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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德国人的对策（第1页）

第三节德国人的对策

1。“二战”后“德国人的恐惧”的发展轨迹

不管承认德国目前的状况是“德国病”与否，这个现象已经引起了德国社会广泛的关注，因为德国社会的发展已经受到其严重的制约。应对“德国病”，德国人将何去何从？

所谓“德国人的恐惧”的说法，是20世纪80年代才出现的。但是这并不表明在此之前就没有这种现象的存在，也不表明其他民族就没有恐惧感。自从这个现象及这个讨论出现以来，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德国人的恐惧”的表现强度以及表现形式是不尽相同的。在有的阶段里，恐惧感显得比较强烈或特别强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或较高的关注；而在有的阶段里，人们对此的关注度显得相对较低，“德国人的恐惧”便让位给其他的历史现象。

20世纪上半叶，德国人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后的魏玛共和国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段时间里，德国乱象丛生，使德国人经历了心灵的震撼。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并没有人发现德国人在恐惧方面有何异常，并未诊断出集体恐惧症的存在。当时，德国人还忙于经济重建，致力于确保生存及物质生活的改善，因此也没有时间来害怕和恐惧。另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联邦德国成立的战后年代，也没有关于一个民族心怀恐惧的论断。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之所以这两个极易引起恐惧的时代里，却没有出现后来的恐惧症，原因在于人们忙于生存，没有时间来害怕：“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战后的德国，认同危机和行为障碍并不是一个严重的大众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存在过，不过它们并不是一种时疫。德国人并没有时间在灵魂的泥潭里打滚。尽管他们有足够的理由来害怕、来忧虑，但是没有人会想到脱离俗世。”[67]

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复苏和腾飞之后，德国人重新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有了钱也有了闲，与历史也拉开了一定的时间距离，于是才开始反思。而“二战”的结束，并未终结世界面临的危险。热战结束后的世界，又进入了美苏之间的“冷战”期间，危险依然存在，而且随着核武器的问世和大量部署，战争和毁灭的危险更加现实、更加巨大。而50年代的保守主义政治文化对于历史问题采取的回避和压抑的态度，实际上是把本该上一辈人解决的问题延后；从另一个层面来看，等于把问题积压起来，问题不断地被挤压、被压缩，一旦爆发出来就威力巨大。在这个背景下，德国人民才有了外部和内部的条件来恐惧，也就有了“德国人的恐惧”。

既然没有时间来恐惧，也就没有相关的研究和反思。50年代，还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规模化研究，也没有比较确切的数据来支持人们的研究和讨论。进入60年代，这个现象开始初露端倪，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63年，阿伦斯巴赫民调研究所展开了调查，开始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从此这个现象进入媒体和人们的视野，并且有了数据的支持。

进入70年代，“德国人的恐惧”进一步显山露水，日渐引起人们的关注。德国媒体中，一股忧虑、担忧、忧郁的情绪崭露头角，人们开始发现，整个民族的情绪似乎出了点问题：“从60年代末以来，除了短暂的摇摆之外，在西部德国，认为自己生活在困难时期的人数在缓慢、然而稳步地上升，从37%上升到1993年的67%。”[68]

进入80年代，这种恐惧继续走高，在8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引起人们的忧虑和讨论。特别是1983年，就是电影《后天》上映的那一年，“德国人的恐惧”达到顶点，似乎故事片里的世纪末真的即将来临，世界将大难临头，而德国则首当其冲。所以在之后的年代里，德国媒体中的语言也越来越显示出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在日常生活、特别是在媒体中，

“kaputt”（破碎的毁坏的精疲力尽的）、

“nofuture”（没有前途）、

“unheimlich”（可怕）、

&”（有保障的）

等词汇出现的频率很高，标志着民族情绪的走向。在外国人看来，这种状况有些不可思议，但又的确存在。在这种情绪笼罩下，各种关于这个题目的出版物层出不穷，如《你们不要怕》（FürchtetEuicht）、《德国人的各种神经官能症》（Diedeutseurosen）、《烈焰中的房屋》（DasHausinFlammen）、《德国人的诸般恐惧》（Diedeutsgste）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当然首先是因为“冷战”的原因。美苏之间的冷战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高峰，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便是一例。德国处于美苏“冷战”的最前沿，受到的威胁最大，对于这种威胁做出的反应最为强烈，也就可以理解了。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传统的恐惧如虎添翼，于是便上升到了历史的新高。

