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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六十年一甲子。只有10余万字篇幅的《靖国问题》一书，言简意赅地梳理了战后60年中出现的围绕靖国神社的各种政治话语，从此，有关靖国神社的争论都无法绕开该书提出的基本论点；从此，要想求得靖国神社问题的最后解决，也必须以该书的议论为起点。

无论是将靖国神社视为日本国内问题的自我辩解，还是将靖国神社简单地归之于日本与邻国之间的对立，其理论力度和视域广度都有严重的局限性。靖国神社问题所引发的争论，涉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应该如何考虑“个”（个体）、“族”（民族）和“类”（人类）的价值？

民族国家是近代的产物，它将以往人们对家族、地域和共同体的义务纳入由单数的“国民”建构的具有高度均质性的国家的话语装置里，将以往生活在各自共同体内的个体的人格与国家的要求齐整划一。这是近代国家的普遍特征。在讨论靖国神社与日本近代国家建立过程的关系问题时，戊辰战争中会津藩的例子极具说明意义。明治政府军的战死官兵得到厚葬，还被祭祀在靖国神社里，而与之敌对的会津藩军队的战死者只能暴尸荒野，原因何在呢？因为祭祀在靖国神社里的死者是符合国家意志的“选灵”。死者受到的不同待遇透显出国家话语所内含的差异性，靖国神社作为明治政府创造的“新传统”，一开始便具有这种差异性特质，因而无法从日本文化的“传统”中找到其合法性。著名哲学家梅原猛在《招致理性复仇的靖国参拜》（《朝日新闻》2004年4月20日）一文中，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靖国神社所代表的国家神道不仅“废佛毁释”，还对传统宗教进行了一次屠杀。

如果祭祀在靖国神社里的“选灵”仅仅是日本国内的问题的话，那么日本的近邻国家便没有理由对日本的官方参拜说三道四了。可是，无论是就历史上靖国神社为军国主义张目的实际作用而论，还是就现实中靖国神社所张扬的为军国战死光荣的象征意义而言，靖国神社问题都已经越出列岛而不是日本一家独户的问题。截至2004年10月，靖国神社祭祀了2466532个“选灵”。除去日本国内战争的战死者（14722人）外，这些“选灵”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对外战争，特别是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战死的。因此，只要参拜行为不仅仅是遗属的和其他国民的个体行为，那么，有关靖国问题的讨论就必然触及日本国家与相关国家之间的政治正确问题；只要怀有受害记忆的邻国国民的个体的、族群的记忆没有消失，官方参拜行为所引起的对日本国家的愤怒和批判就不会停止。

那么，如果有一天日本的首相停止了参拜靖国神社，是不是靖国神社问题就自动解决了呢？《靖国问题》一书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靖国神社所代表的历史认识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法国年鉴派学者费罗（MarcFerro）在《监视下的历史》一书中揭示了公共历史叙述中所存在的三种沉默：第一种沉默是与正统性原理相关的沉默，书写历史的机构，无论是教会、王朝还是政党，在涉及正统性的起源问题上，具有极大的“不透明性”；第二种沉默是一种内在化的、心照不宣的与社会共有的沉默；第三种是对难言之隐痛（加害或被害）的沉默，表现为集体记忆的丧失。对照这三种沉默，靖国神社由于坚持皇国史观的正统原则，它的历史叙述至今仍在漠视反战和平的人类普遍价值。因此，属于第一种沉默。与中曾根康弘过从甚密、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的社长渡边恒雄最近说，任何一个参观过靖国神社的人都会误以为日本所发动的“大东亚战争”取得了胜利。原因何在呢？因为靖国神社及其拥护者共同拥有第二种沉默，他们至今不承认侵略战争所造成的加害事实。在此前提下，一方面参拜靖国神社，另一方面宣称祈祷人类和平与“不再战”，要么是选择性集体失忆，即第三种沉默的产物，要么就是无视他者的存在。梅原猛先生在前文的最后一段向世人提出了如下警示：“我认为首相参拜靖国无异于想要使大教院的亡灵复活。作为一国的首相，至少应该具有倾听有识之士的意见、反省自身偏见的理性。无视权威宪法学者和宗教学者的意见，也不考虑外交影响，现在甚至拒绝司法机构的裁决而继续参拜靖国神社，总有一天会招致理性的复仇。令人担忧，小泉首相是不是在重蹈发动冠冕堂皇的鲁莽战争、即使败局已定也不住手、最后使得日本生灵涂炭的东条（英机）首相的覆辙。”一年过去了，又一年也将过去。在靖国问题成为热点的今日，中日关系已经冷至冰点，重读梅原猛先生的这段话，让人蓦然想起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S?renAabyeKierkegaard）在《不安的概念》（1844年）一书里写下的话：“最危险的不安是对于没有不安而不感到不安。”

“一场战争留下了深深的伤痕。不仅会津与长州如此，日本和亚洲也是如此。”拒绝与百年前的敌人握手和解的日本福岛县会津若松市长山内日出夫如是说。

[1]本文原载《读书》，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