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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共和之外03（第1页）

“五族共和”之外03

杨砥中在制宪国大上指点江山，激**风云，将整个西南土著民族的政治权利带进了宪法。正在风头上的他，并未意识到，当权者已油然生起对他的厌恶之情。两年后，行宪国民大会召开，他竟然落选国大代表，让众人大跌眼镜。对此，李仕安先生评论说：

1946年开制宪国大，他的意见很多，发言也很多，听说除了秘书长发言多以外，第二个就是他了。所以，1948年行宪国大，蒋介石就不要他上去了，据说是蒋介石指名不要他，他就没当成国大代表了。这一年选总统，我是国大代表，我们选蒋介石做总统，就没得杨砥中的戏了。他1946年把风头出够了，蒋介石都讨厌他了。据说这就是他没当上代表的原因，这是有可能的，否则，他怎么会当不成国大代表呢？不可能嘛。

4。日暮途穷

2009年在雅安，仕安先生将杨砥中夫人戴琼英女士的两封来信赠给了我。一些资料说戴很美貌，李先生提及她时也强调了一句“很漂亮”。戴是东北满族人，祖父是清朝戴双眼花翎的二品大员，她先后在成都就读于华美女中、蜀德中学，最后毕业于华西大学社会系，并曾在光华大学银行系就读一年。毕业后经大学同学——卫立煌的侄女介绍，她到了和丰银行做会计。这样一位受过现代教育的美貌女子，很快便让银行总经理兼股东的杨砥中神魂颠倒，情不自禁地陷入了单相思。正好银行的另外两位股东——龙绳祖与陇应葵，因在国共内战中的消极举动而被国民政府法办，龙的部下紧急飞渝，请杨砥中去南京打点。杨请求戴琼英一同赴南京活动，在成功解救出二人的同时，杨的单相思终于在戴那里引起了共鸣。[154]

1963年5月1日，贵州省毕节县人民法院因杨砥中的历史问题，判处他“反革命罪”。17年后，杨砥中已逝去多年，正在四川省会理县益门煤矿子弟学校教外语的戴琼英致信李先生，请他协助为杨砥中申诉。李先生为此写了《为杨砥中冤案作证》一文，以当事人的身份指出判决所据事实的若干错误。

4个月后，戴琼英再次致信李仕安，称贵州中级人民法院撤销毕节县的原判，宣告杨砥中无罪。欣喜之余，她纠结的是，审判书上讲杨砥中是1950年在四川投诚，应按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对待。“这又是我不解之处，按杨一生就是走国民党路线，打起土司、民众总代表的招牌，保送学生上学，并非做官，也非国民党员。在临解放前夕，国民党利用他在彝族人民中的威信，强迫他去西昌，为他们带路，他连我们母子五人生活都无法照顾了，被迫而去。去后不久，便与彝族人民一道。你说这是起义投诚人员吗？该不该再起诉，这判决是否不恰当？”

制宪国大上出尽风头之后，砥中在政治上进入了消沉期。直到1949年，国民党在政权大厦已倾，跼蹐于西南边地负隅顽抗的最后时刻，才重新意识到杨砥中的价值。原军统保密局第一处副处长黄逸公回忆，1948年春，“夷族”观光团到达南京，杨砥中与岭光电曾起草过一份建议，拟于西南非汉民族地区组织“民众自卫队”，这是杨砥中力图在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一个努力，但未获重视。蒋介石将此建议批交国防部核办，一直悬而未决。1949年4月，天堑长江不保之际，保密局第一处主张批准此方案，并建议将其与该处草拟的“全国游击队组织方案”结合，作为西南地区游击组织实施计划的一个部分，仍然没有下文。同年8月，蒋介石定下了以西南特别是四川作为“复兴”的根据地的方针，并于9月抵达重庆，在林木森森的黄山官邸召见了杨砥中与岭光电。此时，砥中正处于危急时刻——他被怀疑是共产党员，在贵阳差点就被逮捕了！蒋的接见给了他一个脱险的机会，他表示很高兴，并对岭氏说：“只要见了他（蒋介石），那些杂种就不敢乱来了！”这次接见，砥中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形容西南“夷”、苗等族如何爱国反共、诚实勇猛、吃苦耐劳，可组织起来为党国出力云云。20多分钟后，接见结束，蒋介石站起来握手，目送他们离开。岭注意到，蒋的脸上，写满了劳累焦虑，疲态尽显。

