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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叙述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第1页）

一、历史、叙述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历史存在于叙述之中，叙述表现历史。历史和叙述的关系通常被喻如下：“一些人告诉另一些人发生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就是历史，是客观存在的，而“一些人告诉另一些人”则是叙述，是经语言表象化了的历史。在这一点上，现代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之间并没有根本分歧，两者的分歧首先体现在以下几点上：历史是什么？历史有没有客观性？人的认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把握和认知历史？

何谓历史？自从18世纪后半叶现代史学兴起以来，该问题就一直纠缠着历史研究者，这是因为以启蒙思想为内核的现代史学必须在历史语境里回答与启蒙相关的思想问题。启蒙思想的核心是，在历经教育、改革和制度变化之后，人不再以无法理解的事物和他律性力量为认识对象，而以和自我相关的诸关系为主体，培养自我意识、承担责任和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1784年，康德（Imma）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里指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7]启蒙思想家之所以重视历史问题，不仅是因为批判传统是启蒙的主要课题之一，而且还在于他们关注在传统的关系下改变人的可能性、教育人的可能性和使人向上的可能性等问题。启蒙思想给历史学带来的影响是深刻的，它产生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即进步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与其说是一个轮廓完整的形体，不如说是一股向四方扩散的力量。在此以前，历史学是道德的学校，艺术的工具，国王和宗教的代言人。因而历史学缺乏批判精神，注重修辞而忽视事实正确与否。启蒙历史观诞生后，历史学逐渐发展出一套现代的历史叙述体系。德国社会史学家科卡（JürgenKocka）在《历史与启蒙》一书里专章讨论启蒙思想与历史的关系，他把启蒙思想给迄今为止的历史学带来的变化归纳为四点。

第一，作为启蒙进步思想的一部分，形成了集体的单数形的历史表象——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现实过程的一部分。在此之前，存在着复数的历史，但是启蒙的世俗思想否定了这种复数的历史，它通过对过去的解释打通了过去和现在的联系，进而暗示了未来和现在的关系，构筑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连续性。

第二，形成了确保历史学作为学问的一整套严格的方法。把事实与传说以及未经验证的意见区别开来，强调事实必须经得起方法的验证，并进而作为事实而为所有的人（不论身份、信仰、国籍、性别等）所接受。

第三，历史认识行为中所存在的对未来的展望并非来源于相对主义，而是从必须说明、反省和批判自己的“观点”和“计划”中派生出来的，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研究方法。

第四，随着方法的完善，叙述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开始注重讨论和论证，把历史著述和注重修辞的作品区别开来。[8]

科卡是德国社会史——历史社会科学（HistorischeSozialwissenschaft）的旗手，他的概括揭示了启蒙史学的主要特征，概言之，基于人性同一性的信念，启蒙史学试图构建完整的哲学化的文明史，这种历史不是关于国王和英雄的事件史，而是整体的、大写的、单数的文明史。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1751—1756年）中试图描述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史，《风俗论》（1756年）则包括东方世界的多样性习俗。而孟德斯鸠的《罗马盛衰原因论》（1734年）和《论法的精神》（1748年）排除了偶然因素和传说纪年似的叙述，以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作为叙述中心，考察政体和自然、习俗、宗教及商业的关系。

然而，启蒙史学也有其严重缺陷：被启蒙思想否定的中世纪时代及其宗教在启蒙历史叙述中是个空白，启蒙的历史叙述缺乏对史料的彻底批判。19世纪兴起的兰克史学试图以历史中的个性及其发展的感觉即历史主义为思想依托，通过确立客观的、科学的历史学来克服启蒙史学缺乏对史料进行批判的弱点。但是，另一方面，借助历史学家的直觉把握客观事实的做法又致使主观因素混入历史叙述中，因而所谓客观性是有局限的。而且，兰克（LeopoldvonRanke）把历史研究的对象限定在政治史的范畴内，在方法论上无疑使历史学趋于严密，但在历史研究对象的把握上则与启蒙思想家关注历史整体背道而驰。20世纪初，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为克服兰克史学的缺陷，强调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整体的历史观，同时，布洛赫（MarcBloch）之后的众多的年鉴派历史学家之所以钟情于中世纪史，既带有对早期启蒙史学的矫枉过正，也含有对现代文明变动不居的倦怠。

