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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洋西洋（第1页）

二、东洋·西洋

在从文明史观解剖近代世界历史时，沃勒斯坦（Wallerstein）把以世界市场为中心建构的世界体系（worldsystem）划分为中心、半边缘和边缘三个不同层次。自然，19世纪的中国正处于这个世界体系的边缘。不仅如此，在近代知识上中国也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唐代大诗人李白那句“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仿佛谶语，不仅真实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的尴尬处境，而且成为论者在指责中国落后于欧美时常常提到的话语。

从19世纪末倒数400年，明代中国的航海技术领先于欧洲人，关于亚洲的知识也绝不少于远隔重洋的欧洲。虽然，明朝以及宋元早已定格在遥远的历史时空，刘中夏的销毁航海纪录之举令人扼腕，但是，中国人航海足迹所激起的回声绝不可能消失得渺无踪影。如果从别异于欧洲人的地理观念，即从“反近代”的角度，按照古代中国的概念——东洋与西洋，我们不难梳理出一套古代中国的亚洲世界地理的图景。

在当今汉语的语汇里，“东洋”与“西洋”已近乎死语，相对说来，人们更喜欢使用较为准确的“东方”与“西方”概念。另一方面，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倒常常使用这两个词汇。在日语汉字与中文汉字里，“西洋”和“西方”语义基本相同，指称欧美。但是“东洋”与“东方”除了同指亚洲外，还有另一层相反的使用法：正如中国人以“东洋”称呼日本一样，日本人亦常常用“东洋”指称中国。

东洋与西洋的观念凝聚着沉甸甸的历史内涵，它们的起源与中国古代关于四海的地理知识关系密切。中国居中央，四周有四海，其中之一为南海，南海就是海外诸国，而东洋与西洋位于南海的东西两侧。本来，南海是一个比较空泛的抽象概念，大约在9世纪初的唐代，“南海”具象化为后世“南洋”的概念。唐代盛世，东西交通发达。南海概念的具象化说明唐人关于南海的认识已非想象多于实际。随着航海经验的累积，中国人的南海知识逐渐丰富起来了。

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一书里称南海有东南诸国、西南诸国以及正南诸国，在南海海域里有东南洋和西南洋。日本中国史大家宫崎市定认为，这是见诸史册的古代中国最早的东洋和西洋的记述。既然南海一分为二，那么，东南洋和西南洋究竟是以哪条线或点来区分的呢？周去非书中的正南诸国之说值得注目。正南诸国有国名曰三佛齐，书中称：“三佛齐之来也，正北行舟，历上下竺与交洋，乃至中国之境。其欲至广者，入自屯门；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门。”

三佛齐在唐代史书里称为南海古国，宋代又称三佛誓，位在今天苏门答腊（Sumatra）的渤淋邦（Palembang）。沿着三佛齐北行，位在广州与泉州之间。50年后，赵汝适在《诸蕃志》称：“三佛齐间于真腊、阇婆之间，管州十有五，在泉之正南。”当时人的子午线观念稍微有些倾斜，以泉州为起点向正南达于苏门答腊岛东部。两位作者记述的就是宋人南行之航海路线图。元代人在继承上述宋代东洋西洋知识的基础上，对南海的认识又有深化。汪大渊《岛夷志略》中出现了东洋和西洋字样，东洋指今日爪哇、菲律宾一带，西洋指印度、波斯湾一带。到明代，郑和的大航海继袭了宋元的东洋西洋知识，随行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都提到阇婆（爪哇）这一地名，一致认为该地就是东洋和西洋的分界线。

从以上粗略的爬梳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关于南海东洋西洋的知识具有不断承继的连续性，从唐到明，东洋西洋知识的量和质都在不断增长。但是，欧洲人浮槎东来后，晚明中国人关于东洋西洋的知识开始悄悄地发生变化，比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晚出十几年的张燮《东西洋考》，虽然未必受到利玛窦地图的影响，称“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以文莱（Brunei）西部、帝汶岛为东西洋分界线，原本属于东洋的爪哇岛（下港）被划归西洋列国里去了。对于截至晚明的中国人东洋西洋观，宫崎市定曾概括道：东西洋的名称来源于中国人的四海观念，它把四海中的南海进而划分为东南、西南，以泉州或广州为起点，通过此点的南北子午线将南海分割为东西两部分。由于地理知识的不足，从宋元到明初，人们以泉州到苏门答腊东部，明代后期以广州到不丹到帝汶岛为南北线。对于宫崎的看法，即使最挑剔的批评者也不会有多大的意见。但是，另一方面，作者却断言“宋元以来，（子午线）以泉州为起点，反映了阿拉伯人的地理观念。及至明后期，之所以又以广东为起点，则可说是西欧地理观念的产物。通过广东的子午线之所以被设定在帝汶岛东部，乃是基于西欧人的地理知识”。把中国人的东西洋认识看成完全受之于阿拉伯和欧罗巴，姑且不说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方法论上的片面性是显而易见的。在我看来，即使明代后期东洋西洋观念为更科学的欧洲地理观念所取代，从沿用至今的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观念里仍可寻出中国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