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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共和之外02（第1页）

“五族共和”之外02

玉柱在上海的社交范围涉及政界、教育界、学术界、妇女界、文艺界、黑社会，等等，与之来往的社会名流包括曾任中华民国内阁总理的唐绍仪与熊希龄、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国民党元老李石曾、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海上闻人”杜月笙、京剧大家梅兰芳、青帮大佬季云青、“交际博士”黄警顽、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上海社会局局长潘公展、著名画家沈逸千、上海市妇女协进会主席金光楣、暹罗中华总商会代表许葛汀，等等。[80]

“国内瞭望”部分登载的王云五等招待高玉柱的彩色照片（《东方杂志》，1937年第34卷第9期）

出席活动、参观各处、发表演讲、接受采访、挥毫留念、召开记者会等，构成玉柱在上海工作的主要内容，仅仅在4月的半个月时间内，她就先后在复旦大学、两江女子体育师范学校、国际及图书工读学校、工部局女中、交通大学、沪江大学、大夏大学、中华职业学校、宝山海乡实验学校、同济大学和光华大学等大中学校讲演[81]，暨南大学的演讲因时间原因被迫推迟[82]。

密集的日程安排，使她处于一种极为忙碌的状态中。1937年4月的一天上午，《青年生活》杂志记者来访，茶房叫醒了凌晨二时许才入睡的她，她身穿绿色法国装，脚着半高跟皮鞋，妩媚动人地出现在记者面前，态度温娴而虔诚，到上午十点，采访不得不结束，因为中央实业部的职员催着她前往工厂参观，即将出门之际，又有邮政储蓄处的客人来访，只好通知客人下午七时再来。[83]接受《妇女生活》杂志女记者采访时，深夜三点才睡的她，满脸倦容、声音沙哑，只能无力地躺在**交谈。此时，市政府派来的人正在门外等候，接她去上海市中心参观，当亲戚来敲门催促时，她兴奋地起身，一边穿上旗袍，一边与记者谈话，并让茶房赶紧去给她买丽美牌香烟。[84]

以西南土司代表身份来到内地的玉柱，穿着洋溢着大都市的时髦。她原来常着西式服装，来南京后，妇女界的朋友们送给她旗袍，要她体现出中国味道，她欣然接受[85]，旗袍与西服，都成了她的所爱。她面对公众讲话，“情词恳切，爱国之情，溢于言表，阖座掌声不绝”，在同济大学演讲时，礼堂挤得水泄不通[86]，在大夏大学演讲时，“两个人挤在一个座位还不够”，“站满了许多人还要塞在门外”，演说刚一结束，请求签名的听众立即涌过来将她围住，只得取消自由提问环节。[87]

玉柱在上海的演讲和与记者的谈话，延续了此前在南京的一贯策略，在内容上也并无本质差异，通常包括“夷民”之历史、与王朝之关系、“夷民”之习俗、悲惨的生活状态以及由此带来的领土与国防危机、呼吁国家教育“夷民”并发展“夷区”经济等。

云南北胜土司、西南“夷族”沿边土司代表高玉柱女士（夏晓霞，《图画时报》，1937年第1144号第1页）

南京请愿时，用的民族称号是“夷苗民族”，但高氏更认同的无疑是“夷族”，这从她的讲话中经常略去“苗”即可窥知，当然，她会解释说“夷族”就是“夷苗民族”，而她对“夷族”的阐述，大体上是基于传统汉文史籍以及她个人的生活体验。1937年4月12日上午在同济大学的演讲中，她先抱怨五族共和的框架遗漏了“夷族”，接着对“夷族”做了一个界定：

现在我们所讲的夷族，是专指西南各省边区的夷苗同胞而言，这些边疆同胞，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也就是中原最初的土人，数千年来，同着国内的先进汉族，是有深切的关系，就是与其他的各民族，也有不少的关系。……说到西南夷苗的人口，散布在滇黔川康各省边区的统计不下两千万。[88]

