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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共和之外（第2页）

在上述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凸显“夷族”绝不会受官方待见。关于曲木所提五事之一、二、三项，行政院答以：

对于夷族平等待遇、互通婚姻各节，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原为本党固定主张，并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已郑重声明，地位既属同等，婚姻自可互通，毋庸呈请明令规定。

对第四项所请在京设立“夷族”学校一节，行政院复称：

首都各级学校应有尽有，现蒙藏委员会又正在筹设蒙藏学校，该族言语既与藏族相近，如有志愿来京求学之青年，资格相合，自准保送蒙藏学校或其他相当学校肄业，与蒙藏学生一律待遇。

要求虽然被拒，但明确了“夷族”学生可享受蒙藏学生待遇，总算有所收获。最后一项是关于在京设立“夷”务办事处的，行政院决定：

宁属原系县治，无论隶属四川、划入西康，均在地方政府管辖之下，并非由中央直辖，无在京设立办事处之必要，原呈似可存备参考。[25]

中央显然不想彰显“夷族”的存在，但曲木也并非一无所获，舆论之火总算点燃，当时几家有影响力的报刊，如《中央日报》《新亚细亚》均及时登载了曲木请愿的全文。[26]中央也注意到了，有一位颇不寻常的“夷人”，在处理西南非汉人群事务方面具有特殊价值。曲木也由此确立了紧跟中央的行动策略，宁属“夷人”的意义，也力图纳入中央的战略中来诠释与呈现。曲木一生的成功与悲剧，均由此揭开了序幕。

曲木的策略直接源于他在南京的地利之便，选择也可谓聪明。高处发声，自上而下，容易占据道义制高点，也容易引发舆论关注；取得中央支持，在获取资源等方面也别具优势。不过，在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中，紧跟中央也意味着为自己树立许多对立面。曲木请愿的消息传到四川，引起了一众宁属士绅的不满，1931年5月，自称为宁属八县代表的胡坤等20人，呈文中央政府，从税收、民意、交通等方面驳斥曲木宁属归康的观点，并强调“猓夷”对宁属的威胁，矛头直指曲木的同胞们。[27]同年6月，曲木以回应国人对其呈文“发生疑问”为由，撰写《川康宁雅属夷族问题及其生活的研究》，连载于《中央日报》。在该文中，他更加露骨地表示，宁属之区位不但关系“国家国防”“川康交通”和“川藏交通”，而且“在军事地势上之观察，欲制四川军阀于死命，其地极为重要”，“我中央如欲彻底解决川省问题，利用此良好地势及强悍民族，为切断军阀后尾之出路，使能瞻前而不能顾后，不难用重兵一鼓**平”。[28]

很快，曲木就从蒙藏学校毕业了，恰逢九一八事变爆发，已经崭露头角的曲木，以“夷族同胞”的身份，受邀至南京各中等以上学校演讲，他情辞恳切，“语言尤流离动人，颇能激发当时一般人之同仇敌忾心里[理]”[29]。“夷族”前途关系着国家安危，“夷族”问题联系着新形势，曲木在时局变化中更新着他的陈述。当年11月，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曲木申请以“夷族”代表的身份列席，理由是：

第一，“夷族”有百余万之众，聚居在川、滇、康边防要地，但没有一位代表；

第二，数百年来，政府的不作为，导致许多“夷人”形同独立，加上帝国主义“煽惑侵略”、本身文化落伍等原因，“夷族”未能成为“我大中华民族中健全之民族及作我西南保国之干城”；

第三，现在国家外患日亟，“正当急谋振兴大中华民族之秋，是则对于提携边疆弱小民族当开一新纪元”；

第四，曲木为“夷族”中到内地接受三民主义教育之第一人，又身为党员，在党国“另树新猷之际”，感于“总理民族主义之深痛于外患之烈”，故恳请列席大会，将“夷族衷肠中所欲请求者得陈述于全国代表之前，使全国代表皆注重边疆进而扶植边疆弱小民族以巩固全国边防”，是为“夷族”之幸！党国之幸！

