；而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也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远比之前的战争死亡人数多，造成的各种损失也大得多。就这两次战争而言，一次比一次残酷，一次比一次摧毁的生命更多；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的成功研制，意味着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技术也会毁灭人类文明。即便没有战争的爆发，人类技术进步带来环境污染，已经在破坏人们的生存环境，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这本来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但是不同的民族、文化在对于技术进步的态度上则不尽相同。美国文化看待技术进步的态度就显得比较积极，欧洲则相对消极，而德国人在看待技术问题时，心中的疑虑就比较大，甚至是很大。

核技术是令德国人最为恐惧的技术进步之一。在核能利用的问题上，德国虽然也建起了十七座核电站，但是民间的反对呼声一直非常高，一浪高过一浪。切尔诺贝利之后，德国人的核恐惧更加得到了印证，所以反对核能的声浪也越来越强烈。日本福岛核泄漏之后，德国的反核阵营更加强大，终于迫使政客们不得不决定退出核能。生物技术的发展也是令德国人颇为焦虑的技术进步之一；基因工程不但威胁着人类的健康，还会导致社会伦理的混乱，使德国人为此忧心忡忡。

2000年，德国阿伦斯巴赫民调研究所公布的一份调研报告表明，科学家们破解染色体之谜的进展在德国引起极大反响。在科学界，这个研究成果被认为是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可以与人类登月等量齐观，甚至比登月更为重要。但是这份报告还显示，德国人对于这项研究成果的反应，除了认为极其重要之外，是恐慌甚于兴奋。得知此事的人当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德国人做出了积极反应，44%的人则表现出忧虑和恐慌，认为这项研究将会带来问题甚至灾难。[31]报告清楚地认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德国人“对于医学进步的希冀中，显然掺杂进了恐惧；这是一个不可预见的、威胁人类的危险，通过对于生命图谱的解读而产生”。[32]正是出于这种对于技术毁灭人类存在的恐惧，所以有的基因生物工程反对者才会冒着被法律惩处的危险，在月黑风高之夜把转基因试验田毁掉，以示抗议、以绝后患。其结果是，在德国，正是因为对生物技术持怀疑态度的人数众多，反对声浪高，再加上德国的审批程序本来就比较复杂、冗长，致使生物技术在德国的发展落后，生物技术进步的时间成本大为增加。冯·科洛克评论道：“这个发展把我们驱赶进了对于未来的恐惧之中，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对于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所创造的新事物感到恐惧，也就合乎逻辑了。”[33]

对于技术创新的需求和渴望，与对于技术进步的恐惧产生对峙，造成了德国社会对于技术进步的困境：一方面，德国的技术进步成就斐然，“德国制造”就意味着技术先进；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也给德国人带来了几多疑虑、几多恐惧，使他们在技术进步和技术恐惧之间徘徊：

一方面，我们的自豪感和大部分作为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都建立在我们展现出来的效率中，从出口大国的骄人业绩便可看出这种效率……另一方面，我们又出于恐惧而步履维艰。我们抗议，我们产生公民自发运动，不遗余力地迫使法庭和各行政机构尽可能地争取达到停滞状态。正是因为这二者互不相容，所以我们便怨天尤人，描绘出世界末日的图景。[34]

包括技术进步在内的种种不确定因素使德国人产生未来恐惧症，除了对于技术进步的恐惧带来的两难境地之外，也使德国人对于未来缺乏憧憬，即所谓“Novision”（没有对于未来的愿景）。缺乏对于未来的憧憬，也就失去了创新精神，而且也使人变得“cool”（酷，取其“冷”的含义），缺乏**。这个视角也许可以部分地解释当代德国人、尤其是德国的“新新人类”们津津乐道于“酷文化”，视**为落伍和可笑的风气。

