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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买卖形式与主人权利（第3页）

中华民国十六丁卯年十二月三十一初八日吉立[130]

从以上这5份卖身契中可知，父母把女儿卖给人当婢女的原因，基本上都是由于“家庭贫困，难以度日”。卖身契1、3、5，明确写明父母因“衣食全无”，将女孩“卖与”某人为婢女。卖身契2和卖身契4中，没有“卖”字，甚至连“租”“典”“雇”之类的字眼都没有。卖身契2，是赵连芳夫妻同意，将女孩“承继”文姓为婢女；卖身契4，是王岫岩夫妇“手乏，无钱度日，将亲生小女”究竟是“卖”、是“典”还是“雇”与刘姓当婢女，较为模糊。

关键还在于，这五份契约中，都没有标明一个具体的期限，而且，契约中都有“以后投井觅死之事，与买主无干”，“买主不担负任何责任”的字样。也就是说，如果以后女孩出现任何问题，责任由女孩的父母和中间人承担，蓄婢家庭不会承担任何后果。例如，卖身契2中，称自“立字知（之）后，自许文宅收管。不与他父母相干。如有亲族人等征（争）论，有赵连芳夫妻一面承管”，永不许赵连芳夫妇瞧看；卖身契4中也有出卖后，“永不许睄看，生死各由天命……如有亲族人等干预，有他父母担负完全责任”等。有时，一些家主也会以卖身契约中的如此字样为由，表明他们对婢女的“绝对所有权”。例如，朱王氏由于家中贫寒，无衣无食，经过李升等人的介绍，将在她家当童养媳的外甥女平绿云，卖给了景沈氏当婢女。平绿云在景沈氏家已有两年。一日，平绿云与女仆一起带着景沈氏的小孩逛福隆寺时，与胞兄平文禄“撞遇”，平文禄要把平绿云领走。景沈氏认为，买平绿云时，契约上写有“日后如有此女亲族人等出面干涉，均有朱王氏一人承当等语，字据可以随时呈验”，并以“该不知姓名之人撞见婢女后，竟同婢女潜逃，显然早有诱拐预谋”为由，反过来指控平文禄有“诱拐”嫌疑，要求先将平绿云“暂行领回”。[131]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雇用”“典押”“卖绝”三种形式中，“典押”的形式要多于“雇用”，“卖绝”的形式又多于“典押”。但是，三种形式之间，没有特别清晰的界限。上文中提到，“雇用”和“典押”之间的界限较为模糊，实际上，“典押”和“卖绝”之间，也并不明朗，如图3。3一份契约所示：

图3。3“卖绝”契约

资料来源：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J181，目录号：19，案卷号：802。

这份契约，说的是谷龙元夫妇因家贫，将9岁的女孩秀儿“租与钱宅使用”，从字面意义看，“租”就是“典”，也即属于“典押”。但这份契约没有具体的“典押”期限，并且写道，婢女今后“死故、逃亡听天命，无论为婢为妾，以及及岁婚配，悉由钱宅作主”。字里行间的意义表明，这是一份“卖绝”的契约。

这份卖身契，连同上面的卖身契2和卖身契4一起，还有一个隐形的含义，就是一旦买卖双方出现纠纷，也不会以“买卖人口罪”论处。民国时期，买卖人口属于违法犯罪行为。这种契约规避了“人口买卖罪”。例如，郭宋氏将8岁的女儿丫头卖给龚慎余当婢女，价格15元，丫头上街买物，“迷路未归”。龚慎余怀疑郭宋氏将丫头“诱走”，到警察区署控告郭宋氏。警察寻找到丫头后，龚慎余与郭宋氏都说，“丫头不是买卖的”，龚慎余还拿出“卖身契”来证明丫头不是买来的。警察看了龚慎余拿出的字据后，见“字据上并无典买字样，又将字据掷还”给龚慎余保管，并让郭宋氏将女儿丫头领回后，仍将丫头送还龚慎余。[132]

父母将女儿以“卖绝”的形式卖给蓄婢家庭，就意味着他们把对女儿的所有权一并卖给了蓄婢家庭，他们完全失去了对女儿的监护。例如，旧鼓楼大街石桥东口某妇人，经常毒打10岁的婢女，据说，“该妇价买此女时，立有打死勿论字据”[133]。西直门内新开路门牌十号住户刘李氏是山东招远县（现为山东省招远市）人，其夫患病，返回山东原籍治疗，刘李氏带着7岁的女儿丫头生活，困难异常。有张常氏，没有子女，就托人向刘李氏说，她“愿领丫头为女”，刘李氏同意后，双方会面，刘李氏写了一张字据，说明“此后不得再有纠葛发生”。事后多日，刘李氏因为想念女儿，就到张常氏家看望，张常氏“闭门不纳”，刘李氏就在门口吵闹，丫头见到母亲后，“痛哭不止”。刘李氏“欲带女返家”未果，第二天，又到张常氏门前吵闹，张常氏指出，“我花了六十元买来的丫头，何能任人领回”。[134]对父母来讲，将女孩卖出后，他们也不敢前往看望女孩。当一个家主告知家中的婢女，“汝既念母，可使来晤”，然而“其母总因卖绝之女，不敢明来”[135]，“怕刘宅知道不依，我当时没敢领回”[136]。

