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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1页）

三

在阿斯曼的文化记忆著述中，如果说《回忆空间》是令人折服的“厚重”之作的话，《记忆中的历史》则让人有一种掩卷后的“沉重”感。后者看似薄薄的小书，实则讨论了战后德国人如何面对内在化的纳粹历史的大问题。要深化理解该问题，实有必要读读阿斯曼题为《德国人的心灵创伤？——在回忆与忘却之间的集体责任》的长文。阿伦特（Ha）曾经说过，个人不可能不负有国家的和民族的责任，除非这个人是国际难民或无国籍者。[7]虽然，战后纳粹的历史业已翻过一页，但以记忆的方式沉潜于德国人——个体、世代、家庭、公共领域之中，并且影响到德国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阿斯曼认为这是一种罪责意识作用的结果，她谨慎地使用了加问号的“心灵创伤”（Trauma）一词。

“心灵创伤”原本是医学上的概念，现在成为文学和文化研究中每每言及的主导性概念，用于研究历史上的集体苦难。阿斯曼指出，心灵创伤本是一种被遮蔽的回忆，但是它并没有被纳入意识之中，而是被安置在地下的尸骨洞穴里，因此，当被唤起时，亢奋状态会长时间持续并有扩散之势。就德国人来说，这种创伤是1945年战败后深藏在意识之中的对于战争罪责的自卑情结。阿斯曼以冷峻的笔触展现了战后德国人围绕“集体责任”（Kollektivschuld）的各种言说，纽伦堡审判没有涉及“集体责任”，但历史盖棺论定后，德国人自觉地成为战争罪责的继承者，有的直呼“我们的耻辱尽皆暴露在世人的眼中”，有的面对被展示的纳粹犯罪，强烈地感受到“这就是你们的罪责”，有的认为“虽然不允许沉默，但还是不能说”，有的感觉“唤不起良心的声音”，有的说“这让我永远不得翻身”等，人们以各种方式体验着集体责任。[8]从《记忆中的历史》中，读者也不难看到这种罪责意识在不同世代中所引起的裂痕，在家庭中所掀起的阵痛，在建筑物和媒介等表象空间上所呈现的错杂。其实，正如阿斯曼所说，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对罪责概念做过严格的区分，绝大多数德国人完全可以从“集体责任”的创伤中解脱出来的。

1946年，历经波折，雅斯贝尔斯《罪责》（DieSchuldfrage）一书出版了。该书把德国人的战争罪责分为四个层面：刑法的、政治的、道德的和形而上学的。刑法上的罪责指具体的犯罪行为，当事人要受到相应的刑事惩罚。政治上的罪责指当事人虽然没有具体犯罪行为，但由于身处一定的政治和决策位置，间接地参与了刑事犯罪，为此需要付出代价，如被剥夺政治权力和权利。所谓道德罪责则指一般大众而言，他们没有刑事上和政治上的罪责，但作为共同体的成员没有阻止战争，甚至还拥护战争，因而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如果能从这种道德责任中获得自觉，即能消弭罪责，从而获得新生。形而上学的罪责是人面对神的自觉，通过内心的活动而获得重生，这可以成为新的生活方式的源泉。[9]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绝大多数德国人的罪责属于道德责任和形而上学责任的范畴。

1945年5月，纳粹德国覆亡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日本东京遭到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面对日本帝国的末路，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渡边一夫在日记中悄悄记下一段话：“不被爱的能力。”（愛さえない能力）[10]这句话出自一位普鲁士军官的日记，而该军官则转引自罗曼·罗兰（RomainRolland）。“不被爱的能力”德文为U（不受欢迎）。渡边认为，德国人在意识到自己的“不被爱的能力”后，试图克服邻人的戒惧；而日本虽然处于同样的境况，非但不自觉，反而在强化这种能力。无疑，渡边的解读并不正确，应该放在战后半个多世纪德国人在罪责意识驱动下所做的各种赎罪努力的语境中来把握。今天的德国人可以自信自己拥有被爱的能力，而达到这一步，德国人经历了艰难的历史煎熬。翻阅《记忆中的历史》，读者不难得出这一结论。

离开马萨达后，沙尘暴没有来，突如其来的是一场大雨。第一天漫长的会议结束后，东道主邀请国外学者在一家小餐馆用晚餐。刚落座，东道主即起身要给我介绍在另一处用餐的一对夫妇——阿莱达·阿斯曼和其丈夫扬·阿斯曼！惊喜中，我来不及懊悔昨日自顾自地讲述自己记忆研究的尴尬，告知阿斯曼她的《记忆中的历史》正在翻译。一晃快要过去5年了，现在该书终于可以付梓出版了，让我如释重负。两年前，译稿交给我后，根据责编的详细意见，我对译稿做了很多校改和润色，在此我要感谢一丝不苟的责编，先于中文版译出的日文版阿斯曼著作的译者及其解读[11]，还有协助我工作的学生，他们是闵心蕙、王楠、宋逸炜。

时值冬月，在南京的寒风苦雨中，回想当年在马萨达与阿斯曼的邂逅，不禁要感叹一声：摩诃不可思议。

[1]本文原载《中华读书报》，2016年12月14日。系中译本《记忆中的历史》（阿莱达·阿斯曼著，袁斯乔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序文。

[2]中译本参见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富、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阿莱达·阿斯曼：《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3]AleidaAssman，Erinnerungsr?ume：FormenundWandluurellenisses，Mün，C。H。Beck，1999。

[4]JanAssman，DaskulturelleGed?is：SchriftErinnerungundPolitis-tit?tinfrühenHo，Mün，C。H。Beck，1992。

[5]国内关于阿斯曼夫妇文化记忆理论的最早介绍，参见闵心蕙：《断裂与延续——读“文化记忆”理论》，《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第10期。

[6]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李秋龄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二编“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另一译本为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周辉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7]Ha，ResponsibilityaedandwithanintrodubyJeromeKohn，Berlin，SBooks，2003。

[8]AleidaAssmarauma？DieKollektivschuldthesezwisernundVergessen”，Merkur608，H。12，53Jg。，12，1999。

[9]KarlJaspers，DieSchuldfrage，Heidelberg，LambertSeider，1946。

[10]渡边一夫：《敗戦日記》六月十八日，东京，博文馆新社，1995年。

[11]アライダ·アスマン：《想起の空間——文化的記憶の形態と変遷》，安川晴基译，东京，水声社，2007年。アライダ·アスマン：《記憶のなかの歴史——個人的経験から公的演出へ》，矶崎康太郎译，京都，松籁社，2011年。中译本分别为《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潘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和《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袁斯乔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