什么因素会带来毁灭？可以说，一切皆有可能。战争会毁灭世界，毫无疑问；自然灾害会毁灭地球和人类，毋庸赘言；社会动乱和革命会破坏秩序，使社会沦为一个修罗场，合乎逻辑；技术进步、科技新发明、宗教冲突、文明对抗，凡此种种，无不会毁灭人类。经济衰退当然会导致社会的不安定，生活水准下降、社会关系紧张，后果不堪设想。但是经济增长同样可怕，我们的地球是否能承受这种增长？在某些德国人看来，中国的发展和繁荣不仅使中国在经济上把德国甩在了中国之后，而且给地球增加的负担更是可怕。[35]

地球在变热，而人类在控制和预防气候问题的方面却无所作为。世界气候大会上，各方执着于自己的利益，无法达成共识，世界的前途岌岌可危，一如德国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的那样：“还有一种模糊不清的毁灭之恐惧：地球在变暖，而我们却无能为力。”[36]此外，亚洲的崛起，意味着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权力减退；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壮大，加速了欧洲的边缘化，也引起德国人的忧心忡忡。尽管“德国人的恐惧”“千姿百态”，但归结起来，可以概括为一个概念，即“害怕失去既得利益的恐惧”（Verlustangst），而且是生活越好，恐惧越强。

4。弃核之争

“德国人的恐惧”对于德国的产业结构也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德国人对待核电的态度上。2011年3月，日本福岛发生大地震，地震又引发了海啸；后来在海啸的作用下，又引发了核泄漏。当核泄漏的事实及其可能的后果为世界所知晓时，2011年5月29日深夜，德国由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执政联盟进行了12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磋商后，就关闭国内核电站的最后期限达成一致。根据这个决定，德国预计在2022年底之前关闭国内所有十七座核电站，此举将使德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中第一个宣布彻底放弃核电这一能源的国家。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手持一份《德国的能源转折》报告书宣布：“我们的能源系统必须也可以进行根本性的改革。”[37]默克尔同时宣布，德国将在未来十年分阶段放弃核能发电，同时将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提升一倍。

德国现有的17座核电站中，有七座“老爷核电站”已经是超期服役，但是一直还在工作。日本福岛核电事故之后，德国朝野震惊之余，默克尔只得宣布暂时关闭建于1980年之前，以及建于1984年的克吕梅尔等核电站。按照联盟党和自民党达成的这份决议，另外六座核电站至迟将在2021年关闭，而三座较新的核电站也将在2022年之前关闭。随着这个决议的出台，缠绕德国社会数十年的核电问题似乎有望得到彻底解决。[38]

尽管核电问题已经困扰德国社会数十年，德国社会上的反核意识浓厚，民间及政坛的反核力量强大。德国的绝大多数选民都对这种潜在危险极大的能源心怀恐惧，反核的呼声一直高涨。2002年，由施罗德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组成的中左翼政府颁布“逐步退出核电”法令，确定到2022年关闭德国境内全部核电站。但是核电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却又不容置疑，能源企业极力反对废除核电，至少反对过快、过早地退出核电。所以由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中右政府上台后，于2010年10月宣布延长国内核电站的使用期限，关闭日期从2022年推迟到了2035年。但是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在全球范围内引起核电安全恐慌，默克尔政府被迫，而且迅速改变了政策，成立专门委员会就核能安全和逐步退出方案进行研究。

舆论评论道，德国之所以在福岛核事故发生后迅速确定退出核电，有多重原因，例如福岛核电事故本身带来的心理冲击，但是德国国内的反核情绪带来的政治后果则是更深层的原因。2011年3月，德国巴登—符腾堡州举行大选，默克尔领导的保守派政党基民盟被绿党击败，执政58年后被选民们抛弃。德国《时代》周报编辑凯文·林奇（KevinLynch）评价说，“这场地区选举实际上变成了一场反对核能的全民公投”[39]，时任州长的基民盟籍州长施台凡·马普斯本人就是一位热情的核能支持者，他的惨败也可被视为基民盟的能源政策的失败。而马普斯及基民盟的失败，本质上是德国民众的“核焦虑”“核恐惧”的胜利。“对于核能的矛盾心态在德国早已有之。如果将美国和法国对核能的态度比喻成热情拥抱，那德国对待这项技术的态度只能用友好握手来形容”[40]。