不管是“雇用”“典押”还是“卖绝”，契约中都存在三方关系：买方、卖方和中间人。各方均承担着相应的责任。买方承担着管束婢女的责任；在买卖过程中，如有亲族人等干涉，由卖方承担责任；中间人的责任前文中已有阐述，这里不再多叙。

在“雇用”“典押”“卖绝”三种形式外，还有一种“借贷”的形式。例如，外左三区三等巡警薛宝儒，家庭困难，又患有病，为了借钱治病，就将女儿送给乌姓当婢女，“使洋一百元”，尽管薛宝儒之子薛灏承认，父母是将胞妹卖给了乌姓，但薛宝儒之妻一再强调，女儿到乌姓家，“实是借贷，不是典卖”，如果他们将100元归还给乌姓，乌姓仍然把女儿交给他们带回，在“未归还之前，只准看，不准接回”。[137]这个事例表明，女孩子只是一种“物品”，可以被父母随便“抵押”。女子低下的地位，于此可见一斑。

二、转卖、转赠与抵押

“雇用”“典押”形式的卖身契对蓄婢家庭有约束力，但是没有绝对的约束力。蓄婢家庭对“卖绝”的婢女有绝对的权力，为了断绝女孩与其家人的联系，他们可以给婢女改名换姓，也可以将婢女转卖或转赠给他人，当他们有经济上的困难时，还可以将婢女抵押出去。

蓄婢家庭对婢女的所有权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婢女的转卖与转赠上。

1。转卖

婢女买卖契约中，除“雇用”“典押”形式的婢女外，被“卖绝”的婢女都明确写有“任凭主人处置”。那么，“这个用金钱换得来的婢女，就可当作是他的一种货物了。凡是自己的货物，当然可以任意使用的”[138]。既然“任凭主人处置”，主人就可以将婢女转卖。例如，朱姓通过厨役张国林的介绍，买恩姓女孩为婢女，朱姓给这个女孩改名叫荷花。后来，因为荷花不听教训，朱姓又通过厨役张国林，将荷花转卖给了钱姓，钱宅给荷花改名叫春喜。[139]一个13岁的名叫李小凤的幼女，是河北宛平县人，父母双亡，被亲戚卖给了王姓为婢女，王姓又将小凤转卖给了温姓。[140]王秀云14岁时，兄长把她给了在湖南当武官的同乡王在周为婢女，王在周把王秀云带到北京，伺候在北京居住的妾。王在周回湖南后，王在周之妾任意挥霍，花钱无度。王在周一时生气，不再供养这个妾。王在周之妾想去湖南，因为无钱，为凑路费，就托刘姓为媒，将王秀云卖给了吴文瀚。[141]陈云卿11岁时，他父亲将她送给马姓，马姓带陈云卿来北京后，又把她卖给了王邵氏。[142]

一些幼女都是经过多次的被转卖，才有一个最终落脚的地方。王来喜自幼父母双亡，在她9岁时，被同乡廖姓诱出，卖给孔姓，孔姓将王来喜卖给了甄姓，甄姓又将她卖给了张姓。[143]河南固始县的来喜，12岁，被人诱拐，卖与周姓，周姓把她转卖给曾姓，曾姓又将她卖给水姓。[144]张春香的父亲把她卖给天津戴姓后，戴姓将她转卖给了北京一个“不知姓名的人家内”。[145]陶金兴，四川人，8岁时父母把她卖与王姓当婢，13岁时王姓把她带到湖北，卖给了吴敬荣，吴敬荣携眷到北京时，把她一并带来。[146]双福本姓闫，家有父母，父亲以给人种田为生，由于家庭寒苦，父亲将她卖给吴姓，之后，吴姓又将她转给白姓。[147]周凤琴是山西人，15岁，由于家内贫寒，在她13岁的时候，父母把她卖给了一个不知姓名的人，该人将她带到杭州，转卖给汤姓，汤姓又将她送给了交通银行职员周姓。[148]刘晴梅7岁时，父亲病故，叔父将她卖与熊姓，13岁时，熊姓把她转卖给了唐姓。刘晴梅在唐姓家一年，由于她经常与“该宅少爷玩耍、打闹、不听话、又不做活，主母瞧见晴梅就生气”，唐姓就将她转卖给了李姓。[149]尤香儿先在新街口-油盐店店主王姓家为婢，后来又被转卖给了东皇城根的另一王姓。[150]米枝子7岁时，母亲把她卖给了马姓，她在马姓家待了两年，马姓又将她卖给胡姓。[151]红燕与父母兄妹一起逃荒时，父亲将她卖与赵姓，她在赵姓家待了几天，赵姓将她转卖与闫姓。[152]沈三郎自幼随吴姓为婢女，吴姓死后，吴姓妻即将沈三郎卖与白姓，仍当婢女。[153]