两千万这个人口数据，是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创建之初提出来的，显然并非来源于严格的统计调查。这一数据，已远超蒙古族、藏族、满族等族人口，要求国家承认“夷族”的政治地位，自然合情合理。

玉柱的谈话，通过一种悲情的叙述，在向国家表达效忠的同时又暗含某种威胁的意味，她对《妇女生活》的记者说道：

我们无知的（夷苗）老百姓，真以为外国人待他们好，很自然的归向他们了。你和他们去讲吧：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国家，什么叫民族，只要有人能给他们点微利，他们不管其用意如何，总认为是好的，而边疆官吏，对夷民老是一味收[搜]括，使夷民向外的趋向更甚。这实在是个很大的危机，我不愿使我们夷族脱离祖国，我不忍让我无知的民众做帝国主义者的奴隶，我不能让祖国失却屏障，所以老远地奔到这儿来，请中央援助。[89]

在一次演讲中，根据与汉人接触的深浅以及采行汉人生活方式的程度，她将西南“夷苗”分为全开化、半开化、未开化三种，最后者茹毛饮血，过的全是原始人的生活。高玉柱的愿景，显然是整个西南“夷苗”能臻于全开化，“生活情形，和汉人完全相同”，以捍卫边疆：

……倘能以相当资力，去开发开发，那么要解决整个中国的经济拮据问题，也绰乎有余。……夷苗地区，是邻近英法等国的殖民地的。近年来，帝国主义者步步进占，已经使我国丧失掉班洪、班斧、片马、江心坡等大好国土啦。倘然再不奋起，图谋挽救，那么危机四伏，随时有做东北第二的可能。[90]

高玉柱的演讲在众多听众中引发同情与共鸣，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听了她在电台的演讲后表示，“足见那二千万夷族，都是中华民族”，“她的此行，似甚平常，然而她此行的意义，实在关系国家民族前途，非常伟大，足以愧死汉奸，而消灭汉奸”。上海各界“对高女士关怀国家、并锐意谋夷苗生活之改进”极为敬佩，认为她是“边境不可多得之领袖”，赠送了她大量物品。[91]

上海在政治上不可能给“夷族”一个明确的承诺与承认，但在打造声势与掀动舆论方面，上海较首都南京有过之而无不及。喻杰才对媒体称他们在上海的目标之一是“促进国内同胞对苗夷民族深切之注意”[92]，他们显然已经获得了成功。

5。西南边疆协进会

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第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高、喻二人推迟了在暨南大学的演讲，匆匆离沪进京[93]，通过会议代表、湖南省主席何键等代上呈文，向全会请愿，内容包括“夷苗”地区的宣化调查办法、教育办法、治理办法、开发办法，并请求规定国民大会“夷苗”代表选举法，使“夷苗”民族能产生正式代表，享有参与国家政治的机会，达到平等的原则等。通过他们回沪后对记者的描述，可以推知中央政府仍然婉拒各项诉求，但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夷苗”的关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决定派员前往“夷苗”地区调查，同行的有国际摄影社，拟将边区“夷苗”景象摄影介绍于各地，中宣部调查团同时还携带教育影片若干，其他如蒙藏委员会等机关，亦表示随后会派人入滇黔沿边视察。[94]

令人意外的是，高、喻二人在上海并未过多宣传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而是决定在上海另起炉灶，新设机构，促进“苗夷”文化发展，发行刊物，并在各边地省份分设机关。[95]这一决策可谓得失兼备。其得者，通过新机构的创设过程及成立仪式，可以营造更大的声势。为此，高玉柱采取了一种极其开放的策略。如果说，过去的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基本局限于“夷人”范围，那么新机构则面向所有人，借着已在京、沪两地造就的声势，高氏得到了立法院院长孙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方觉慧与赖琏，闽浙监察使丁超五以及上海名流杜月笙、简又文、陆丹林等200余人的赞助。她又邀请各界友人共同商议、发起、建立组织，新组织的筹备委员除高、喻二人外，还包括诸多社会名流，如：曾任中国佛教会会长与上海商会主席的著名书画家王一亭；国民党中央委员，《晨报》社长，历任上海市农工商局局长、社会局局长、教育局局长的潘公展；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创建人陆礼华；交际博士黄警顽；曾任上海银行公会秘书长、上海总商会主席委员、全国商会联合会主席委员及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等职的林康侯，等等。[96]声势之大，非同凡响。

