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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韦伯的投影（第1页）

三、韦伯的投影

让竹内好割舍不下的亚洲主义给日本留下了沉重的负的遗产——战争责任。2006年6月30日，著名评论家鹤见俊辅在名古屋召开的一次名为“竹内好再考与方法论的转换”的学术研讨会上开口第一句话：“如果将竹内好的方法与马克斯·韦伯（MaxWeber）对立起来看会非常有意思，竹内好这个人是从感情出发的。”[32]在笔者看来，如果将二人——进而将受韦伯影响的丸山真男与竹内好——对于战争责任的认识做一对比的话“会非常有意思”。

所谓战争责任，是指对战争负有的刑事、政治和伦理责任。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经支持德国进行战争的韦伯在一次面对慕尼黑青年学生的演讲中，提出了“心情伦理”（Gesihik）和“责任伦理”（Verantwsethik）概念，这次演讲后来以《作为志业的政治》（PolitikalsBeruf）刊行。[33]按照韦伯的说法，所谓“心情伦理”就是按照纯粹的意图和感情行动，至于伴随行为而来的结果如何则由神来判定，而“责任伦理”指行为者对于可预测的后果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韦伯在对伦理做这种区分时，并没有将二者对立起来，认为行为的纯粹性和承担责任的态度并非不可共存。但是，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责任，韦伯这个民族主义者强调责任伦理——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动机是否纯粹。

韦伯所提出的问题困扰着日本知识界。1950年11月，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罪责》（DieSchuldfrage，1946年）日译本《战争的罪责》问世，雅斯贝尔斯认为可以将德国人的罪责区隔为四个方面：刑法的、政治的、道德的和形而上学的。刑法上的罪责要接受处罚；政治上的罪责要被追究责任，当事人要付出一定代价，甚至被剥夺政治权力和权利；从道德的罪责中如果能产生出洞察力，伴随而来的是罪的消失和获得新生；形而上学的罪责是人面对神的自觉，通过内心的活动而获得重生，这可以成为新的生活方式的源泉。[34]雅斯贝尔斯的著作重新唤起日本知识界对战争责任问题的讨论。1959年1月，鹤见俊辅在《战争责任问题》中指出，1955年之前因为东京审判、开除公职、法律和教育改革等形成了“战争责任意识”的制度化，而1955年以后由于之前的诸制度的废止或无效造成责任意识自动消灭。[35]

对于1955年出现的关于战争责任认识的逆转，1956年3月丸山真男发表《战争责任论的盲点》一文，批判“一亿人总忏悔”这种统治阶层将所有日本人都染成“乌贼黑”的做法，同时也批判对其进行反驳的黑白二分论。他认为，就对外而言，“区别统治阶层和国民的做法是不错的，但即使如此，不能以任何理由否定国民=被统治者的战争责任”；对国内而言，日本的法西斯统治不是建立在政治民主主义基础之上的，这与纳粹德国不同，但即使如此，“一般国民”作为市民能否免除“默默服从法西斯的道德责任”，值得商榷。在此意义上，雅斯贝尔斯关于德国国民只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后才能获得政治上的觉醒也适用于日本。[36]接下来，丸山真男将天皇和共产党作为两极来讨论战争责任问题，指出远东军事法庭之所以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乃是出于政治考虑，但无论将天皇置于怎样的“非政治的”位置，天皇负有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是战后日本社会“道德颓废”的象征。进而，对于战时反对日本法西斯而遭遇镇压的日本共产党，丸山真男认为共产党应该反省自身作为“前卫党”未能有效地组织反法西斯主义及反帝斗争的原因，消解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战争问题上负于共产党的内心纠结，并与之建立统一战线。[37]

在1960年2月发表的《关于战争责任》中，竹内好在回顾丸山真男和鹤见俊辅对战争责任的看法后，同样反对日本社会所弥漫的不追究战争责任的氛围，但是，他认为在承认战争是对文明的挑战前提下，在最后得出这一终极结论前应将责任细分化。竹内好尖锐地指出：“罪责越深重，罪责意识越淡薄，这基本上是一个法则。”[38]接着，竹内好重复其在《近代超克》一文中的论点：日本所进行的战争性格“既是侵略战争，又是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战争”[39]，反对将罪责一般化，“罪责是客观存在的，如果责任未被[责任意识]主体化，就无法证明罪的存在”，“只有讨论战争的哪个部分、哪个方面需要承担责任，有关战争责任讨论才是生产性的”。[40]

虽然，竹内好表示赞成丸山真男关于战争责任的认识，但实际上二者的观点有着微妙的不同。丸山真男批判日本指导阶层是“没有责任的体系”，并将其（日本法西斯）源头上溯早期的亚洲主义[41]，而亚洲主义却是竹内好所欲张扬的[42]；当丸山真男要从福泽渝吉处找回日本近代失去的“理性”时，竹内好则认为这一“理性”正是需要被批判（超克）的[43]。在论及日本近代化时，竹内好批判近代化造就了国民的“奴性”，按照“如果责任未被‘责任意识’主体化，就无法证明罪的存在”的逻辑，在天皇制“奴隶结构”下，“奴隶”（国民）不但无罪，还是受害者。这恰是韦伯所批判的“心情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