执政者的视角与曲木仍然没有交集。大会秘书处援引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二条，指出“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中央执行委员及中央监察委员得出席，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及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得列席”，而曲木所请与规定不合，只能依法申请旁听。[30]

有意思的是，在蒙古族、藏族已有正式代表参会的情况下，蒙藏委员会还向大会秘书处申请增加名额，以满足“蒙藏及回部在京重要人士”的需求，其中包括青海藏族8人、蒙古6人、西藏6人、回部1人、西康民众代表1人。秘书处复称：青海藏族8人准予列席，其余14人准许“每日到会领券旁听”。[31]可见，曲木的被拒，不在于规则的牢不可破，而在于中央并不想在五族之外横生枝节。

4。四川之行

“夷族”的政治身份可以不给，但“夷族”的存在却是摆在西南的事实，曲木的价值因之而凸显。国民党中央很快任命他为“川滇康夷族党务宣传员”，蒙藏委员会则委以“西南夷族考察员”之职，派其赴四川“宣化夷族”。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为此亲自致信执掌蜀中大权的刘文辉与刘湘。[32]

有着中央代表的身份，四川的军阀们也不得不给点面子。刘文辉、刘湘堂叔侄分别在成都、重庆接见了他，在蓉居留期间，前者还委以他二十四军军部参议职务，并允许他到自己所控制的宁属地区开展活动。[33]

曲木深知，“夷族”的前途，既在于政府与舆论的同情与扶持，更在于“夷族”自身的“进步”。扶持助推“进步”，“进步”造就更多的外来扶持机会，二者相辅相成。而“进步”的关键在教育，他本人，不就是一个教育改变命运的例子吗？曲木衣锦还乡，心中不无焦虑，在他看来，同胞们不通汉语，远离文明，待人接物、日常生活种种，都有待规范。他要把孩子们召集起来，用三年的时间，教他们汉语以及各种技艺与常识，改良他们的生活方式：吃饭、穿衣、走路、坐凳子、侍奉父母、交接朋友……都要一一示范教导。[34]

在西昌小教场，有一座关帝庙。1929年，二十四军曾在此开设过“化夷学校”，由政府饬令各支“夷酋”，遣送“夷童”入学，但师生语言不通，生活习惯又格格不入，学生们纷纷逃跑，学校随之关门大吉。曲木到来后，与二十四军一拍即合，在西昌联中校内兴办“宁化学校”，仍由政府饬令各“夷”遣送幼童入学，开校时多达100余人。然而，身为“夷人”且精通“夷”汉双语的曲木，仍然无力回天，学生很快“逃遁多半”，迨至曲木离开，周维权协办，学校不久就宣告结束了。究其原因，县志归于“夷童感于生活习惯语言之不同”[35]，曲木则归咎于缺乏政府的资金支持，经费全凭他的个人财产和“向夷人募集”，难以为继[36]。40多年后，同窗好友杨尚忠的回忆支持了曲木的观点，杨认为，刘文辉之侄、西昌驻军长官刘元璋对曲木满不在乎，多次给他泼冷水，学校仅办两期后就因经济困难停办。[37]政府的不支持，可能也是无暇他顾，当时因刘文辉、刘湘争夺蜀中大权而爆发了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二刘大战”，刘文辉节节败退、狼狈不堪。曲木的学生中，有一位叫潘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做过越西县政协委员。[38]

曲木的离去，并不意味着西昌边民教育的终结。对政府而言，面对着众多不受管辖的“夷人”，如果能通过教育来予以“化导”，减少他们与汉人之间的相互敌对，培养他们对政府的亲近感，将“夷人”纳入管理范围，可谓上上之举，因此自清末以来，许多地方官员都致力于此，形成了所谓“边民”教育。仅以西昌县（今西昌市）而论，曲木离开数年后，又办起了边民训练所以及多达16所的边民小学校。[39]此时，在“二刘大战”中丧失蜀中大权，被迫退到雅安、宁属、康定一带的刘文辉，积极推动西康建省并当上了省主席，边民训练所就由他兼任所长。

