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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国家传统（第1页）

西南“国家传统”

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秋，33岁的郎中司马迁，跋山涉水，前往西南。云贵高原群山莽莽，此前涉足于此的朝廷官员仅有唐蒙、司马相如等寥寥数位。太史公此番出使，耗时年余，历巴郡、蜀郡、邛、笮、昆明等地。[1]这是一次政治使命，对史学家司马迁而言，更是一次珍贵的田野考察机缘。其成果，若干年后反映在了不朽的《史记》中。司马迁敏锐地注意到，西南地域辽阔，繁衍生息着众多不同的人群，他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有某种政权形式，存在较大聚落与君长统治，如夜郎、滇，等等，他用高度概括的语言进行了描述：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

另一类人群则比较松散，缺乏制度化、阶层化的权力架构，人们居无定所，“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2]

两种基本的社会形态，在历史之河中长期绵延。自汉迄清，尽管王朝所直接控制的西南地域日益广阔，但两千余年间，这种局面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成为民国时期西南非汉族群精英们言行与事功的重要历史基础。

一、苗贵

明景泰五年（1454）农历十二月壬寅，皇帝谕令，允准贵州副总兵、都指挥佥事苗贵改姓李，为李贵。姓乃祖宗所赐所传，神圣而不能轻易更改。中国人改姓，乃天大之事，许多由于过继等原因而从他姓者，后代往往还要费尽心机改回原姓。苗贵此番改姓，缘由相当奇特，乃“自嫌其姓与苗蛮同”，于是央求贵州巡抚蒋琳奏请圣裁。此事或令今人喷饭，但当事人却实实在在地经受着尴尬与痛苦。苗贵数年前尚在山西任武职，因贪腐而被罚运砖赎罪，赎满后调往黔地为官。对自己的姓氏原无负面情感的他，目睹贵州的遍地“苗蛮”，触景生情而产生了耻辱意识。[3]如果他姓“夷”，想必也会改之而后快，因为他当时在贵州最常闻见的非汉人群的标签，就是“苗”与“夷”。

苗贵的鄙陋可笑，姑且不论。在传统中国，如同“蛮”等词汇一样，“苗”“夷”所指对象常常带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许多情况下只能理解为对非汉族类的泛称。但在苗贵那个时代，情形已开始发生变化，“苗”与“夷”在保持着泛称内涵的同时，在许多情况下已代表着更具体的空间及人群的差异。例如，《明实录》等史料已经开始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常将贵州省的都匀、铜仁、凯里以及湘西等地的族类称为“苗”，而黔西北、黔西南、滇东北、川南等地的族类则多被称为“夷”或“倮倮（罗罗）”，因此在谈到黔东、湘西等地时，频频出现“苗民”“苗贼”“苗叛”“苗寇”等词语，而论及黔西北等地时，“夷”“夷虏”“夷民”等词汇则极其常见。[4]用一句简单的话来总结，就西南地区而言，被称为“苗”的地区与今天的苗族聚居区有较高的重合度，但范围超过后者，被称为“夷”的地区则往往与彝族聚居区相同或相邻，范围亦较后者为大。西南地区的大多数非汉族类，都可分别置于“夷”“苗”这两大人群范畴之中。这一差别在明亡以后一直延续，并且呈现出更加精确地指代某些人群的倾向。尽管今天被界定为彝族的人群的自称各不相同，但明中期以降，“夷”逐渐被遍布川、滇、黔等地的许多人群认可和接受，当地的汉人称他们为“夷人”或“夷族”，而他们在汉语语境中也是如此称呼自己。同样，“苗”也被湘西、黔东等地的诸多非汉人群所认同，他们讲汉语时自称为苗成为自然而然之事。例如，在贵州西北部地区，苗人与“夷人”已被清楚区分开来，始修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定稿于民国十三年（1924）的《威宁县志》云：“（我邑）其它种族除汉族不计外，以苗民为最多，黑白夷次之，齐细眉次之，土老又次之，阿乌子不多，蛮子绝无。”[5]在四川凉山一带，控制该区域的上层分子在明代就已被普遍称为“黑骨夷”[6]，彝族人被边区汉人称为“罗罗”或“蛮子”，他们用汉语谈话时则自称“夷家”。[7]在云南中甸，彝族自称为“诺苏”，他称是“夷人”“夷族”等。[8]

作为贵州副总兵，苗贵常常在大大小小的针对“苗夷”的军事行动中担任角色。他虽然鄙视“苗夷”，却也不得不与“苗夷”特别是“夷”的首领们打交道，甚至配合作战。1460年，他在镇压王阿榜聚众作乱事件中表现出色。[9]同年12月，面临规模更为巨大的“西堡蛮”之乱时，他与镇守贵州的太监郑忠调遣安陇富率土兵二万参与截杀，此时，安陇富的身份是贵州宣慰司宣慰使。[10]

按明代制度，宣慰使为从三品，为土司中的最高品级。贵州宣慰司领有贵州中部与西北部的大片地域，今天的毕节市以及贵阳市大部、六盘水市一部分均曾为其领地。明初西南甫定，朱元璋就诏明代首任贵州宣慰使霭翠位于“各宣慰之上”[11]，这是其实力的一个象征。

在明王朝看来，贵州宣慰司的主体人群是“罗罗”，在更大的人群范畴上属于“夷”，他们则自称为“娄素”，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中，“娄素”被划为彝族。