其失者，新机构最终命名为“西南边疆协进会”，“夷苗”色彩被淡化了，只是在“组织缘起”中，提到了“夷族”“夷苗”对于西南国防的重要意义，这或许与并不想给予“夷族”明确政治承认的中央意旨有关。同时，参与者绝大多数为汉人名流，他们从根本上关心的是边疆问题，虽然“夷苗”是其中的关键，但是否要突出其色彩于他们而言并无切身感受。[97]此外，高氏虽在西南边疆协进会的40余名发起人中名列第一，但召集人却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毛云[98]，显示出这一机构的某种官方主导性。纵观整个民国时期的“夷族”运动，频繁设立各种组织，却始终未能众志成城、持之以恒地将一个组织做实并做大做强，这既源于官方的压制性态度，也凸现出运动的涣散性以及策略性欠缺。

四、龙云

高玉柱在京、沪的活动，营造出了“夷族”的声势，也极大地提升了自己的个人威望，当湘西苗民因屯租问题“酝酿甚烈”之际，湖南省主席何键、省党部特派员赖琏一再电促高氏赴湘宣慰苗民[99]，而云南省主席龙云也对高氏为“夷苗”问题不辞辛劳之举表示感谢[100]。不过，与这些标志着高氏声望的事件接踵而至的，是一次严重的信任危机。1937年7月初，就在高氏准备赴湘之际，云南丽江木里土司驻滇代表李宗伯、芒市安抚使司方克光、遮放土司多英培、展廷土司刀思鸿陞、南旬土司龚绶、陇川土司多永清、德钦土司吉福、德钦千总和荣光、中甸千总刘恩等联合发电至中央，否认高氏的代表性，他们声称：

闻京沪各报暨本省各日报登载有高玉柱女士，自称西南夷族总代表，向各机关请愿，各团体接洽，四出奔走，阅之不胜骇异。查高玉柱虽系云南民族之一，但彼在京沪纯系自出行动，并无任何团体举为代表之事实。倘有推举代表之必要，亦应先事呈准本省政府及党部备案，方为有效。用特电呈，以后对高玉柱一切行动，云南各土司民众，全不负责，伏维垂察。[101]

这些土司们背后的主谋是谁？有学者称这次联名发电是龙云在暗中指使，其目的乃在于提防中央借“夷族”问题介入云南事务。[102]我并未见到与此判断相应的直接史料，但考虑到龙云与玉柱的私人恩怨，明里褒扬、暗中捅刀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众土司电文中的“倘有推举代表之必要，亦应先事呈准本省政府及党部备案，方为有效”一句，也暗示着云南官方的背景。

龙云本人系古侯系“黑夷”，原名纳吉呷呷，乳名乌萨，出生于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金阳县的则祖拉打。金阳以在金沙江之北而得名，乌萨家就在据金沙江十余千米的山间台地中，到他时已在此定居七代。他的舅舅家在云南昭通，据说祖上曾当过四川汉源清溪土司。幼时的乌萨在昭通随舅父读书习武，跟了舅舅家的汉姓，取名龙云。十二三岁时，龙云回到金阳老家，随父经管家产。1907年，23岁的他离开家乡，投奔了驻防滇东北的清军，后又组织“同志军”反清，活跃于绥江、筠连等川滇边境，辛亥革命后进入云南讲武堂学习。他生平最得意之事，是在昆明的擂台上击败了英国武士，名不见经传的他，就在那一瞬间成了万众欢呼的英雄。时为1915年，他刚从讲武堂毕业，任职昭通独立营中尉排长。近40年后，在北京家中，他还对乡人讲述此事，并做比画，七十高龄犹纵跳如猿，观者叹服不已。这一战引起了云南巡按使唐继尧的注意，奠定了龙云的成功之路。1928年，在川、滇众多“夷族”头人的支持下，他打败了滇省胡若愚部、张汝骥部，出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时年44岁。[103]

