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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亚洲认同（第1页）

四、亚洲认同

作为地理名词的Asia，从晚明进入汉语后，曾出现过多种译名。魏源《海国图志》竟同时使用了阿西亚、阿西阿、阿细亚、亚细亚、亚齐亚五个译名。亚洲一词在汉语里落地生根大概是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对于近代中国人来说，比如何翻译Asia一词更重要的是如何认同Asia的问题。

近代日本是一个先例。在迈向“脱亚入欧”的道路上，日本较早产生了亚洲身份认同的紧张感。冈仓天心有句名言：“亚洲形象是欧罗巴人一手造出来的。”的确，亚洲是欧美人用来指称“他者”的概念，在文明—野蛮的二元架构里，亚洲被置于野蛮的位置。因此，语义多重的亚洲主义（Asianism）以其强调日本与亚洲各国的“连带感”，主张进行文明与文明（东西方）、种族与种族（黄白种人）间的对抗，曾引起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关心。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樽井藤吉用汉语写作的《大东合邦论》提出了一个亚洲主义的“理想型”：日本和朝鲜对等合为一邦，与中国结盟，同西方白种人展开“人种竞争”。这激发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亚洲想象。在建设近代民族国家和反抗帝国主义（包括日本帝国主义）的过程中，近代中国人试图架构属于自己的亚洲未来图景。近代中国人的亚洲自画像宛如一个立体形，呈现出三个不同的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强调以中日两国为轴心的亚洲国家间的联合。梁启超在接触亚洲主义后，一度似乎对日本亚洲主义者提出的“同洲同文同种”颇为赞同，还介绍过《大东合邦论》。戊戌政变后，亡命日本的梁启超在横滨创办了《清议报》。该报第一期“叙例”所列四项宗旨中，有两条涉及亚洲主义，即“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从清末到民国大约20年间，孙中山不仅信仰亚洲主义，更是身体力行。晚年他在放弃了对日本的政治依赖后，以“公理”扬弃亚洲主义，虚拟了一个“王道”的亚洲主义。1924年11月，孙中山在神户做了题为“大亚洲主义”的演讲。在这篇著名的演讲里，孙提出了“王道”（仁义道德）和“霸道”（功利强权）两个相互对立的概念，认为亚洲主义应当以“王道”为基础，以实现亚洲受压迫民族的解放为目标。其话语的内核是“王道”，表皮是亚洲主义，因此，这里的亚洲主义不过是孙中山“随缘”的说法，不具实质意义。“王道”思想远可溯及孟子，是一个非近代的观念，对此，孙中山心知肚明。但是，他向日本提出“王道”的亚洲主义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亚洲是你的，也是我的。你要当“盟主”也行，但所作所为要符合仁义道德，让人心悦诚服。可以说，“王道”话语至今仍是中国人观察亚洲时一个非常重要的伦理出发点。

近代中国人的亚洲自画像的第二个层面是强调亚洲被压迫弱小民族间的联合。倡言“排满”革命的章太炎具有强烈的“黄白种族”对抗意识。1906年，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以国粹思想批评留学生“有欧化主义，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暴自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在文明种族的语境里，章的亚洲观和梁启超、孙中山等并无根本区别。但是，在政治战略上，他更注重中国和亚洲被压迫弱小民族之间的联合，而不是中日之间的联合。1907年4月，他联合张继、刘师培、陈独秀等，在东京与流亡日本的印度、越南知识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亚洲和亲会”，期以“亚粹”来整合亚洲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亚洲和亲会存在时间不长，似乎也没有特别值得详述的活动，但亚洲弱小民族联合的构想在中国革命语境中的意义是不应该否认的。

李大钊的新亚洲主义承前启后，展示了近代中国人的亚洲自画像的第三个层面。1917年，李大钊在《甲寅》上发表了《大亚细亚主义》一文，表示赞同对抗欧美“大西洋主义”的亚洲主义，但是“当以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为绝大之关键”，“更进而出其宽仁博大之精神，以感化诱提亚洲之诸兄弟国，俾悉进于独立自治之域，免受他人之残虐，脱于他人之束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参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瓜分中国的活动。1919年2月，李大钊在《国民杂志》上又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一文，尖锐地批判日本的亚洲主义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李从民族解放的角度提出了“新亚细亚主义”的主张，指出“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应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然后结成一个大联合，与欧、美的联合鼎足而立，共同完成世界的联邦，益进人类的幸福”。在李看来，基于同样的民族解放的要求，美洲必将成立美洲联邦，欧洲亦将建立欧洲联邦。李的新亚洲主义的思想指向无疑是全世界的民族解放。他在同年12月发表的《再论大亚细亚主义》一文中，申明“新亚细亚主义”是以公理对抗强权，“亚细亚是我们划出改造世界先行着手的一部分，不是亚人独占的舞台”。

不难看到，李大钊的新亚洲主义在近代中国人的亚洲自画像里最为耀眼：它不但批判了变质为侵略他国工具的日本亚洲主义，还想象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亚洲将来联合为地区共同体——亚洲联邦的可能性。意味深长的是，曾经互相争斗的帝国主义西欧国家，还有遭受过其欺凌的东欧国家，不仅实现了民族和解，而且还拆除近代国家的藩篱，基于共同利益组成了欧洲联盟。而亚洲呢？姑且不论李大钊所预言的“亚洲联邦”遥遥无期，环顾全球，世界上似乎只有东亚地区至今还没有一个地区性的协商共同体。

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中日两国干系最大。在战后近50年的冷战格局下，日本在重新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后，试图通过ODA经济援助计划，加大在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但是，战后另一种形式的“脱亚入欧”——“脱亚入美”，致使日本不仅缺乏解决过去问题（承担侵略战争责任）的内在紧张感，更缺乏与其经济实力相符合的承担亚洲未来的眼光。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中国对亚洲的关心也是相当不够的。在建设近代国家的过程中，中国人的世界观由传统的普遍主义（天下秩序观）飞跃为现代的普遍主义（亚非拉民族解放和现代化），其结果，在中国—亚洲—世界这一关系链上，亚洲仅仅是中国人迈向世界的一个中转站。于是，当21世纪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后，面对烟波浩渺的大海，我们发现摆在自己面前的仍是同一本旧书：亚洲认同。

“（亚洲）不是亚人独占的舞台。”李大钊洞悉了寻找亚洲认同的困境。智者乐水。也许，自由无碍的大海能赋予我们把握亚洲未来的智慧和想象力。

[1]本文原载《书城》，200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