我们对西南“国家传统”的探讨，就从“娄素”开始。

二、笃慕

1。大洪水

娄素有自己的文字，至迟在宋代已相当成熟，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献，大都是明、清时期的作品，今天我们通常称之为彝文典籍、彝书，等等。早在20世纪30年代，丁文江便在当年贵州宣慰使的驻地——今大方县搜集到《帝王世纪》《宇宙源流》等彝书，加上从云南、四川搜集到的彝文书籍，汇编成《爨文丛刻》。彝书的规模相当庞大，仅在今天的毕节市范围内，截至1997年，据不完全统计，已发现6000余部彝文古籍，学者翻译整理出了其中的113部227卷，共2600余万字，最终出版的有90部，共1400余万字。加上20世纪50年代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已经灰飞烟灭的彝书，彝文古籍之丰富超乎想象！

这些卷帙浩繁的彝书包括谱牒、创世及万物起始的神话与传说、祭祀与占卜经书、历史记录、政书、赋税册、天文历法、文艺批评、英雄史诗、情歌、民间故事、编译著作（如用彝语编译的《西游记》），等等。此外，在田野乡村，还有为数众多的碑刻、岩刻与墓志。[12]

在贵州、云南的彝书中，记载了一位名为笃慕的人物。话说笃慕有三兄弟，躬耕于田间，途中常常遇到一位老爷子乞食，大哥、二哥不予理睬，笃慕则每每将自己不多的伙食与其共享。有一天，老爷子告诉笃慕：“你听我的话，做一个大木盆，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你一定要坐在木盆中。此事绝不可泄露给他人，包括你的兄长。”笃慕遵照而行。当那个时刻来临时，洪水陡然暴发，天地间一片汪洋，生灵丧亡殆尽。笃慕乘者木盆在茫茫大水中孤独地漂**，一直漂到撮匹山（亦称洛宜山、罗业白等，一般认为位于云南昭通市）山顶，成为唯一的人类幸存者。七天七夜后，洪水退去，笃慕下山，来到贝谷楷嘎，恰逢天君的三位女儿在此摆歌场，笃慕上去一展歌喉，赢得了三位仙女的芳心，与他结为夫妇。每位妻子为他生了两个儿子，从长至幼分别为慕雅苦、慕雅且、慕雅热、慕雅卧、慕克克、慕齐齐，是为娄素的六祖，娄素由此而分为武、乍、糯、恒、布、默六大支系。六个支系先是与天上通婚，后来天地亲路断绝，为了生存发展，经过商议，决定武系与乍系、糯系与恒系、布系与默系相互开亲。他们辗转迁徙，分布于云贵川三省的许多地区。居住在今贵州安顺市，威宁、赫章二县，云南宣威市一带者属布系；居住在今贵州贵阳市，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毕节、大方、黔西、水城数县，以及云南东川、会泽一带者为默系；居住在今四川南部之叙永、云南东北部之昭通一带者为恒系；又有糯、恒二系的大量族众渡过金沙江，定居于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一带。这样一幅人群分布的历史图景，见于清初黔西北、滇东北的娄素的经典著作与口碑资料中，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些正是今天彝族分布的核心区域。而笃慕六子，今天则被称为彝族六祖。[13]

2。君长国

笃慕的子孙们，后来建立了若干个君长国，主要有黔西北的水西[14]、乌撒[15]，滇东北的阿芋陡[16]、芒部[17]、乌蒙[18]、古口勾[19]，黔西南的阿外惹[20]，黔中的播勒[21]，川南的扯勒[22]，等等。统治这些地区的族类大都自元代起被纳入中央王朝的土司制度中，并且一律被他称为“罗罗”[23]，在民族识别中被定为彝族，而彝文文献则表明他们都自称“娄”。[24]

古口勾部要人欧索父奕访问阿外惹部时，曾与阿弥评点娄素君长国的胜地：“我的阿弥呀，九十彝（娄）君长，都住好地方，且听我来说。”接着他便讲到了扯勒的柏雅妥洪、水西的洛博迤略、芒部的葛底翁妥、乌撒的笃烘洛曲、阿芋陡的举娄侯吐启、古口勾的直诺祝雅流域、播勒的大革滴索、阿着仇的阿着地以及阿外惹的住所。显然，在欧索父奕与阿弥的眼中，整个滇东北、黔西北、黔中、黔西南、川南都是彝人（娄）的住地，君长都是彝（娄）君长，柏雅妥洪等地则是彝（娄）家胜地的代表。将几大君长国并列叙述的情况频繁出现于众多彝书中。

君长国的首领们相信，笃慕是他们共同的远祖。当然，关于洪水发生的原因、避难的地点等细节问题有多种说法，但这些并没有动摇同宗共祖的坚定信念。通过《彝族源流》《西南彝志》等彝书，我们可以拟出部分娄素君长国的分支谱系。

娄索君长国世系图（部分）

在君长国之间的交往中，这个谱系的内容常常被强调，如水西受到吴三桂攻击时，派使向芒部求援：

阿哲（即水西）和芒部，是手足兄弟，要相依为命，彼此之间，系同一祖先。……本是亲支系，本是亲家族。

又如，乌撒曾与古口勾（即磨弥部）对天结盟：

磨弥与乌撒，自从米（慕）克克，数到陡阿姆，二十二代祖，一直没分家，共同的祖父陡阿姆，共同的祖母咪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