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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新史学到新新史学（第1页）

二、从“新史学”到“新新史学”

那么，西方历史学界是怎样回应后现代主义的挑战的呢？限于篇幅，这里暂不对新历史主义（oricism）进行评介，这在各种后现代主义的叙述中已经被反复提到，王晴佳和德里克（ArifDirlik）在各自的中文论文里也先后评介了一些被视为具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历史著述。一般而言，新历史主义由于放弃了启蒙时代以来形成的历史学的基本原则，在历史学界被视为异类，它与其说被看作历史学的一部分，不如说被看作文学的一部分。其实，即使撇开新历史主义不谈，要从“传统的”历史学角度考察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和方法对历史学的渗透也非易事，因为对于坚守主客体二分的认识论原则的现代史学来说，后现代主义是个不祥之物，没有一个以历史学为职业的人愿意在自己的脖子上套上一根绳子，放弃对历史客观性的追求，宣称自己所从事的研究是虚假的话语游戏。伯克（PeterBurke）曾经说道：“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历史学里存在的）解构、后结构主义和与此相关的其他方面的进展，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奉告。”[21]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回顾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造反文化”（terculture）以来的“新史学”（ory）的实践便不难发现，表面上在历史学内无所依归的后现代主义，其一些因素早已融入当今的历史学中，甚至可以说后现代主义的影子在历史学中已经无处不在了。新史学的继承者在重新调整和确认历史学的基本立场后，正在对后现代主义做出积极的防守反击。

“新史学”一词自诞生以来常新不旧。鲁滨孙（JamesHarveyRobinson）在1912年出版的《新史学》一书里呼吁历史学需要进行一场“革命”，声称新史学是借助人类学、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方法研究人类既往的全部活动。[22]因此，长期以来，即使是在西方史学界，如上文提到的伯克等著名历史学家也误以为鲁滨孙是“新史学”一词的发明者。其实，单就词语来看，德国史学家兰普赫特（KarlGotthardLamprecht）早在1896年在批评兰克及其门徒、阐述自己的历史认识时就使用了“新史学”一词。如果对“新史学”的由来进一步进行知识考古的话，法国哲学家贝尔（HenriBerr）在1890年发表的一篇短文里就提到了“新史学”[23]。当然，真正使“新史学”扬名世界的则是后出的法国年鉴学派。1929年，布洛赫（MarcBloch）和费弗尔（LuFebvre）为了对抗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史学，创办了《社会经济史年鉴》（Aoireeiqueetsociale），他们提出了“活着的历史”（l′histoirevivante）、“新史学”（laoire）的主张，要求打破狭隘的学科分际，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年鉴学派的这一主张在其第二代代表布罗代尔那里被推至一个高峰，确立了年鉴学派新史学在历史学界的霸权地位。20世纪70年代，勒高夫（JacquesLeGoff）等第三代年鉴学派学者重倡“新史学”，他们虽然强调新史学是有源头的活水，但是已经让人隐约感觉到他们开始对布罗代尔的结构的、整体的历史叙述产生了危机感。

本来，结构和历史学互不相干，因为历史是由主体即具有感性的人叙述出来的，而在结构主义者叙述的历史中找不到主体的位置。布罗代尔的历史学之所以被称作是“结构的”历史学，是因为他对历史概念进行了扩大解释，将历史视为长时段地理历史作用下的产物，而且，历史的变化不仅可以借助事件来加以说明，个体的人的意识还可以置于缓慢的长时段的时间变化里加以测定。需要指出的是，长时段的历史虽然是结构变化的历史，但其变化是通过对“变化”的类型化而为人们所认知的，并不是说结构决定了变化。年鉴学派之前的欧洲历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历史叙述关注短时段的事件史，在这种叙述下，历史被刻画为绘画一样客观化的存在，不存在重构历史的观念。然而把历史视为如风景般的存在后，人们其实已经根本无法捕捉历史了。与此相异，布罗代尔认为，历史的存在具有多样性，不能单从一个侧面观察历史，历史研究的问题群要像纺织品一样不断地被编织起来。[24]问题是，布罗代尔虽然承认历史具有多样性，但是在他企图构筑的整体历史（totalhistory）的背后隐藏着寻找普遍历史（uory）的野心，结果，原本并没有否定主体意义的布罗代尔的结构历史学在后来的历史学实践中竟演变为没有主体的客观性历史学。

