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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共和之外（第1页）

“五族共和”之外

清代四川宁远府，地界位于四川雅州府与云南北胜州、永北府、武定府之间，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凉山彝族自治州范围，辖西昌、越西、冕宁、会理、盐源、盐边、昭觉七县（厅），时人有宁属之称。中华民国建立后，废府存县，宁远府之名虽不存，但宁属之谓深入人心，仍常见于百姓、学者与官员的日常闲谈与正式文书中。

我们的故事，从宁属越西县一位年轻“夷人”曲木藏尧开始。

一、曲木藏尧

1。一位“白夷”

1959年，俄国人顾彼得（PoteGullart）描述了他19年前在越西见到曲木藏尧的情景：

当曲木藏尧走进来时，他的外貌使我十分吃惊，与我原来想像中的完全不一样。我的面前站着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男子，他打扮得很得体，显得很殷勤和有教养，他穿了一套式样很新潮的西服，另外还配有昂贵的衬衫和领带。他热情地用很棒的英语问候我，然后我们开始用法语交谈，时不时又用另外一种语言交谈。当仆人来端茶时，他把我引荐给他的亲戚们，三位长者中有一位穿着汉式的长袍。惟一能暗示我是与一位彝族贵族打交道的是——曲木土司瘦长的身材，鹰钩鼻子还有炯炯有神的大眼睛。[1]

40多年后，我在发黄的旧纸张上看到曲木的相片，西装革履，英气勃发，与顾彼得的文字若合符节，一位民国精英的音容笑貌，穿过历史的时空，宛若眼前。怅叹久之，我又深觉讽刺。顾彼得乃白俄贵族，十月革命后随母流亡中国。行走在异国天涯，过去的人生经验如影随形，作为旧贵族，他于1940年冒险进入四川彝区，为的是寻找他已经失落的“理想国”，在非汉人社会探寻独立、高傲、尚武乃至带有几分桀骜的“贵族”——这种探寻，很大程度上是他自身“贵族情结”的投射。他若知道，曲木藏尧既非贵族，更非土司，该做何感想呢？

曲木藏尧，1905年生于越西县城内南街三倒拐。按照今天的民族分类，他被视为民国时期四川彝族的英雄人物。不过，像当时千千万万的西南非汉人群一样，终其一生，曲木藏尧从未自称过“彝族”。他有两个选择，如果用本族语言，可自称为“诺（六、倮）苏”，如果用汉语，则自称为“夷族”“夷人”。“夷”在他们看来是一种适当的称谓，没有任何不妥。有时，他也不得不采用被认为带有侮辱性的“罗罗（倮倮、猓猡）”的称谓。他也知道，“夷人（族）”这一称谓，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族类，如要用汉语更准确地表述，他应该自称为“倮夷”。[2]他永远不会用的一个名称是“蛮子”，那是汉人对他们最为露骨的贱称。

“诺苏”社会确实有明显的贵族阶层——“黑夷”，俗称“黑骨头”，这正是顾彼得寻梦的所在，这一目标毫不掩饰地体现于其书名PriheBlae中。“黑夷”高高在上，与作为平民或奴隶的“白夷”（“白骨头”）之间壁垒森严、泾渭分明。再富有的“白夷”，也不可能上升为“黑夷”。林耀华称“黑夷”为“真正的罗罗氏族”，并细述其人种特征。[3]“黑贵白贱”的区分并非仅见于宁属，在西南被称为“罗罗”的人群中，广泛而长期地存在着这种状况。[4]“黑夷”自视血统高贵，并不认为“白夷”与自己的种族相同，并通过严格的族内婚制与凝固化的阶层界限来维持种族的“纯洁”，他们甚至也蔑视汉人，如明朝人包汝楫称贵州西北部的“罗罗”人“掳中国男女，仍以中国男女配耦，并不给配本地人，云恐乱其种”。[5]岭光电亦云，川康地区的“夷人”认为“世人以倮族为最尊贵，其他均不足道”[6]。

学界对“白夷”及其之下的人群有着不同的划分。民国时期，曾深入凉山地区考察的林耀华认为“黑夷”之下有“白夷”与汉娃两种阶层。汉娃是新从汉地掳来的奴隶，地位最低。“白夷”从汉娃升格转变而来，历代年久，“夷人”接纳其为同类，较汉娃地位高。“白夷”内部又可细分为较具独立性的“百姓娃子”与依附于主人的“锅装娃子”两个阶层。[7]“白夷”是否全部来源于汉人当然值得进一步讨论，事实上，“白夷”身份是开放的，其种族来源并不单一。[8]

