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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第1页）

方法

后现代主义、新史学与中国语境[1]

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正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上。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下成长起来的新史学虽然迎来了百岁寿辰，却远未完成近代中国赋予其启蒙的历史使命。而与此同时，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交错混杂的氛围下，欧美的历史学在历史认识和叙述范式上发生了新的变化：由近代以来以目的论为终极目标，以对历史进行因果律的阐释为叙述方法的单数的、大写的历史，改弦更张，追求以非目的论为可接近之目标，以意义的阐释为叙述方法的复数的、小写的历史，如果把前者视为现代主义历史学的主张的话，毫无疑问，后者堪称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产物。

众所周知，后现代主义是对过去几个世纪支配西方思想和社会生活的诸原理和前提持怀疑、批判态度的文化思潮，它对真实、理性、认同、客观性、进步、单一理论框架等启蒙价值观提出了挑战。在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领域里，后现代主义像光芒四射的白雪公主，人见人爱，而在历史学领域里，后现代主义如满身污泥的丑小鸭，人见人嫌，历史学者对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问题和方法怀有深刻的敌意[2]，不习惯或不理解福柯（MichelFoucault）式的把认识范畴置于历史情景中反复检验，从而揭示历史的非连续性、脱中心化以及话语与非话语之间区别和联系的历史研究样式，甚至面对福柯等带来的历史学革命，一些人出于恐惧试图“忘掉”这个令其讨嫌的名字[3]。同样，在用中文发表的著述中，虽然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后现代历史学的进展[4]，但持敌视态度的仍然居多。这些反感并非无故而发，曾经热烈鼓吹后现代主义批评方法，继而又倒戈批判后现代主义的伊格尔顿（TerryEagleton）道出了个中原由：后现代主义无视历史本质，肢解历史的整体性，把历史变成了一种暂时性的、不安定的、非本质主义的叙述。[5]另一方面，人们还应该看到，恰恰是后现代主义为历史叙述拓展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后现代主义的方法不仅渗透到绿树常青的“新史学”的实践中，而且还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别具特色的样本。限于主题，本文不打算对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的关系进行全面爬梳，对于业已为学者探讨过的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历史研究关系等诸问题[6]，本文也尽量予以回避，在以下的篇幅里，本文主要围绕后现代主义给现代历史叙述带来了什么、欧美新史学是怎样回应后现代主义的挑战等方面探讨新史学的后现代问题。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提出了“新史学”——大写的历史的口号，在走过了一个世纪坎坷的道路后，中国新史学面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历史叙述呢？最后，本文在指出中国新史学存在的问题后，以近年世界新史学的发展为参照，展望中国新社会史研究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