“新史学”历史既久，含义亦杂，内容则更因人而异。在各种观点兼容并包的新史学大家族里有四大学派最为著名，即年鉴学派[25]、以马克思在历史学领域里的继承人自负的马克思主义学派[26]、美国的社会科学史学派、强调研究“社会的历史”的德国比勒费尔德（Bielefeld）学派[27]。伯克在回顾传统旧史学（即19世纪的兰克史学）和新史学时指出，两者的不同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政治史整体史、事件结构、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仅仅使用“公家”文献史料“公家”与“私人”文献史料并用、绝对客观性相对客观性，以及历史学家提问方式的改变，等等。[28]伯克举证的新史学的上述特征不仅为广大历史学者和读者所认同，而且已经成为常识性的知识，他在文章里回避了新史学所面对的后现代主义的挑战问题，但是其所编论文集涉及内容广泛，如收录的“来自底层的历史”“女性史”“身体的历史”“微观历史”“事件史和叙述的复活”等都带有后现代的影子。伯克这种不动声色地为新史学寻找出路的做法和他对后现代主义一贯持有的怀疑态度是一致的。

继伯克之后，西班牙史学家奥拉巴里（IgnacioOlabarri）把新史学的特征概括为十点，概言之，即相信历史学是科学，是与自然科学对应的社会科学；强调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合作，因为在研究人类社会上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整体的历史解释；关注集体现象；结构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历史；辩证地对待现在和过去的关系；承认文化和道德相对主义；后康德主义者认为知识“构成”（stitutes）现实；作为“现代的”历史的一部分，试图根据“解放的意识形态”（ideologyofeman）或进步的概念来解释过去。[29]奥拉巴里所指出的第一点和最后一点十分重要，即截至20世纪70年代的所谓新史学只是相对于19世纪的兰克史学而言，可以置于近代启蒙史学的谱系里来把握，为此，人们不难理解勒高夫为什么会把新史学的祖先追溯到18世纪启蒙思想家伏尔泰那里[30]。

但是，20世纪70年代末年鉴学派重提新史学，并不单单是因为新史学内部发生了危机，也是新史学面对后现代后结构主义的挑战而不得不做出的应变反应。在“旧”史学家眼里，这个“新史学”已经与70年代以前的“新史学”截然不同，带有后现代主义的色彩。保守的西默法伯（GertrudeHimmelfarb）讥讽道：“新史学多样性的增殖那么快，修辞和原理阐述变得如此粗俗，整个学科已经远远逸出‘新史学’的范畴，乃至让人不能不称其为‘新新史学’（ory）。”[31]正如上文已经述及的，脱文献主义和解构不但打破了现代主义史学的内聚力，而且70年代以后的新史学内部也出现了一些背反现象：构建整体史和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之间的矛盾，具有后现代主义意识的学者开始拒绝启蒙史学的“主导叙事”（masterstories），这是以往近半个世纪新史学传统里所没有过的现象。