西昌的办学虽以失败告终，但曲木在这里收获了爱情。他邂逅了后营巷汉族商人之女朱彬礼，二人彼此爱慕，喜结连理。在当时的宁属“夷人”社会，娶一位异族女子，可谓惊世骇俗！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宁属的许多彝族男女仍然不能接受与他族通婚。1990年，凉山彝族男青年曲木约质因与汉族女青年柳翠香相恋，遭到整个家族的强烈反对，要将他开除出氏族，他的堂哥甚至要打他杀他，以命换命。婚后其父母亲戚都与他断绝了来往。[40]

曲木倡导“以性救国”，他的婚姻，是两情相悦，也是社会革命。在他看来，只有不同种族的混血，才能造就优等的人种。汉人头脑聪慧，但体魄不强，且沉溺于鸦片，日渐柔弱。“夷人”智识落后，但体格强健。“夷汉通婚”，优势互补，新一代的中国人必然兼具文明的头脑与“野蛮的身体”。[41]曲木婚后育有一女名曲木阿依。2007年11月在成都家中，她向我畅忆往昔，说自己1950年看见解放军进城就参了军，自中央民族学院第一期毕业后，她就职于《青年报》，被《大公报》誉为“新中国的第一位彝族女记者”。她的丈夫扬岭多吉是藏族人，曾任四川省副省长，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协主席。

此番四川之行，曲木还扮演了演说家的角色。入川之后，二刘亲自出面接待，许多机关、学校都来请他演讲，记者纷至沓来，“一时轰动成渝两地”。为了应付四面八方的来客，他专门找了他的同窗好友杨尚忠、曹良壁来协助。1932年，他在遂宁讲述在上海目睹“一·二八”事变的见闻，宣传抗日，“英姿飘逸，谈吐雄快”，为舆论界所瞩目。[42]

5。对“夷族”的论述

王陆一所题《西南夷族考察记》书名

1933年1月，曲木返回南京复命。[43]11个月后，他出版了《西南夷族考察记》一书，是为第一部从主位角度论述“夷族”的著作。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如此快速地撰就此书，可见曲木的勤奋、才思以及亟欲凸显“夷族”存在的迫切心情！除该书外，曲木对“夷族”的论述，还呈现于不断的演讲中。

西南汉人常称“夷人”为“猓猓”，曲木深悉其意，“大意不外说他与动物相似，还不脱犬羊的形状，无具人的资格”。但他对此却秉持着一种冷静，在书中，大量出现“猓夷”“猓夷民族”等称谓。该书的材料，主要来自他的亲身经历与调查，涉及族源、历史时，则采用汉文史籍、地志、笔记，如历代正史中关于西南夷的记载，《云南通志》《南诏野史》《滇中琐记》等。

曲木强调，征诸史籍，“夷族”源出中国本部，从中心地带分离出来后，占据西南一隅，顺应自然环境而形成风俗、语言、文字、习惯各异之民族，因地理的闭塞，“文化无由发展”。以此，曲木反驳“夷族”西来说，否定“夷族”是外国人种。至于许多“夷族”不向政府缴税、不受法律约束、与汉人之间相互仇杀、形同独立等，是长期以来政府的治边政策错误所致。曲木由此在学理上肯定了“夷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

“夷”是一种泛称，涵盖西南的苗、“猺”“猓夷”等族；也是一种专称，特指“猓夷”——这正是曲木书中所指的“夷”。“夷”（猓夷）分黑、白，“黑夷”占十之一二，“白夷”占十之八九，曲木承认“黑夷”是领主，居统治地位，但并不认为黑、白“夷”之间在血统上天然有别，也不认可两个阶层之间绝对壁垒森严。在他看来，黑、白“夷”原系同源，无非“黑夷”居统治地位而已。“白夷”如果势力较大，同样可以跻身“黑夷”，甚至对其取而代之。不过，“黑夷”始终能保持血统的纯粹，而“白夷”却不断混血或同化他族，由此可分为三种“白夷”：第一代“白夷”，纯为“黑夷”血统，不过居于被统治地位；第二代“白夷”，血统混杂；第三代“白夷”，皆为被掳汉人。曲木的论述，消解了“黑夷”自诩的神圣性。