1947年，岭光电到南京，特地拜访龙云，说他“戴一副墨镜，个子没我高，是一个高鼻梁、皮肤黑的人，一望而知是个夷人。说话爱提高嗓子”。此时的龙云，已被蒋介石授予四星上将虚衔，实则处于软禁之中。尽管是初次见面，但龙云极为亲切热情，二人畅叙达两小时之久。其间，他多次提及“我们夷人”。当他从岭氏口中知悉凉山土司“黑夷”的情况时，叹息道，“民族落后、内部相残、外受欺压”，似后悔在云南手握大权时没为凉山做点工作。他很真诚地对岭氏的发展提出建议，并特别欣赏岭氏所热心的民族教育事业，感叹说：“我们民族就是因为没有文化知识，事事不如人。要想赶上别人，非重视文化教育不可。”他又提及，自己主政云南时，想送枪弹给宁属的邓秀廷，后没有送成。岭氏告知邓是专杀“夷人”的魔头时，他大吃一惊，忙问：“他不是夷族吗？”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感叹：“啊，我原以为他是夷族，几乎误事！”岭离开南京之际，再次前往拜访，龙留他在家吃便饭，同桌的有其夫人及几位子女。[104]

龙对岭的亲切，源于他自然而深厚的“夷族”意识，他年轻时就走过不少“夷区”，知道自己的同族分布在川、滇、黔等省，并对他们怀有一种情感。李仕安先生告诉我，龙云年轻时去过雷波县，拜访了其父亲与三叔，其三叔是武秀才，能骑善射，与龙云甚为相得。1948年，李先生参与的“凉山夷族观光团”到南京，特地去看龙云，坐了约半个小时，吃了茶点就走了。第二天，李先生又独自登门拜访，正是五月天气，龙云穿着一件中式汗褂就接见了他，谈到李先生的三叔，他说：“哟，你三爸，我们天天骑马，他那时是一二十岁。”李先生又说：“龙云绝不会说他是汉人，他跟卢汉、陇体要等夷人都很亲。”

不过，龙云虽然大权在握，但身处政坛，不但要顾忌主流意识形态，更要提防张扬族类身份可能带来的统治危机。当年群雄逐鹿云南，他的对手曾以“吃鸡不吃蛋，杀彝不杀汉”的口号来打击他。[105]当他在一众“夷人”将领支持下一统云南之后，又被讥为部落蛮王，搞土司政治，弄得不少云南的“夷人”学生，不敢公开自己的族类身份。[106]面对如此形势，龙云将深植于心的“夷族”情怀刻意淡化，与其他“夷人”上层之间，意会于心，但绝不形之于外。曾任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的云南昭通县（今昭通市）彝族人安恩溥回忆了当时云南政坛的情况：

具体点说在乡虽不认识，出来以后，无论见过面与否，只要知道某人是彝族，就自动地背下互相支持。如安恩溥、陇体要等，在家乡时与龙云、卢汉互不相识。安恩溥、陇体要等到省以后，龙云、卢汉对之都有指导照顾。安恩溥考进讲武堂时，龙云在唐继尧部任茨飞军大队长，主张免去实兵指挥的考试，安恩溥带兵指挥能力太差，若考试肯定失败，但安恩溥并没有请托过龙云。安恩溥等也随时随地为龙云、卢汉隐恶扬善，作辩护宣传工作，成了未受委托的得力宣传员。这也可以说有意识的形成了初期的彝族宗派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