20世纪80年代，年鉴学派面对“语言学的转向”所引发的历史认识论的危机，开始检讨历史认识问题。1989年，《年鉴》编辑部出版了题为《历史和社会科学：批判性的转变》的专集，从1994年第1期起，杂志更名为《年鉴：历史、社会科学》（Aoire，ScesSociales）。[32]在《历史和社会科学：批判性的转变》专集里刊载了夏蒂埃（RogerChartier）的《作为表象的世界》一文，该文可以视为新史学在认识论上认真地思考和回答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之作。夏蒂埃出生于1945年，是当今最受瞩目的历史学家之一，他从法国后现代思想汲取营养，借用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Bourdieu）“实践”（pratique）等概念试图构筑文化的历史学[33]，著有《读书的文化史——文本、书籍和解读》等。在勒高夫领头编著的《新史学》里，他是四位编者之一。令人遗憾的是，姚蒙在选编《新史学》的中译本论文集时没有收录这么重要的历史学家的著作。

《作为表象的世界》一文是应《年鉴》编辑部之约所写的，在文中，夏蒂埃首先确认了以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的整体论解释系统的危机，这些以往占有支配地位的范式开始被人弃之一旁，而且，人们还放弃了对从这些范式里导出的意识形态，也即对把西欧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改变为社会主义社会模式的信仰。对于社会科学的危机所引发的历史学危机，新史学的反应有两种：一种是将挑战者包含在自身中，为历史研究的菜单上增加新的项目和花样，广泛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结果出现了20世纪30年代《年鉴》创刊伊始的“返祖”现象。虽然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解历史学所面临的危机，但是夏蒂埃认为它完全低估了80年代末历史学所遭遇的危机的实质。这次危机与新史学的开拓者所经历的危机的性质完全不同——这次危机不再是在社会科学的名义下批判历史学的偏颇，而是对构成社会科学基础的原则进行批判。首先，它呼唤主体哲学的回归。主体哲学拒绝集体决定和社会性条件的作用，试图找回“支配人行为的明确的自省动机”。其次，它呼唤政治研究的回归。因为只有政治性的东西才能提供“构筑全体性的新的钥匙”[34]。因此，历史学必须重新审视研究对象、交流对象和历史认识的构架等问题，研究对象要以对政治本质的追究为原点重新构架，交流对象应该赋予政治学和法学以优先权，应该抛弃“批判的范式”，根据意识的哲学重新界定历史认识的构架。

基于上述认识，夏蒂埃认为要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支配新史学的历史认识原则保持距离，这些原则具体而言就是：第一，全球史（histlobale）的视野。这种全球史认为可以把社会总体的各个层次归结为一点，并构建其内在的联系。夏蒂埃宣称要放弃“布罗代尔模式”，不必区分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等人的活动性质，也不必对各个层面所具有的时间性设置阶层秩序，不必去寻找技术、经济等决定性因素，通过构成社会的各种结合和对立关系等方法重新阅读社会。第二，研究对象的空间设定。这是那种描述置于都市、地域、地方等特定空间里的社会的研究，如此一来，整体史（histoiretotale）所要求的收集和处理大量资料的工作始能得到实现。而夏蒂埃认为，通过研究个别事例并不能推导出一般性。第三，社会阶层的区分。这种区分法被视为能够把握文化差异和分割原因的有效方法。夏蒂埃认为应该放弃社会分层的想法。[35]

那么，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研究呢？夏蒂埃以其个人研究为例提出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样本。他的研究是由在以往的学术传统中被切割为三极的部分所构成的。第一极是关于文本的批判研究，不管什么样的文本都从内部构成和意图两面进行解读。第二极是书籍，广而言之是以文字为交流的一切历史。第三极则是对书籍、图像等象征资本（bienssymboliques）以多种形式将其变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分析其产生不同用法和意义作用之实践。他批判以往认为书籍所记载的文本本身即体现意义的认识，认为书籍包括三个要素：文本、载录文本的书以及阅读文本的读者。文本以书为媒介，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获得意义。这样，夏蒂埃把世界即历史置于表象的层面加以考察，把自己与以往的新史学区别开来了。以往的新史学认为世界是实体性的存在，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来把握。[36]正如研究法国史的日本学者二宫宏之指出的，夏蒂埃虽然没有论及历史认识论的问题，但从中不难看出他认为历史学家的历史认识只是一种表象行为。这种认识论上的转变是以两个形式发生的：一方面，在具体发生的事情和史料的相互关联层面上，可以确认史料的绝大部分是记录者表象化的产物；另一方面，在历史叙述的层面上，由于历史学家的记述属于叙事领域，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以作为表象的史料为媒介，进一步将史料表象化的二重性表象行为。[37]可见，夏蒂埃既在主体、意识等问题上回应了后现代主义的挑战，也在历史认识论上与新史学决裂。