杨砥中就此跟着国民党在西南的残部，一直走到无路可退。其中，包含几分裹胁，几分自愿，几分投机，我们已不得而知。在和岭光电独处时，他曾流露过对胡宗南等人的厌恶，称他们为“这些儿子”。然而，事已至此，他也只能为“这些儿子”尽力了。

黄逸公就在重庆认识了杨、岭二人。经他的认可，杨砥中升级了此前的方案：把“民众自卫队”扩大为“西南边区民众反共救国军”；设总指挥部，由西南军政副长官兼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任总指挥，徐志道、杨砥中任副总指挥；在川、康、滇、黔等五个边区各设立一个区指挥部，共设十五个总队，砥中兼一个区指挥，其余的区指挥及各总队长，均在西南少数民族上层中选派。新方案送呈参谋总长顾祝同手中，他还未来得及拍板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已于11月30日攻克了重庆，黄、杨等仓皇逃到成都，又由成都前往西昌，一路历尽艰辛。

在西昌，被蒋介石委以坚守西南重任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胡宗南立即接见杨、岭二人，听取他们报告有关发动边区少数民族武装的具体办法。当杨砥中提到他在滇西佧瓦山、野人山活动的情形时，胡宗南立即来了兴趣，决定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成立“边务委员会”（有回忆称为“边政委员会”），并要他们提出委员名单，经商议，他们提出了孙子汶、邓德亮、杨砥中、岭光电、岭邦正、王济民、陇体要、龙绳曾、黄逸公、李犹龙等54人，涵盖了川、康、滇、黔、桂五省区的诸多少数民族上层人物。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连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凉山临时军政委员会主席以及云南省副省长的张冲，也被提名为委员。张冲是云南泸西县“夷人”，云南人认为他本事很大，有俗语称：“天上的雷公，地上的张冲。”名单经胡宗南核定后，以杨砥中为主任委员，黄逸公任秘书长。边务委员会下设五个处，另成立一个“边务工作队”（有回忆称为“边疆工作队”），总队长由杨砥中兼任。

1955年凉山彝族自治州成立大会上，云南省副省长、凉山临时军政委员会主席张冲口述大要，李仕安执笔起草发言稿时的情景

接着，边务委员会建议，立即筹组“西南反共自卫救国军”，胡宗南予以采纳，决定成立七个纵队，纵队司令主要是西康“夷族”土司或头人，包括苏绍章、岭邦正、孙子汶、诸葛世槐等。

杨砥中又向胡宗南提出，万一西昌不守，可将主力经会理渡金沙江撤到滇西野人山与佧瓦山，那里毗邻印缅边境，地域广阔，颇具战略价值。为了实现这一计划，边务工作队还先行成立了第一大队，以曾任军统富林组组长的杨涛为大队长，到他的家乡云南永仁县联络少数民族，建立通往野人山及佧瓦山的联络线。

不过，志大才疏，有常败将军之称的胡宗南，这次又算错了解放军的进军路线。他以为对手必然会从川南大举进兵西康，攻占富林后，跨过大渡河直捣西昌，为此屯集重兵于大渡河。孰料1950年3月24日，迂回到滇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忽然挥戈北向，由巧家横渡金沙江，流水落花般击溃了朱光祖的独立师，另一路解放军又由滇北剑指西康，歼灭了顾葆裕的残部及“西南反共自卫救国军”第三纵队苏绍章部，攻克了会理。这一下彻底打乱了胡宗南的计划，连退守滇西野人山、佧瓦山的出路也被掐死了。