19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形成了两个叙述传统：一个是从兰克到狄尔泰（WilhelmDilthey）、科林伍德（Regwood）的解释学的传统，认识到历史学无法科学地把握和再现历史，但坚信历史学可以解释历史。与这种古典主义的文献解释学相反，另一个以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为代表的历史学潮流强调关注人的思想和行为背后的物质结构和结构实体，认为可以科学地把握和认识研究对象的结构。20世纪70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对上述史学传统提出了一系列的诘难。一个诘难是以普遍性的说明阐释历史和社会而得出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History）——用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的话来说就是“大叙述”（grandnarrative）——淹没了复数的小写的历史（history），而历史不应该也不可能只有一种叙述，应当用“小叙述”（littlenarrative）来替代“大叙述”。[9]另一个重要的诘难是在“历史事实”“文献事实”和“解释事实”三者中，历史学家得到的“事实”究竟是哪种“事实”？现代主义史学相信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找到真理。但是，历史学毕竟不是科学，历史叙述中的主体和客体不可能截然两分，人们无法保证事实的“客观性”。在伽达默尔（Hans-Geadamer）、利科（PaulRic?ur）等解释学理论的影响下，人们认识到理解是有局限的；而在福柯和德里达（JacquesDerrida）等后结构主义者看来，连构成解释原点的文本的作者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面对历史永远不能成为科学的这类反对意见，一些历史学家相信通过某种方式可以把作为“解释的叙述”的历史与编年的、科学的历史区别开来。对于这一尝试，闵克（LouisMink）一针见血地指出，把历史变为科学的主要困难并不在于“证据的逻辑”（logicofevidence），而在于“结论的意义”（meaningofs），因为分离的结论在科学上是能成立的，而在历史研究上是不能成立的。历史学家在每一本书的最后要专门辟出一章来做总结，但是很少或者从来就没有得出过分离性的结论。[10]伊格尔斯（Geers）认为，对“对象的信仰”在康德和韦伯（MaxWeber）那里早已受到颠覆，而在20世纪的历史中逐渐消失。[11]

在历史是什么的问题上，现代主义史学对历史本质的执着近乎中世纪神学在讨论上帝存在时的态度。在中世纪，神学家们在论证上帝存在的时候，反复强调上帝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上帝这个称呼里已经包含了存在性的成分，这就是著名的存在论证明。启蒙时代以来的历史学也形成了一个认识论传统，坚持认为历史学之所以是“科学的”，乃在于历史的客观性里包含了科学因素。不错，历史具有客观性，但是历史的客观性并不能构成历史学的科学性，历史虽是客观发生的，却只有在被叙述后始能获得意义。虽然现代主义历史学还无法认同费尔曼（ShtoshanaFelman）的如下之语：“我们通常把我们所说的历史设定为关于探究的学科和关于知识的形态，把我们所说的叙述设定为话语形态和文学题材。”[12]但是，如诺拉（PierreNora）最近在关于历史与记忆研究中所指出的，历史是客观性的、知识性的存在，由分析和批判性的话语所构成的“过去的表象”这一界说[13]，对现代主义历史学来说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20世纪的绝大多数历史学都可以纳入现代主义的范式里。在现代主义的强大的话语霸权下，20世纪60年代末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通过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和新历史主义等冲击了现代主义历史学，其结果在历史学引起了一场范式转化的革命——语言学的转向（linguisti）、解释学的转向（iurn）和修辞学的转向（rhetori），三者分别涉及语言、意义和解释等重要问题[14]，其中围绕语言学的转向争论最大。语言学的转向是界分近代哲学质变的标志，自笛卡儿（Rees）以来的近代哲学把意识作为认识的最终基础，通过自省的方法给世界赋予意义，阐明世界构成的过程。但是，这种以意识为中心的哲学在意识自身隐秘性的面前屡屡碰壁，很容易陷入不可知论的境地。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哲学为了从意识的自我完结里超越出来，把哲学讨论的话题从“意识”转移到“语言”上，形成了狭义的英美分析哲学和广义上的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卡西尔（ErnstCassirer）和胡塞尔（EdmundGustavAlbrechtHusserl）等人的语言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基本观点是，语言既不体现语言之外的事实，也不是表现语言之外的事实的工具。语言不但不反映社会，相反是构成社会之物，也即正是语言构成了人的意识的主体并使之产生社会性意义。这样，一个文本由于是由其他无数文本所构成的，其存在与作者的意识和社会语境没有任何关系，历史学所依据的文献解释从根本上被颠覆了，在认识论上史料与产生史料的社会现实的关系被切断，实证主义的历史研究也被彻底否定。伯克霍福（RobertF。Berkhofer）将后现代主义向历史学发出的挑战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脱自然化（denaturalizatioion）、脱等级化（dehierar）、脱文献主义（dereferentialism）和脱结构（即解构，destru）[15]，从这五个方面可以看到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化或曰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的基本表征。