毫无疑问，曲木藏尧是“白夷”[9]，属越西县“阿苏”家族吉倮支，其先祖从云南迁至雷波龙头山下，后又迁至昭觉、喜德、越西，祖父毕摩子定居于越西大花乡，到父亲王家木这一代才取了汉名，并将原仅一间瓦板房的家业，扩大为有四个天井的住房、一个烧酒房、一个大后院、一个大菜园，占地数十亩，儿女们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曲木从越西县立高等小学毕业，考入雅安川南师范学校，正值父亲外出，曲木读书心切，骑上家中的一匹白马就匆匆上路了。父亲闻讯，赶紧追至河南站，父子相遇话别。父亲摸出银子，塞到儿子手里，赠给他三句话：一要发愤读书，二要与汉族同学团结如兄弟，三不要给本族丢脸。[10]

2。在孤独中寻求机会

少年曲木泪别父亲，越西的山水渐行渐远。伴随着乡梓逐渐远去的，是过去的经验世界中种种天经地义的信念。若干年后，青年曲木在繁华的南京指点江山，声称自己能够代表包括土司、“黑夷”在内的整个西南“夷人”。此举出自“白夷”，看似异想天开，实则智勇兼具并且对时局有着精准把握。其风度、气质与才情，早非吴下阿蒙，足以让寻梦的顾彼得以为遇到了真正的“贵族”。

在挑战族类歧视方面，父亲应该是他的启蒙老师。王家木识汉文，年轻时，因与“黑夷”冲突而离开“夷村”，辗转流亡，后迁居越西县城内，成为第一批定居于越西县城的“夷人”，曾任蒋介石西昌行辕咨议之职，用实际行动证实了“黑贵白贱”话语的虚妄。

背井离乡的曲木逐渐体会到，在“五族共和”的框架下，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西南非汉人群什么也不是，他的目光就此超越了父亲。20岁时，他忍无可忍，决定“努力于我夷族将来之出路”，此时，他已身处成都，不敢自称“夷人”，乃“自号汉名为王治国”。1927年，北伐功成，蒋介石定鼎南京。革命的氛围鼓舞并召唤着曲木，他前往首都，想进入中央政治学校蒙藏华侨班，但“夷人”身份怎能入学呢？他灵机一动，易名为曲木藏尧，声称自己乃西康藏人，在蒙藏委员会委员兼藏事处处长格桑泽仁的帮助下，顺利入读。[11]2007年，在四川雅安，时年95岁的雷波彝族老人李仕安绘声绘色地为我讲述了曲木更名的趣事。这一故事在“夷人”中的广泛流传，折射出这一群体对自身身份的尴尬与焦虑。

为“夷族”争取一个政治地位，从而将自己变为整个“夷族”的代言人，顺势抹掉横亘面前而无法逾越的黑、白鸿沟，于公于私，均刺激着一位志向宏阔的年轻人毕生为之付出。他无疑非常孤独，理想就像遥远的一点萤火，而他则在黑暗的现实中踽踽独行。作为最早觉悟的“夷人”，他那时几乎不可能在自己的同胞中找到同道；作为“白夷”，他在家乡毫无号召力，他那千千万万的同胞，也根本没有这类奋斗意识。事实上，在当时的首都南京，他可能是唯一一位来自宁属的“夷人”。他也很难从外族那里寻求慰藉与共鸣，谁会真正在乎一位年轻“夷人”的感受呢？更何况，彼时作为整体的中国社会，还根本没意识到存在着一个“夷族”，不用说内地，在西南许多地区都是如此。1930年，17岁的李仕安先生考入了位于成都的四川省测量学校[12]，78年后，在雅安，我好奇地问他这段经历：

温：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知道你是凉山彝族吗？

李：不晓得。老师同学也无所谓。那些年，民族关系，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大家都晓得，除此之外，哪个晓得其他少数民族？彝族大家都不晓得。孙中山的旗帜，都是红黄蓝白黑，五个颜色，代表五个民族。像彝、苗，没有人知道。我跟他们摆凉山情况，他们都当龙门阵在听。大家也不存在歧视，歧视要在本地才有。成都这些，他们都没听说过，哪里有歧视？跟他们讲凉山，他们还觉得好玩，热闹。唱首彝歌给他们听，他们感觉很有趣。他们根本就没这个意识。雷波就不同，天天都是仇视，汉族彝族互相见不得。

更为有趣的是，李先生于1936年娶了一位家住四川威远县，就读于成都女子师范学校的汉族女孩为妻，我问：“她知道你是凉山彝族，嫁给你时有没有犹豫？”李先生的回答是：

无所谓，那个时候当龙门阵，她根本不知道是啥东西，我说我是凉山蛮子，她也不知道凉山蛮子有多凶，她没去过嘛，后来我带她到了雷波，她才晓得凉山蛮子是怎么回事。

孤独地面对着首都南京的繁华，并无任何资源可以凭借，曲木冷静地观察着时机。1931年1月，他终于出手了。

此时，正值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国的支持下大举越过金沙江，侵占川西的白利、甘孜、瞻化、囊谦等地[13]，在西康建省以抑止达赖势力的策略日益引起重视。[14]抓住西康这一热点，机智的曲木积极呼应建省议题，乘势将“夷族”问题嫁接于其中。