几乎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解放军势如破竹。仅仅两天之后，3月26日晚11时10分，胡宗南吞下同到凉山打游击的诺言，抛下了包括自己的参谋长在内的众多同僚，在西昌小庙机场乘专机起飞，直奔台湾。此时月黑风高，夜色森森，他的许多同事们爬到了西昌东北面的山上，遥望机场一片灯火，空空****。几个小时后，解放军就进入了西昌城。李仕安先生对我说，一夜不安的西昌市民，第二天小心翼翼地打开门后，看见了满街的解放军，他们有的就睡在自己的屋檐下，没有任何骚扰，“西昌人何曾见过这样一支纪律严明的部队？”

黄逸公、杨砥中等于解放军入城之前数小时撤离了西昌，向凉山深处进发。4月中旬，中共地下党发展对象、凉山“夷人”、接应解放军由巧家北渡金沙江的罗正洪突然来见，并带来了岭光电的来信，信上说：“我已率部投诚，到了西昌，曾与军管会的人谈过，保证你们的安全，要你们即日下山，不要再迟疑。”一行人便下山了。[155]

杨砥中在西昌与解放军见了面，先被送到北京，后又调回西南民族学院工作。在西南民族学院，他曾负责整理云贵川彝族上层人士的家谱，设计了若干示意图，标明家支位置，渊源何自，并请夫人画图[156]，还撰有《有关凉山彝族历史的几个问题》等学术论文。在新社会，他慷慨激昂一如既往，1956年，当语言学家们试图抛弃传统彝文，另造拼音彝文时，出现了各种反对的声音，其中以杨砥中的情绪最为激动。他向有关领导写信，请求利用传统彝文资料，编撰凉山彝族史，并提供彝族学者名单及古彝文书目，为利用老彝文，保存传统文化献计献策。[157]

七、岭光电

从曲木藏尧到高玉柱，再到杨砥中，走的都是紧跟中央的上层路线，与地方政府之间，始终处于一种或明或暗的紧张关系，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均与此不无关联。中华民国的政治局势，实在是太复杂了！最能从容于中央、各级地方政府、形同独立的凉山“夷人”社会之间者，非岭光电莫属。他的身份，本身就异常复杂，集土司、袍哥、军统、国民党员、立法委员、国军将领、西康军阀刘文辉的下属与智囊等为一身。“你如果不是少数民族，十个脑壳也保不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位地区公安处的处长在私底下曾推心置腹地对岭说。[158]这些在新社会中每一个都是犯大忌的身份，在民国时期却是他得到各方面广泛认可的象征。一位受过教育的彝族青年曾说：“我们深信夷人的开化，必定是由他来奠定基础。”[159]1943年冬天，岭光电在康定因伤寒住院，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两次前往探视，并仔细向院长询问病情，叮嘱说：“必须千方百计地把他救起来，他死了，彝人的进步，会耽延一二十年。”[160]

1。中华民族的一颗“铁豆”

1943年7月，燕京大学的林耀华教授冒着暑热，风尘仆仆30余日，从成都抵达雷波，在此调查数日后，他怀着焦急而忐忑的心情，不顾一切劝告，决定向西深入险峻广阔的凉山地区。行前，他写了两封信，一封给远在重庆的妻子饶毓苏，一封给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吴其玉，通告他们自己入山的日程、所请“黑夷”保头的支系与姓名、办理“夷务”的介绍人等细节。他很清楚，在凉山，各个“黑夷”家支分别控制着大小不等的地域以及数量不等的“白夷”和娃子（奴仆），为了或大或小的事情结下深仇、长期械斗（即打冤家），整个社会四分五裂，每个“黑夷”首领乃至土司的命令都仅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外人一旦深入陌生的“黑夷”领地，重则有生命危险，轻则被掠卖为奴。政府对此是束手无策的，因为除了一些接近汉地、汉化程度较高的所谓“熟夷”地区外，广阔的“生夷”地区向来都是政令所不及之地。不唯如此，清末以降，政府的有效管辖范围不断受到“黑夷”的侵蚀。光绪年间，他们侵占凉山主脉黄茅梗以东之地，多处交通断绝。民国八年（1919）他们又攻占昭觉县城，县长只能长期蹐促于西昌县大兴场办公。林氏信中提到的“保头”，是在一定地域内享有声望的“黑夷”，有其护送，可保安全无虞，但一旦超过此地域，保头自身难保，只能就此别过，漫漫前路又得托付给另外的保头了。有趣的是，在西昌大兴场办公的昭觉县县长，如果要到自己的辖地，也得请保头把自己保进去。然而，保头们的不断接力并不意味着万无一失，一来突**况无法预料，二来保头也可能背信弃义乃至抢劫、掠卖客人。人在凉山旅途，命运难以预料。林耀华的信，是想在不幸情况发生时，给妻子与同事留下救援的线索。接下来的旅程中果然险情不断，他几至丧身，好在最终均化险为夷。[161]

