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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German Angst产生的历史原因（第1页）

第二节“GermanAngst”产生的历史原因

1。关于恐惧

在哲学、心理学研究中，恐惧也是一个令哲人和心理学家们穷经皓首的难题。德语中的“Angst”和“Furcht”都是表示恐惧，但是在意义和层次上又有微妙的不同。一般而论，恐惧（Angst）是一种“不同于害怕[Furcht——译者]的情绪或情感状况；区别在于，恐惧与一个对生命的不确定的威胁相呼应。恐惧经常与生理现象相关联，特别是与呼吸器官和心脏、消化和泌尿器官的反应相关”[42]。“Angst”的特点是“objektbezogen”，即有一个具体的对象引起恐惧；而“Furcht”则不需要这样一个具体对象。害怕（Furcht）“是一种受到威胁时的感觉”。[43]

这些普遍的解释，可以适用于任何人、任何民族、任何文化。但是为什么德国人作为一个整体、一个族群会被视为恐惧症患者？为什么会有“德国人的恐惧”的说法？恐惧症为何会被戴在德国人的头上？从以上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德国人的恐惧”的种种表现，而恐惧并不是令人愉悦的事。那么这种“恐惧”或曰“畏惧”从何而来？制造这种“德国病”的罪魁祸首是谁？凡是有思考能力的人不禁都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同样的情形在世界各地都上演，而其他国家的反应都比较沉稳，却唯独在德国引发了如此巨大的恐惧？结论是清楚的，只能是因为“德国人的恐惧”在作祟，这个概念也充分体现了德国特色，故德语的“Angst”（恐惧害怕）一词承载了其特殊的德国特性，无法恰当地译成英语，使这个词不得不作为外来词被收入英语。

纳粹上台后，德国犹太人遭到灭顶之灾，不得不大量亡命海外。一部分流亡英伦的犹太人，把这个具有德国特色的词汇带到了英国。20世纪50年代，英国人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心理问题。在治疗中，心理医生们发现，某种特定的恐惧症难以用英语来形容，而用德语的“Angst”则无此困难，因此这个德语词就进入了英语。[44]同样，当代跨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规避不确定性”（avoidanty）中的“不确定性”在英语中是“uy”，德语中与之最恰当的对应词是“U”。但是德国人在翻译这个词时却用了“U”：即翻译成“Usvermeidung”[45]（规避不安全），而这个“U”的意思主要是“1。dasUnsi。2。U，Uor”[46]（1。不安全。2。难以衡量，不安全的因素）。把“uain”翻译成“unsicher”（不安全）而非“ungewiss”（不确定），这个微妙的转换，却道出了德国人对于恐惧和安全的特殊理解。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所谓“德国人的恐惧”的产生是由德国的历史和文化决定的，并非空穴来风，更不是无中生有。所谓“德国人的恐惧”最早是被美英的学者、新闻评论员在德国的经济生活中诊断出来。他们发现，在经济问题中面对现实的挑战时，德国人“光说不练”，不乏想法却疏于行动；再如德国人对新事物如高新技术、生物技术心存疑虑，缺乏热情；而最极端的表现则是德国人对于一切战争的极端恐惧。德国民众极其惧怕恐怖活动，而且对于旨在消除恐怖主义的反恐战争也心存畏惧，所以对于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也多持反对态度，施罗德之所以能够二度当选德国总理，与他的反战态度迎合了德国的大众心理有极大的关系。后来，“德国人的恐惧”的范围扩大到社会的各个方面，终于被诊断为“德国病”（Germandisease）。对此，德国人的反应似乎慢了一拍，但德国许多颇具影响力的人士最终也并不否认这个说法，而且最近几年来也接受了这一说法。在德国，“德国病”不但已经成为对当代德国人心理状态的一个恰当的描述，而且德国人也热衷于研究探讨“德国病”，有关“德国病”的讨论被炒得沸沸扬扬，各种说法不绝于耳。

关于德意志民族与恐惧的关系，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说道：“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关于时代的重大意义，实际上产生了一种新的特殊的意识。人们相信，一个伟大的未来即将来临；而与此针锋相对的，是面对万劫不复的深渊的恐惧。”[47]基于这种恐惧感，德国人比其他民族更加受到这种兴奋与危机感并存的煎熬，如德国《世界报》上一篇文章所说，“两个世纪以来，危机意识，始终是德国人的形影不离的伴侣”[48]，这种恐惧和危机感存在于社会中，表现在人们的行为里，也见于文学作品中。直接来自民间的文学作品，尤其能够表现这种意识。