1990年，两德统一，但是恐惧现象并未随着统一的到来以及德国人当时高涨的民族情绪而消退，而是继续存在，直到1993年，事情才有了转机：“从此以后，即便从2007年的问卷调查来看，认为自己生活在艰难时世中的人数仍旧高达50%，但是潮流已经出现逆转。”[69]进入21世纪，强烈的悲观主义逐渐走低、弱化，尤其是“从2005年到2007年，最引人瞩目的，是那种强烈的悲观主义，那种多年来塑造着德国人的悲观主义大幅下降”。[70]在这其中，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足球赛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

的确，随着时间的流逝，“士兵一代”已经垂垂老矣，淡出社会的主流。参加过战争的几代人，及饱受战争**的几代人，多数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包括“战争儿童”也已步入老年、逐渐老迈。在政治生活中，就连“废墟儿童”也在被战后出生的德国人取代；1998年，施罗德和费舍尔等人登上德国权力的顶峰，就是一个标识，即战后出生的德国人正式取代战前出生的德国人，在政治生活中处于主流地位。随着代际交替，战争造成的心理创伤似乎应该逐渐退出德国人的心灵。不过事实并非如此。

现代的德国早已告别了战争和匮乏，20世纪80年代下半叶至90年代出生的德国年轻人，这些“新新人类”们从小生活在和平和富足中，较少受到前辈们的战争体验的折磨。尽管历史问题从来就没有退出过德国人的生活，但是历史的盖子毕竟已经揭开，德国的年轻人也不用像前辈们那样备受历史问题的煎熬，受到道义的拷问。于是旧的问题似乎有望解决，向良性的方向发展。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德国的青少年厌恶**（Pathos），视之为“俗气”或“俗套”（Kitsch）。他们崇尚的是“酷”文化（Coolheit）：“对于当今的德国人而言，衷情[I——译者]不再是一种情感需要。他们要的是其反面，即他们用英语词‘cool’所标示的那种情绪。”[71]不崇尚**的年轻人，以动辄就动感情为耻，以不动声色为荣。这种现象被媒体和学界捕捉到，有人称之为“丧失**”（VerlustderLeidenschaft），这种“酷”文化环境里的人们的情感特点则是“把‘酷’的无所谓当作生活原则”[72]。本来酷文化的流行是一个世界范围的现象，不仅限于德国。而德国青年们蔑视**，崇尚酷文化，更有其历史的原因。这种“酷”的背后，同样隐藏着“德国人的恐惧”的影子。

这种“酷”的另一面，是对于未来的无所谓，显示为没有对未来的设想，没有愿景，甚至把对未来的设想视为禁忌，即所谓“愿景禁忌化”（Visionstabuisierung）。究其实质，其中也包含了一种“面对未来的恐惧”，即“在德国，当政客、艺术家或神职人员们谈论愿景这个题目时，人们可以经常觉察到他们对于激动人心的那种腾飞情绪，以及强烈的对未来的展望持有强烈的疑虑，或曰一种强烈的畏惧”。[73]成人们尚且如此，遑论崇尚酷文化的新新人类。经过了民族社会主义的**澎湃，以及“六八一代”们的理想主义的滥觞，现在的德国“新新人类”在世界范围内的大环境的熏陶下，背离**，自有其道理。他们看到，**也会被利用，也会带来灾难。与当下的酷文化一经结合，**不但被视为政治灾难的温床，而且被视为一种老套，即很无聊。但是现实不断地向人们提出挑战，未来要求人们做出选择。面对未来的挑战时，这些新新人类不愿直面未来，不愿做长远打算、放眼于未来，其背后无疑隐藏着一种紧张，从这个态度中可以透视出一种恐惧。

2。关于“德国人的恐惧”的研究状况

“德国人的恐惧”之说一经出炉，便引起了争议。关于这个题目，众说纷纭，并未产生统一的意见。赞成者有之，亦不乏反对者；双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关于这个现象的研究有相当大的难度。即便是就此问题阐述己见者，也多是根据自己的印象来发表意见，或是根据各种民调机构公布的数字。而民调结果、统计数字的特点之一，就是变化太快，例如幸福指数的变化，往往都是与某个具体的事件相关联，一旦这个事件发生变化，数字马上也随之改变。而且民调结果本身的可靠性、特别是精确性，一直就是引起争议的。受访者在接受采访或填写问卷时，经常会不由自主地受到当时当地的气氛的影响，也会受到当时的主流话语的影响，他们在某个时刻、某个地点的言论并不一定能够真实地反映他们的内心状况。