3。提出“夷族”问题

曲木向中央提议，将四川宁属划归西康，而宁属系“夷族”聚居地，他因此名正言顺地提出五点建议：

一、请明令承认夷族为三危之后，与康藏同种。

二、请明令夷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与汉人享受同等地位。

三、请明令汉夷婚姻平等。过去夷人之女，汉人可娶，汉人之女，夷人则不能娶，此为汉夷不相合之一大原因。

四、请沿中央待遇蒙藏青年求学办法，于京中设立夷人教化学校，教育夷族中能通汉文之青年。

五、请于京中设立夷务办事处。[15]

在“五族共和”框架无论于思想上还是在现实中均具有强大制约力的情况下，提出“夷族为三危之后，与康藏同种”的论点，体现出在既有框架下解决问题的策略与灵活性[16]，可谓奇思妙想！这一巧妙的提议，既与曲木曾化身藏人的经历相关，也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因地理较近之故，将宁属“夷人”视同藏人并不罕见，岭光电曾谈道：

某训练处，有几位教官，不留心遭学者之讥，虽不可深怪，但亦应改正。……又一次教官说：“你们活佛什么名号？”学生说：“不懂”。又问：“有几间喇嘛庙？”学生说：“没有！”教官说：“还隐瞒作假。”其实倮族不信佛何来活佛喇嘛庙。有一次上面命令，要倮生引藏客参观。倮生不得已，一个牵一人，默行全校了事。[17]

此时，统治着宁属的是四川省主席兼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在1929年的“蒋桂战争”与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刘两次反蒋，固然是蒋亟欲削弱的对象，但将宁属由川归康并建省，形同从刘文辉身上割肉，中央尚不敢如此动刀。于是一方面由蒙藏委员会出面，将提案转给刘文辉“斟酌办理”，并通过行政院以西康尚未建省、川战尚未结束等理由拒绝“此时改划省区”，另一方面又表达出某种积极的意味，肯定宁属归康的合理性，明确中央在此问题上具有决定权。[18]

对于曲木嫁接进来的“夷族”问题，该如何处理呢？我们需要将历史镜头稍微拉远一些来观察。1912年，中华民国肇造，标举五族共和之义。这一框架虽然在总体上深入人心，但也不无异议。辛亥革命前后，即产生过“六族共和”“七族共和”之说，云南起义反清之后，也曾提出“使汉、回、满、蒙、藏、夷、苗各族结合一体”。[19]尤可注意者，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对“五族共和”同样心存不满。孙先生是一位彻底的民族同化论者，辛亥首义之前，他就主张汉族之外的民族应当同化于汉族，在其内心深处，根本容不下所谓五族共和，也很担心由此造成的国家分裂。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数年间，他虽未明确反对现行民族政策，但强调的却是五族需融合与同化，最终统合为单一的中华民族，五族的名称也将因之而消亡。1919年，他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后，开始系统地阐述民族主义，反对五族共和的心声开始直接而公开地流露：

更有无知妄作者，于革命成功之初，创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而官僚从而附和之；且以清朝之一品武官之五色旗，为我中华民国之国旗，以为五色者，代表汉、满、蒙、回、藏也；而革命党人亦多不察，而舍去吾共和第一烈士陆皓东先生所定之中华民国之青天白日国旗，而采用此四分五裂之官僚旗。……此民国之不幸，皆由不吉之五色旗有以致之也。[20]

1921年，他将观点表述得更为透彻：

讲到五族底人数，藏人不过四五百万，蒙古人不到百万，满人只数百万，回教虽众，大都汉人。讲到他们底形势，满洲既处日人势力之下，蒙古向为俄范围，西藏亦几成英国底囊中物，足见他们皆无自卫底能力，我们汉族应帮助他才是。汉族号称四万万，或尚不止此数，而不能真正独立组一完全汉族底国家，实是我们汉族莫大底羞耻，这就是本党底民族主义没有成功。由此可知，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21]

然而，到了1924年，孙中山的真实心态，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大环境中，却意味深长地出现了一种隐晦不明。在苏联与共产国际“民族自决”论的影响下，国民党在阐述民族政策时，不得不加进“民族自决”的表述，却在其中隐藏着孙中山一以贯之的“同化论”精神，这就在措辞上产生了某种矛盾。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与秉承孙中山意旨的汪精卫之间为此激烈论争，结果以前者的无可奈何而告终。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逐渐摆脱了苏联的控制和影响，“民族自决”的表述被删除，手握大权的蒋介石，废止了表示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将青天白日旗确立为正式的中国国民党党旗，部分践行了孙中山的遗愿。五族的名称自然还在，且其观念已深入人心，但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开始或明或暗地贯穿着民族同化的实质。[22]在非汉族聚居区推行省县地方制度，实行地方自治而非民族自治，强调国大代表选举以行政区域为范围，等等，皆可作为例证。[23]1933年，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甚至主张该会所属各部司概以数字命名，去掉满、蒙、回、藏诸字眼，以泯灭民族界限和地域畛域。[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