2。聪明的爱尔莎

格林童话里，有一个故事《聪明的爱尔莎》（DieklugeElse）[49]，说的是一个名叫爱尔莎（Else）的女孩，与一个男孩子汉斯订了婚。汉斯与爱尔莎一家在一起吃饭时，爱尔莎的母亲叫她去地窖里打一壶啤酒。爱尔莎来到地窖，一边打开酒桶的龙头打啤酒，一边因为闲不住而四下张望。她抬眼看到头顶挂着一把泥瓦匠遗忘在那里的丁字锄，于是大惊失色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自言自语地说道：“假如我和汉斯结婚，生了孩子，孩子大了，我们让他来地窖取啤酒，这锄头会掉下来把他砸死的！”于是，爱尔莎痛苦不堪，但不知如何是好，只是坐在地窖里放声痛哭。正在吃饭的一家人久久不见爱尔莎回来，母亲就叫女仆去看看。女仆询问爱尔莎为何悲伤，爱尔莎把自己的恐惧告诉了女仆，女仆于是说：“我们的爱尔莎真是聪明！”说着就坐到她身边，也为此而大哭起来。爱尔莎和女仆都不见了踪影，母亲有些着急，又差遣男仆去探查究竟。结果是，男仆也被爱尔莎的恐惧吓坏了，也坐在那里悲伤痛苦。后来，爱尔莎的母亲亲自去查看，也被恐惧传染，上不来了；而爱尔莎的父亲最后也为爱尔莎的恐惧所征服，全部坐在那里伤悲、恐惧。最后没有被恐惧吓倒的只有未婚夫汉斯一人而已。

这个故事讲述了一种无中生有的忧虑，可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没有任何根据就向坏的方向想，这种恐惧听起来似乎好笑，但是又确实存在于德国社会里。这个故事里，有许多值得玩味的细节。

其一，爱尔莎被认为是聪明人，汉斯向爱尔莎求婚的条件也是：爱尔莎必须真的是很聪明。而爱尔莎的父母亲是这样赞许爱尔莎的聪明的，父亲说：“啊，她充满了智慧。”母亲说：“她不仅能看到风从街上过，还能听到苍蝇的咳嗽。”正是因为她如此“聪明”，所以才能预见未来，预见到将来可能发生的危险。换言之，爱尔莎本质上是一个智者、先知，所以才会有凡人没有的烦恼和恐惧。这样一种智者的忧虑，也许出自德国人的思辨传统，也许是先天的禀赋。无论如何，一般人，或者说普通人或凡人，是不会，也许不配有这样的烦恼及其带来的恐惧。

其二，无论是女仆、男仆，还是饱经沧桑的老父老母，最后都被智者的忧患意识所征服，都齐聚在地窖里哭泣。这似乎预示着，德意志人民心态中“从众”“随大流”的思维定势的确强大，而之所以从众、随大流，原因在于精英的引导。爱尔莎虽然是小辈，但是却是“聪明人”，即属于智者、精英的阶层，而普通人则被精英的深谋远虑、高瞻远瞩所折服，自己的意识也被精英的深沉所控制，最终丧失了自己的常识。此外，从这个逻辑中，也可以解读出德国人惯于听命于精英的传统，容易被一种貌似深沉的古怪念头所左右。

其三，这个故事里人们的思维很活跃，但行动却很缺乏，正应验了许多智者对于德国人的判断，即长于思辨而疏于行动。再加上常识被思辨压制，那么常识既失，谬误必出。所以没有人会想到动手把那把丁字锄取下来，以绝后患。最后，这个智者居然不知道自己是谁，她问自己：“我是爱尔莎吗？也许不是吧？”尽管爱尔莎们是作为问题人物而出现的，但是他们却是这个群体里的主体，汉斯则孤家寡人，形单影只。

格林兄弟在收集和改写这个童话时，未必会想到，后人可以从这个故事一叶知秋，从中窥探到德国人的集体恐惧感的宏大话题；抑或他们已经感到这种恐惧症的存在，故而打算用这一类故事来说明并尽力消除之。其实所谓“德国人的恐惧”是一个渊源久远的问题，德国学界也早已在研究中发现并研究了这个问题，认定德国人、德意志民族的性格中有一种悲情意识。至迟到15世纪，这个题目就已在德国出现，并且在其后的岁月里不断引起德国人的共鸣。1498年，在德国西南部现巴登—符腾堡州境内的海尔布隆（Heilbronn）附近的比贝蜡赫（Biberach），有一位名叫“比贝蜡赫的C。马丁努斯”（usvonBiberach）的僧侣逝世，他的墓碑上刻着一首小诗，上面写道：