在关于“德国人的恐惧”的讨论中，并非所有人都赞同这个现象存在的说法。持反对意见的人或是否认这个现象的存在，认为这是子虚乌有；或是认为人们夸大其词，把一个一般的现象无限放大，以标新立异，博得轰动效应。例如乌尔利希·格莱纳（Ulrier）在2009年撰写的一篇题为《“德国人的恐惧”的走向》文章中就认为，所谓“德国人的恐惧”实属妄言；因为以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为例，德国人表现出的恐慌、担忧和恐惧并不比英国人或法国人更多、更强烈；换言之，他认为恐惧并非德国人的专利。[74]相反，他认为：“在经济危机中，德国人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公民更紧张。他们对于世界末日的喜爱已经一去不复返了。”[75]所以他的结论是：“事情看起来是这样的，似乎德国人应当修正他们关于自己的形象了。”[76]言下之意，是这种集体性的恐惧症曾经存在，但是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今日之德国人不复为往昔之德国人，可以说是恐惧已乘黄鹤去。

这种“德国人的恐惧”存在与否？这个问题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回答。如果德国人当中真的没有一种集体性的恐惧症存在，那么所有关于“德国人的恐惧”的说法都是杞人忧天，全部有关的讨论也都是无稽之谈。这样，长久以来如此多的人、如此多的议论何以解释？即便是真的没有这种恐惧的存在，或者说这种恐惧的程度、范围都与其他民族无异，并未超出“正常”范围，那么如此多的外国人和德国人都认定德国人有一种集体恐惧症，都谈到德国社会中的心理病态，谈到“恐惧”、“德国人的恐惧”，那么这种想法、这样的视角本身就出了问题，就可以视为恐惧症的表现。而且这个概念并非始自德国，而是由外而内传到德国。如果这个现象不存在，那么众多的外国人的感觉和判断将集体出错，似乎违背了常识。

这个讨论已经持续了多年，从研究的角度来看，即便只是冷眼旁观，这个讨论已经形成了诸多特点，也形成了诸多的看点。一个特点是，在关于“德国人的恐惧”的讨论中，德国媒体表现出了较高的热情，各种报纸杂志中，经常可以见到有关“德国人的恐惧”的讨论，记者、评论员和读者纷纷发表意见，读书界里经常可以见到的有关书籍也多为媒体人所撰写。而德国学术界似乎对此没有太多的热情，学术性的专著也很鲜见。学者们发表有关这个问题的看法时，也多是采用随笔式的写法，就自己的看法和印象来一抒己见。另外一个显著的现象是，对这个现象表现出热情的，是在德国生活过的外国人居多，包括外国媒体派驻德国的记者、观察员，以及相当一部分在德国从事商贸或其他经济活动的外国人。这些人的著作或文章大量地被翻译成德语，在书籍市场和读书界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范畴。

在这个讨论中，德国思想界、政治文化中强烈的阵营思维和阵营意识也介入其中，给讨论增添了一层政治色彩。一般而言，认为“德国人的恐惧”的确存在的人，左右两个阵营里都有，即左右阵营都显示出恐惧症。但是从左右阵营的论战中，特别是从右翼阵营对左翼的指责中可以看出，左翼阵营的恐惧更加强烈。右翼理论家克劳斯·莱纳·勒尔（KlausRainerR?hl）在抨击左翼思想时，对于流行于德国战后的语言中，特别是左派语言中的政治正确进行了调侃和讽刺。他当然念念不忘对于他认为的“六八一代”们所患有的和散布的恐惧症大加戏弄，因为他认为左派乃是恐惧症的始作俑者；他认为，左翼、特别是“六八一代”把恐惧推向极端，认定这个世界上无所不是恐惧之源[77]。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左翼的恐惧症走得太远，致使“六八一代”们不仅认定德国人都是胆小如兔，而且左派还认定德国人心中的恐惧不只有一种，而是有多种，所以“恐惧”一词不只是以单数形式“Angst”被使用，而是也以复数形式“?ngste”被使用。他撰写了一部题为《德语惯用语辞典——政治正确词语大全》（DeutschesPhrasenlexikon。PolitischkorrektvonAbisZ）的著作，这是一部以辞书形式撰写的抨击左派政治文化的著作。在这本书里，他对左派们的恐惧症大加调侃：“从中还产生了一种现象，即恐惧一般都是以复数形式出现。”[78]接着他用恐惧的复数形式玩了一个文字游戏，意在讽刺“六八一代”们的恐惧症之强烈，以致认为这个世界充满恐惧。他关于“?ngste”（德语“恐惧”的复数形式）的词条是这样开始的：