图3。4是苑姓由于家庭贫困而转卖婢女的契约：

图3。4转卖婢女的契约

资料来源：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全宗号：J181，目录号：021，案卷号：02170。

图3。4左边这份卖身契是河间府城北何马村的何刘氏，将14岁的女儿张莲喜“当与苑先生名下，作为婢女，随房使用”，“阖家母女人等，同心愿议”，“自聘之后，不许追悔，不许来往，永断割脉，如有天灾、病孽，各由天命”。契约表明，苑先生拥有对莲喜的“绝对权利”，他有权随意处置张莲喜。因此，苑先生“买”来张莲喜一年之后，也由于家庭困难，无力养活张莲喜，即将莲喜卖给了张为绪（图3。4中右侧契约）：“立字人苑先生今因家贫，将女仆一名，年十五岁，无力养活，托中人说合，情愿当给张为绪府上使唤，俟后苑姓并女仆父母人等一概不准来看，永断割腾。女仆不准要回，三面言明，决无反悔，倘有远近亲族人等争兢等情，均有苑姓并中人一面承管担负完全责任，天灾、侍病，各按天命。”一个女孩，就这样被转来转去，而她自己却无任何选择的余地。

在被转卖的过程中，婢女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价”也在增加。例如，谢海棠小时候，在四川原籍被一“不知姓名干娘”卖给王姓家内，价格是2元，王姓因为家中婢女太多，就将谢海棠转卖给了章维衡，价格是4元。[154]陈小真子12岁被父母卖与何姓时，价格是20元，何姓带家眷和陈小真子来北京后，将陈小真子转卖给了黄乃斌，价格是240元。[155]邢喜荣10岁时，被继母卖与人贩子白姓，价格是15元，白姓将她转卖给曲姓时，价格是25元。后来，曲姓将她送给了朋友赵姓当婢女。[156]

2。转赠

婢女能被主人转卖，也可以被当作“物品”一样送人。例如，13岁的来喜在徐姓家当婢女，由于来喜与厨役通奸，徐姓把来喜责打一顿，为免后患，便将她赠送给了朋友戚姓。[157]程檀子是河北省大名县人，12岁时，父母将她卖给了大名县的县长孙姓家当婢女。程檀子在孙姓家有一年，孙姓为联络感情，将她赠给了“北平宪兵司令部参议杨秀夫”为婢女。[158]蓝姓买来7岁的婢女吴筱苏两年，就将她送给了朋友吴姓。[159]吉庆10岁，在老家云南，父亲把她卖给了黎姓，黎姓把她送给了亲戚龚姓。[160]沈如意被母亲卖给赵姓后，赵姓将沈如意送给了亲戚沈姓。[161]巧云的父母把她卖给了贵州的“龙副官”，“四川陆军第五团冯参谋太太”见巧云灵巧，愿意要巧云，“龙副官太太”就把巧云送给了“冯参谋太太冯赵氏”，冯赵氏“给龙太太买得礼物酬谢，并未花钱文”。[162]春喜10岁时，母亲把她卖给杨姓，杨姓把她带到上海，送给了“陆军部差遣员”许姓。[163]双喜原来是袁乃宽家婢女，袁乃宽将她送给了刘姓，刘姓又将她送给了陈姓。[164]江如意7岁时，到江姓家当婢女，两年后，江姓将她送给荫昌家，“伺候荫宅老太太”，“五六年后，老太太病逝”，荫姓又将她送还给江姓。不久，江姓有朋友林姓需要人照顾小孩，江姓就将她送给了林姓。江如意在林姓家待有两个月，林姓以江如意“不服管教”，且“有偷窃行为”为由，又将她送回给江姓。[165]吴某在河南用100元买王佩玉为婢女，带来北京后，将她卖给王姓，王姓使唤几年后，又将她送给了王耀汉，仍为婢女。[166]在被主人转来转去的过程中，多数婢女不知道自己是谁，属于哪个家庭。同时，主婢之间本来就比较淡薄的感情也给转没了。

3。抵押

婢女除了可以被转卖与转赠外，还可以被用来做抵押。例如，陈姓有婢女，名叫秋云，10岁，陈姓向同乡杨姓借钱40元未还，后来，陈姓要回原籍，由于他无钱还债，就将婢女作为“抵押品”交给了杨姓，并说明等回到原籍后，即可“汇款来赎”。[167]马钟林在张家口开钱铺时，有“开小班人”陈连贵从他钱铺里“借洋四万余元，不能归还”，马钟林见陈连贵有个婢女，名叫大玉子，就将大玉子抵押过来，到他家当了婢女。[168]

多数婢女在被转卖或被转赠的过程中，把心中仅存的一点家乡的印痕也**涤殆尽，以至于有的婢女连自己是哪里人，父母姓甚名谁，家里有什么亲人、是否存亡等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