我活着，不知道可以活多长；

我会死去，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在路上，不知道去往何方；

我很惊奇，我居然还开心愉快。

（Idwei?nicht，>

Ichstirbu，>

Idwei?ni；

Midert，dassichfr?hli。[50]）

这首小诗本来是表达一个基督徒的心愿的，即作为一个造物，人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一切都必须听从上帝安排。但是最后一句“我很惊奇，我居然还开心愉快”（Midert，dassichfr?hli。）却一再被人提及，用来描述和讨论一个问题：德国人和欢乐的关系。古往今来，德国有多少诗人、思想家、学者、神学家都对此神往，为此神伤，不少的诗作、学术著作纷纷问世，拷问德国人为何不快乐，似乎德国人生来与欢乐无缘。约翰内斯·马里奥·齐美尔（JohannesMarioSimmel）、布莱希特（BertoltBrecht）、克莱斯特（HeinriKleist）等人亦是如此。

3。悲情历史与“德国人的恐惧”

作为“身处欧洲中央”的地区，德意志独特的地缘政治特征使德意志长期处于一个极其不利的位置。作为德国历史的产物，德意志的政治格局长期被碎片化，其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都受到严重阻碍，造成了德意志帝国的疲软。而在这其中，德意志便历史地变成了欧洲列强争夺霸权和各种利益的场地。各种军事冲突不断在德意志爆发，各种战争惨剧在德意志土地上上演。战争不仅造成物质的破坏，也在人们的心理上造成创伤。德国历史学家施蒂默尔（Stürmer）也言简意赅地列举了几次战争对于德意志民族心理的负面影响：

对大多数德意志人来说，历史在他们的记忆中，就是一场场灾难及其带来的悲痛后果，德意志这片土地在和平时期充当列强博弈的棋盘，战时则是列强厮杀的战场。回顾过去，荷兰人以及德国人的‘表亲’法国人都曾拥有辉煌的过去，但几乎没有一个时期可以让德国人自豪地称为‘黄金时代’。‘三十年战争’带来的无可言状的惨痛一直是德意志人无法抚平的伤疤，在文化和生活中多有体现。

……

1770年以后，西班牙皇储战争又给德意志雪上加霜，战争摧毁了大量建筑，海得堡的宫殿被撤退的法军炸成废墟。在18世纪中叶，德意志又被卷入了战争。在德意志人的记忆里，西班牙人、法国人和英国人所经历的为争夺印度、加勒比和加拿大而进行的海上战争和殖民战争——奥地利皇储战争（1740—1748）和七年战争（1756—1763）——给德意志民族带来的是不尽的灾难：

……

历史的创伤还没有愈合，就像德意志谚语所说，“荒草还未蔓上坟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就带来了更多痛苦。[51]

这段话明白无误地道出了战争与德意志人在历史上的关系，特别是战争对于德意志人心理上的摧残。

1517年，德国信徒马丁·路德发动了宗教改革运动，不但使西欧在信仰问题上一分为二，而且德意志人的信仰也一分为二，并引发了长期的宗教战争。其中最著名、后果最严重的莫过于1618—1648年爆发的三十年战争。这本是一场欧洲国家之间的大战，但却是在德意志的土地上进行，沦为战场的德意志不但人口锐减、大片土地荒芜、百业凋零，使德国历史发展被推迟达一个世纪之久；而且战争的惨烈、在德意志民族内心造成的心理创伤，更是留下了难以消除的后果。三分之一以上的德意志人在战争期间死于各种战斗、饥饿、疾病、瘟疫，死亡是当时的德意志人每天都要面对的生活场景。战争不但以德意志诸侯们的胜利告终、进一步削弱了皇权，而且改变了德意志人的民族心理；不仅使德国人更加趋于服从权威，而且在德国人心中种下了恐惧的种子。

三十年战争的残酷，在文学里留下了沉重的一笔。诗人格吕菲乌斯（AndreasGryphius）在他的诗歌《祖国的眼泪》（Tr?erlandes）中表达了自己的恐惧，也为德意志民族留下了一个民族的记忆：

我们遭到了灭顶之灾，完完全全被毁灭。

一群群狂妄跋扈的外人们，把军号吹得呜呜作响，

手执染血的剑，炮声雷鸣，

吞噬了勤奋和汗水创造的一切。

塔楼在烈焰中燃烧，教堂被推倒，

市政厅变成废墟，壮汉被大卸八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