恐惧们[?ngste——译者]

‘六八一代’德语，很快就用作复数。这个用法虽然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但是语法上却不是。数量的激增表明，要描述现代文明或整个家庭的全部惊恐，一种恐惧已经不够了。时至今日，恐惧们已经在语言中站住了脚，成为一种普遍的、没有缘由便产生的恐惧大杂烩（例句“我想同你们说说我的恐惧们”）[79]

埃克哈德·亨沙德（Escheid）也在他的《傻子德语》（Dummdeutsch）里列举了一些：“Angst”（恐惧）的复数形式：“现代的恐惧一般来说都是以复数形式出现的……接触的种种恐惧[Berühungs?ngste——译者]，失败的种种恐惧[Versagens?ngste——译者]，界限的种种恐惧[Sgste——译者]。”[80]究其实质，在右翼对左翼的指责中，包含了左右两大阵营的许多思想，实则是两大阵营的观念和意识、政治和文化的冲突。保守主义者们致力于维护传统，对于传统多持肯定与保护的态度。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传统文化被颠覆，传统的价值体系陷入危机，才会产生意义的危机。而左派显示出更多的恐惧感，也可以视为左派具有更多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既强，恐惧之源便多。左派对于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提出更多的质疑，因此也遭遇了更多的困惑，有更多的理由产生恐惧。例如保守主义者坚守德国的爱国主义传统，为维护德国的传统而不遗余力，他们遭受的认同危机便较之左派要小。而德国的左派们，特别是“六八一代”，对于传统的质疑最强烈、最绝对，因此他们遭受的认同危机也就最大。而一旦缺乏对于国家或民族的认同，缺少了这根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心理的负担便增大很多，就更容易产生恐惧感。所以在保守阵营看来，“六八一代”是“恐惧的一代”，而左派的中坚力量绿党也被视为“恐惧之党”。总的看来，左派阵营和右派阵营在涉及恐惧的问题上都有几分尴尬；对于右派，他们不愿承认全民性的恐惧之存在，或是否认这种恐惧的程度本身已是一种恐惧，一种对于恐惧之争的恐惧，正如德国《焦点》杂志于1996年的分析所说的那样：“1968年之后，保守派冻结了关于社会前途的讨论——此举乃是出于恐惧，害怕被左派们指责为倒向右边。而左派们虽然在讨论，但是又拿不出办法。”[81]

战后的德国，左右两派在“知识战场”上厮杀，最终左派占了上风，在舆论中占据了主流地位，特别是在媒体中，左派的影响更大。在这种格局中，左派知识分子的作用便凸现出来，如哈贝马斯这样的学者，在《时代》周报的头版上撰文，发表他们关于时局的看法，影响极大。意见领袖们取代了过去的君主，影响和控制着大众的意识。

这个“知识人报业”（Publizistik）的主力，多为左派知识分子，因此左派知识分子在恐惧问题上的态度又构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而左派知识分子本身也被视为一个特殊的意见领袖群体，为右派所憎恨和惧怕。右派及中间派认为，这个左派知识分子阵营把持了舆论，形成了一个集团，即所谓“知识分子帮”（Intelligenzia）。在右派看来，这个“知识分子帮”摇唇鼓舌，不断鼓吹恐惧，散布悲观情绪，制造了一个人为的恐惧，这种恐惧就是来自一种“被组织起来的悲观主义”（deraePessimismus）。这个“知识分子帮”无事生非，体现出了一种知识界的虚伪。其实，不管虚伪与否，左派知识分子已经营造了一个氛围，忧患意识也成为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来，“二战”以后的联邦德国就逐渐开始了对历史的反思，经过60年代末大学生运动引发的思想冲击，“克服过去”的进程更加如虎添翼，对于过去、传统进行反思已经不再是禁忌，甚至是时尚。再加上左派知识分子占领了舆论和媒体，打造了一个偏左的氛围。

3。规避不确定性：寻求安全感

2004年，德国莱比锡的“王子乐队”（DiePrinzen）发布了一张歌曲专辑，其中一首题为《惴惴不安，越来越广》（Usichbreit）的饶舌歌流行极广，其歌词如下：

你为何惴惴不安

然后你惴惴不安

完全地惴惴不安

——惴惴不安

特价商品琳琅满目，货比三家，抠门是好事

在别的商店你也许只要付半价，就可以买到同样的物事

所以你最好什么也不买，因为你没有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