鉴于凉山的这种情况，当时有不少西方学者、传教士习惯称凉山“夷人”为“独立倮倮”，而著名民族学家任乃强则称他们为“中华民族之铁豆”，形容其虽散处汉族地域中阅数千年，但一直保持着自身独特的文化习俗与桀骜不驯，可谓水泼不入，针扎不进。世上有没有能“凿破铁豆之金针”呢？任氏把目光投向了岭光电，其厚望之情、殷殷之意，溢于言表。[162]

2。土司与汉官

岭光电，彝名纽纽慕理，1913年出生于四川省越西县大田坝（今属甘洛县）驿站的一个土千户家庭。田坝位于一个狭长的河谷地带，“夷”汉杂居，是清代、民国时期汉人深入“夷区”的一个前哨，往东十来千米即甘洛，但已是政令所不及的“生夷”区了，其西二十多千米是汉人所控制的重镇与关隘——海棠。从海棠居高临下，**的话，要控制田坝不难，但要对付田坝河谷两岸崇山峻岭中的“夷人”，则殊非易事。经过翻山越岭实地踏勘之后，我理解了要在谷地设立土司的原因。事实上，岭氏土司衙署就在河边平地，但所辖人群却分散于深山丛林之中。

在清王朝林林总总的数百个土司中，田坝土千户并不起眼，《清史稿》在谈到它时只用了一句话：“暖带田坝土千户，其先部则，康熙四十四年，归附，授职。”[163]即便把目光缩小到凉山一带，田坝土千户在众土司中也谈不上显赫，无论是土地还是人口，它都比毗邻而居且同样属土千户的下土司弱小许多。[164]虽然也算是含着金钥匙出生，但岭光电却因此备尝苦痛与磨难，他幼年丧父，13岁时，世袭领地先被一个小军阀刘济南无理而残忍地改土归流，接着又在一位“黑夷”彭巫甲的袭击中遭受灭顶之灾，母亲惨死。他侥幸获生，一夜之间成为孤儿，而仇家仍在虎视眈眈，如果不是其干爸、川边各军总司令羊仁安的庇护，他能否顺利长大成人都会成为问题。

在尚未家破人亡时，岭光电曾入过家里以及族人开办的私塾，像许多汉人的小孩一样学习《百家姓》《增广贤文》、圣谕等。投奔羊仁安后，在后者的抚养下，他以优异的成绩先后在西昌、成都等地的名校完成了小学、中学教育。在各种课程中，他“对史地素感兴趣”，读过不少古今中外的相关课外书，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华盛顿传》《环球志》等，他也喜欢读《三民主义》《孙文学说》以及郭沫若、鲁迅的小说，还有《创造》《生活周刊》《新青年》等现代杂志。他对四书、《史记》《三国志》《明史纪事本末》等古籍同样充满了兴趣，晚年岭光电称自己“只因爱看古书，满脑子‘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斗米百钱’、管仲、西门豹，姚紫（崇）、宋璟、房玄龄等，时时想这些封建幻想和人物。生不能办到，死后也要如孔子、毕阿史拉者，名扬后代”。1933年，当他投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时，即因读过《史记》而能顺利回答口试官的问题。按照课程的设置，他也下功夫学英文，将许多课文“读得烂熟”，并能体会到英文本的《三民主义》“文词之美，不亚于汉文”。[165]

读中央军校期间，岭光电在射击、越野赛跑方面显示出过人之处。1936年，他顺利毕业，得到校方的重视与信任，被挑选加入军委内部组织——军统，并被安排到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办公厅第三课工作。而早在毕业之前，他就在校方的安排下，与同学集体加入了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