脱自然化和脱神秘化。所谓脱自然化首先出现在有关种族（race）、少数群体（ethnicity）和性别（gender）的研究上。后现代主义否定了以往学者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理解种族和少数群体的差异，理解男女之间的性差，强调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关系里把握人的行为、文本和人造物等。伴随历史研究脱自然化的过程，还出现了脱神秘化的趋向。所谓脱神秘化是指在方法论上追寻社会不平等关系和形成人的行为、思想和人工制品的权力之间的关系。阶级、性社会差别和种族等不是与生俱来的，是在历史演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脱神秘化要求把所有关于人的知识范畴和文化范畴相对化，将大写的历史消解在具体的社会文化情景里。正如俄尔马斯（ElizabethDeedsErmarth）所指出的，“后现代主义者从来就不谈‘历史事实’，这倒不是因为在限定的局部范围之外不存在‘事实’，而是因为在限定的局部范围之外不存在‘历史’”[16]。

脱等级化。尽管区别精英文化和民众文化有时并不那么容易，脱等级化试图侵蚀和溶解区别精英文化和民众文化的学术和美学边界。在新历史主义的推动下，民众研究和文化研究获得了进一步展开。新历史主义通过比较研究文学精品文学文本和一般历史文献发现，两者都是一个给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关系中的一部分，证明了以往的大写的文化历史只是小写的文化的一部分。就历史研究领域而言，在福柯之前分别流行着两种权力分析框架，即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和韦伯的支配被支配模式，其共同点都是强调权力的等级特征，而在福柯那里，通过知识权力的话语实践关系消解了权力的支配性性格[17]。新文化史研究受到福柯的知识权力论的影响，它试图通过语境化的实践将文化和政治放在同一个平台上。

脱文献主义。语言的使用不能与其作为社会基础的话语实践相分离。语言和概念的脱等级化动摇了价值判断的基础，直接导致了脱文献主义和解构。脱文献主义在思想上反对本质主义，否认文学和其他语言文字之间有任何区别。脱文献主义否定过分强调语言事实、超越性意义和坚持抽象范畴的本质主义，它对主体和客体的真实地位提出了质疑，进而否定了构成语境的存在的性质。

解构。文献主义至上遭到质疑后，历史本身也被视为文本。德里达在《论文字学》里有一句名言：“文本之外一无所有。”既然文本之外一切都不存在，那么就应该把一切都作为文本来解释。后结构主义者批评把范畴自然化、本质化和统一化的做法，反对男女、自然文化、真实的（real）人造的（artificial）、理性情感、自我他者、公共的私人的等，甚至还包括能指（signifier）所指（signified）、理论实践、原因作用以及真理想象等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认为应当抛弃这些支配西方的文学文化价值体系，关注文本内部的紧张（tension），消解语言的等级化倾向。后结构主义彻底消解了启蒙时代以来的结构的历史观。当然，正如人们所知道的而又常常误解的，后结构主义对历史文本的解构不单单是对“结构”的否定和破坏，而是通过对“结构”的接受和侵犯之“两义性”操作，揭示一个“总体”是怎样被“结构”的，因此“解构”（destru）既不是否定也不是肯定。[18]“de”这个前缀与其说是“解体”，不如说暗示了系谱学上的迂回。

以上五个方面互相关联，其中尤其以脱文献主义和脱结构对历史学的冲击最大。可以想见，以后现代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叙述的历史将有别于现代主义历史学，后现代主义为人们对历史的阅读带来了新的无限的可能性，同时也挑起了一场深刻的史学范式革命。不管对后现代主义持有怎样的敌视态度，从此以后，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叙述将无法回避现代与后现代的辩证对立：单一性复数性，普遍性特殊（差异）性，中心边缘，真实虚构，一元论多元论，统一的自我分裂的自我，生物决定论文化主义决定论，等等。福柯在撰写《哲学家词典》“福柯”条时，自称在欧洲近代哲学的传统中继袭了康德以来的“批判性”传统。[19]在康德发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之后两百年的1984年，即将被病魔带向另一个世界的福柯在《回答启蒙是什么的提问》一文里，回顾了18世纪以来的启蒙思想的发展轨迹，讨论了影响至今的启蒙思考样式背后的“现代性”哲学精神——福柯称之为“我们自身的历史存在论”，福柯认为对启蒙思想进行的批判并不是要追求普遍的形式上的结构，它以历史调查的形式来展开，在目的论上是“系谱学的”，在方法论上是“考古学的”。[20]在现代主义语境里形成的新史学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重新界定新史学的位置时，从福柯的“系谱学”和“考古学”中无疑可以得到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