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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娱乐消费 后现代翻译的无为和不可为02（第1页）

第八章娱乐消费：后现代翻译的无为和不可为02

[12]刘，2008，pp。30-31。

[13]以上典故见Bly，2005，p。xi。

[14]Ibid。，p。39。

[15]Molesworth，1979，p。113。

[16]赵，2003，p。61。

[17]其余汉诗出处不论，关于苏东坡的引用全部出自1993年出版，伯顿·沃森（BurtonWatson）选编的《苏轼诗选》（SelesofSuTung-P’o）。

[18]?i?ek，1992，p。126。拉康—齐泽克在此暗指本雅明（WalterBenjamin）的阅读和星座理论。即我们所见星光来自完全不相干的发光源在自然历史长河中的累积和叠加，以及星座本身根本就是观察者赋予的存在，只对观察者显现并有意义。同样，宋词或者宋诗题目只是恰好出现在一本文学选集中，来自不同年代（历史），不同诗人（发光源），一并汇聚到处于历史的末尾的美国诗人视线里。

[19]Anonymous，1981，p。20。

[20]赵毅衡，2003，p。10。

[21]《清稗类钞》诙谐类三，记载了纪晓岚类似的偶得佳句（foundpoem）而不能自已的趣事。原文是：纪文达有陆士龙癖，每笑，辄不能止。尝典某科会试，试毕，左右传新科状元来谒。状元名刘玉树，即请见，晤后，首询其寓何所。刘对云：“现住芙蓉庵。”纪闻此语，忽笑不可仰，旋即退入内，久不能出。有顷，命请状元暂归府第。刘退，惴惴然。他日再见，探其故，始知是日成一联云：“刘玉树小住芙蓉庵，潘金莲大闹葡萄架。”借用小说回目作小句，而属对绝工，深自赞喜，故遂至是耳。

[22]据现有资料来看，庞德翻译《神州集》整个过程中没有咨询和求教过当时的中国学者。限于篇幅，笔者不论证庞德这么做究竟是不愿意求教（无论出自任何原因），还是无法找到合适之人选。事实是，当时居住在伦敦且愿意伸出援手的中国学者不是没有。据钱兆明考证，中国工科学者宋发祥曾在伦敦面见庞德，时间恰好为1914年，即庞德收到费氏遗稿之后，出版《神州集》之前。宋发祥回国之后和庞德通信数封，向其推荐自己的内弟（brotherinlaw），曾任晚清英文报纸《北京日报》总编辑，并表示可以相助。后来两人是否会面或者接触情况不详，不过根据庞德晚年和中国朋友荣之颖的通信推断，这位总编先生有可能曾到庞德家中拜访，曾试着翻译过《水手》（Seafarer），但因实力不济很快败下阵来。语调中流露出对中国学者从事英译能力的相当质疑。以上掌故见Pound，2008，pp。1-8，p。94，以及钱兆明和管南异的文章《逆向而行——庞德与宋发祥的邂逅和撞击》。

[23]Willis，2004，p。34。

[24]Tony，2004，p。1。

[25]同样，相较王红公，韦利的汉诗英译对勃莱影响更大。见Nelson，1984，p。6。韦利更为注重意译，讲求两种语言文字之间直接对应，从而保持汉诗的结构特色，如对仗、行间断句以及文字（元音）和诗行数量的忠实，等等。勃莱许多作品，如“poemoheredbytheworld”明显延续了这一特色。

[26]Tony，2010，p。329。

[27]以下掌故出自弗朗西斯·昆因（Fran）和勃莱之间的访谈录《勃莱，诗歌艺术第79号》（Bly，TheArtofPoetryNo。79），出现在2000年4月的《巴黎评论》（ParisReview）上，网络地址http：。theparisreview。ihe-art-of-poetry--bly

[28]王佐良20世纪80年代拜访勃莱时，这首诗便在两人脑海中盘旋。见王佐良，1998，p。12。

[29]有学者认为对休姆展开精神分析，认为其作品也有些青少年的味道，“展现出一种男孩般的玩闹，迷人的探索意识，以及追求思想交流的真诚愿望”。entale&Gasiorek，2006，p。218。

[30]Jameson，1988，p。28。

[31]Tony，2010，p。334。

[32]钟，2006，p。34。

[33]勃莱，1998，p。4。

[34]Davis，1994，p。74。

[35]Bhabha，1994，p。228。

[36]史耐德对宋朝诗词的解读可为明证。见Snyder，1999，p。305。

[37]史耐德的地方感十分强烈，他更愿意用政治文明确立以前，人们在荒野远足时的定位方法来描述自己的住地。在一次采访中，史耐德反问采访者“你是哪里人”，并向其展示所谓西雅图等政治概念在表述地理位置上相当不可靠。诗人随后详细描述了自己住址周围的地理和自然特征，并声称中国、日本或者印第安人都会如此回答。见O’ell，1998，p。367。

[38]Cavallaro，2001，p。206。

[39]德里达在生命的最后时期接受采访时，重提解构主义运动之初对本雅明翻译乃是原作“存活”的观点：一方面是“überleben”，作者死亡，作品能够幸存下来；另一方面是“fortleben”，作品不但免于死亡，而且可以继续生存发展下去。见Derrida&Birnbaum，2007。

[40]Derrida，1978，p。254。关于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旧体诗的论述，请见朱文华《**余韵论》，共五类二十四家。五四以来即为强弩之末，**可续，中兴难为。这样的无法存活镜面对称到了美国诗坛。洛威尔《松花笺》中便有相当数量清末旧体“画诗”翻译，如陈洪绶、梁同书、刘世安，可笔者从不见有任何学者或诗人对这些翻译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