德国社会围绕核电的冲突已经是一个历史问题，抗议活动绵延不绝：

1975年，德国曾计划在小镇维尔（Wyhl）修建一座核电站，受到包括维尔镇在内的全德国众多反对者的抗议，抗议示威人数达三万之众。抗议者和警方发生暴力冲突，警方逮捕了多人。但是建设核电站的申请最终流产，原规划中的核电站厂址则变成了一片自然保护区。

1981年，德国又计划在德国北海海岸布罗克多夫（Brokdorf）建设一座核电站，同样引起了轩然大波，十万名抗议者举行各种抗议活动，以阻止核电站的建设。德国警方出动了一万多名警察进行调节和镇压，致使抗议活动未果。这次抗议活动虽然失败，但布罗克多夫核电站终于建成，可是从中反映出的德国民众的反核意识之强烈，反核力量之强大，也令人震惊。

1989年，德国计划在巴伐利亚州的瓦克斯多夫（Wackersdorf）建设一座核电站，又遭到了全民的反对。抗议活动持续了数个月，最后政府和能源企业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计划。

2011年3月26日，福岛核危机发生的两周后，德国爆发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反核抗议活动。反核力量凭借福岛核危机带来的心理冲击，大张旗鼓地举行抗议，四座城市里约有二十万人参加了游行，抗议延长核电站的使用期限，要求政府放弃核能。

从这些声势越来越浩大，持续时间如此之长的抗议活动中可以看出，德国人的“核焦虑”是何等的根深蒂固，实际上可以说这是一种“核恐惧”。德国人在这种“核恐惧”的心理压力下，宁愿放弃经济效益更好、污染更少的核电，用选票表明了他们的态度。在现实的政治压力下，默克尔政府不得不顺从民意，宣布放弃核电。在这其中，政党之间的利益博弈无疑渗透进了核电的废与留之争，各个党派都想通过核电问题获利。但是在整个事件中，德国民众对于核电安全的恐惧始终是最主要的动因。而核恐惧如此之强烈，其根本原因当然还是在于“德国人的恐惧”。

反观其他国家，可以看到，尽管日本是唯一遭受过核武器袭击的国家，饱受核攻击及其后遗症之苦，但是日本民众对于核电的恐惧远不如德国那样强烈。目前德国的核电在德国的电力生产中只占22%，略高于美国的20%，却远远低于法国的80%。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法国和英国仍旧宣布将继续发展核电。这两个国家看来并未受到福岛核灾难的太大影响，而德国则结束了马拉松式的争吵，迅速宣布彻底放弃核电。其实这只是一个老问题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在德国，无论是核电，还是核废料的处理，从来都是一个可以触动德国人最敏感的神经的话题，无论是瓦克斯多夫，还是戈尔勒本（Gorleben），都曾经或仍在不断就此话题引起社会的分化和冲突。

弃核之后，德国将如何确保其能源安全，是一个极大的难题，需要德国人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出于环保的原因，德国已经宣布要在2020年之前减排40%，因此德国不可能大量使用煤炭发电。默克尔政府宣布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计划在2022年之前把风能、太阳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从2011年的17%提升到35%。但是可再生能源的经济效益还远远不足以同核能相提并论，所以德国的能源前景非常不明。即便如此，德国的多数人也甘愿为此付出代价，只是为了消除核电带来的危险，减少一点“德国人的恐惧”。

核电反映出来的问题，充分说明了“德国人的恐惧”是如何根深蒂固，似乎已经超出了其他民族的想象。美籍德裔作家托马斯·沃尔菲（ThomasWolfe）于1936年访问德国后，出版了一部小说《没有退路》（EsführtkeinWegzurück）。在其中，作者借小说中一个人物之口说道：“他逐渐明白了，这整个民族都被一种无时不在的恐惧所感染了：这就好像是患上了一种慢性的瘫痪症，这种病症使一切人类关系都变得扭曲，并且彻底破坏了这些关系。”[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