曲木同时强调“夷族”对国家的重要性。首先，目前已控制了越南、缅甸的英法帝国主义，包藏着殖民中国大西南的祸心，他们利用少数汉奸，贩卖武器给“夷人”，怂恿他们与汉族脱离关系，并欲修铁路联通昆明，如果计划完成，不但可“制云南之死”，而且进而可控制四川，西南各省，将成为又一个东北。欲阻止英法帝国主义的野心，经营好扼川滇之要冲的“夷区”是关键。其次，现在中央尚不能有效控制西藏，英国又积极怂恿西藏独立。“夷区”毗邻藏区，虽大山重叠，但海拔较低，将其划入西康后新设一省，有利于解决西藏问题。最后，“夷区”物产丰富，若能有效开发，推行移民殖边，有助于解决内地人口过剩问题。在一次演讲中，他更加直白地警告，现在满洲被日本侵占，蒙古正闹着要独立，新疆的回族近来更梦想着恢复从前的势力而脱离中国，至于西藏，达赖的野心与英帝国主义的阴谋交织在一起。中国已经形成孤立地位了，“满、蒙、回、藏，都脱离了，我们眼前还不赶紧抓住这一个民族——猓夷民族？”

曲木认为，“夷族”主要分布在四川建昌道，即宁属范围，“其他如云南边境及西康木里一带，亦散居有此种民族”。今天贵州的彝族聚居区，被他忽略了。“夷族”的总人口，他估计有100万左右，其中与政府较为亲近的“熟夷”，为数有33万多。在之后的一次演讲中，他则认为“夷族”人口有200万。这样悬殊的数字，说明当时对“夷族”人口尚缺乏系统的调查统计，他对“夷族”的认识，也处于不断更新中。[44]

著名学者、书法家谢无量为曲木藏尧的《西南夷族考察记》题词

《西南夷族考察记》一书，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亲信、时任监察院秘书长的王陆一题写书名，辛亥革命元老、书法家公孙长子为该书题词，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代表蒋介石入川协调中央与地方军阀关系的曾扩情均为该书作序。该书1933年12月在南京出版，不到半年后即再版。[45]

二、阿弼鲁德

1934年3月下旬的某一天，南京提拔书店内，一位20岁左右的年轻人正聚精会神地阅读着最新一期《聚星》，上面载有曲木藏尧的《从西南国防说到猓夷民族》。他完全被吸引住了，脸上不时浮现出兴奋之情。年轻人叫阿弼鲁德，汉名王家勋，字敏公，来自贵州威宁县大街乡，就读于南京附近的镇江三育教会大学，是一位充满**和理想主义的学生。对于曲木，他虽缘悭一面，但并不陌生，三年前，《新亚细亚》月刊上刊登了曲木写给戴季陶的信，他读后心潮澎湃，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立即致函曲木，可惜未能送达曲木手中。此后，曲木的文章与行动不断见诸报刊，令鲁德颇为神往，但他遍查曲木住址而不得，拜访无门。

读罢曲木的新作，鲁德又一次受到震动。他很快修书一封，委托提拔书店转交。才过了几天，他意犹未尽，怀着**再次致信曲木，除表达赞美与钦佩之外，他坦言：

可是，先生，纸上谈兵，每多不济于事，所以吾人欲作此重大之工作，必须组织严密之团体——文化促进会——在中央政府指导之下，奋力猛进，作我族之向导。在纵的方面，我们必须集合多数同志，努力宣传，恢复民族的意识，振起民族的精神，组织成一个有系统，有规律的民族，使能适应现在的环境，永久生存于世界。在横的方面，努力普及教育，增设文化机关，促进民族文化，提高民众的智识，使知自卫、自治之方。不再受帝国主义者之愚弄，在世界民族史上，争一点光荣，先生以为然否？

在人类中，有组织的团体，才有生存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