当然，西方历史学界关注后现代主义挑战的不止《年鉴》一家，许多著名的历史学杂志如《过去与现在》（Pasta）、《历史与理论》（HistoryandTheory）、《美国历史评论》（TheAmeriHistoricalReview）等都组织过专题讨论。那么，通过讨论历史学家在哪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呢？又在哪些问题上依然对后现代主义采取了排斥的立场呢？

在关于“语言学的转向”（linguisti）上，新史学无法接受如下后现代主义的名言所体现出来的观点：

“作者之死。”（thedeathoftheauthor。）（Barthes，Roland）

“（历史是）制造虚构的运作。”（fiakiion。）（>

“文本之外一无所有。”（iln′yapasdehors-texte。）（Derrida，Jacques）

“真实如虚构之虚。”（therealisasimaginaryastheimagiz，Clifford）

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否定了存在从外部能够考察现实的元语言，文本不再被视为现实的对应之物，而仅仅是反映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的存在，所有的文本都是从相互关联中产生出来的。如此一来，“过去”便被溶解在文学里。虽然不少历史学家开始意识到不管自己的话语是怎样一种形态，最终历史仍是叙述，但是恰如斯通（Lawreone）在《过去与现在》上撰文指出的，立足于索绪尔语言哲学激进立场的德里达理论和格尔茨（Cliffeertz）的文化与符号人类学存在着危险性：文本成为互相映照的镜子，什么都能照出来，就是没有“真理”，因为“真理”本来就不存在。[38]伊格尔斯在评论1993年夏蒂埃发表的一篇文章时明确指出，夏蒂埃并没有因为承认历史是叙述，而得出“历史叙述就是纯粹的文学”之结论，原因是历史学家不能无视史料，在方法上不能脱离科学的标准，如果没有科学，“历史学不但不能反对一切歪曲，也失去了拥护真实的权利”。作为表象的历史显示，世界是通过符号和象征的形态来表现自我的，对象征的解读需要符号论的方法，但是，这些原则的导入不是要否定科学性的历史标准，相反，是要强化历史研究的科学标准。[39]唯其如此，修正主义历史学尽管在个人道德上可以否认纳粹大屠杀（holocaust）、“南京大屠杀”等，但若要以历史叙述有虚构的成分便想在认识论上否认战争中的“大屠杀”行为，那将是不可能的事情。

平心而论，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对深化历史认识和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新史学可以在承认“作者之死”后，唤醒“作者”——历史的“主体”，重新面对过去和对过去的解释。当今的新史学（“新”新史学）正摇摆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它放弃了对整体历史的追求，放弃对整体历史的追求并不是要否定整体历史，准确地说是要抛弃那种僵化的结构的“布罗代尔模式”——普遍主义的整体史，拒绝启蒙史学所带来的令人压抑的“主导叙事”（masterstories）。新史学的“解构”（既是对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也是对作为历史叙述的自身）业已出现，虽然年鉴学派在微观史学（Microhistory）上否定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坚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把握过去，英美历史学者反对把历史归结为纯粹的语言和主体性，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反对历史是修辞和美学活动的说法，但不能就此否认新史学没有受到“语言学的转向”和后结构主义之影响。[40]夏蒂埃的文化社会史研究似乎受语言学转向和后结构主义的影响并不明显，但他的研究有着清晰的福柯、布尔迪厄和埃利亚斯（Elias）影响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