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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第1页）

导言

本书之所以立意探究莫言小说的文体创造，一方面是基于对当代文学变革的兴趣。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至今，中国文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获得了巨大的成长，这个过程正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相会相融的过程，也是其再度自我发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莫言的个人创作几乎是与之同步的，他的文学道路就是当代文学变革道路的一个见证和案例，因此，研究他的文学道路与创作，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中国当代文学变革进程的一个探究。

另一方面，选择这样一个角度来研究莫言的创作，也出于对大量前人研究成果的规避，因为关于他的创作的研究近些年来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其思想与艺术，其作品的主题与背景、文本的诸种特征与要素等方面，都已有了许多精彩的见地与论述。以其“文体创造”作为研究的视角，既是一种不得已，同时也是试图从内部寻找研究的角度，因为这有助于探究莫言创作中的一些内部的和技巧性的问题，也有助于解答“中国当代文学究竟是如何变革的，以及在这一变革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样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

莫言出身于农民家庭，儿时饱受饥饿和孤独之苦，这使他对生命和人性有着独特而珍贵的认识和体悟，也酝酿了他对农民和大地朴素而深厚的感情。对于自己的文学生涯，莫言坦诚这是“一个被饿怕了的孩子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才促使他走上了文学之路。莫言自20世纪80年代初登上文坛迄今，已为读者奉献了十一部长篇小说，二十五部中篇小说，七十五部短篇小说，三部戏剧作品，以及相当数量的散文、创作谈、影视剧本等。他孜孜不倦、力求突破自我的写作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20世纪80年代，加西亚·马尔克斯及威廉·福克纳的文学思想和叙述方法激发了莫言的文学潜能——这不仅打开了莫言的世界视野，而且还奇妙地使他的写作得以与其宝贵的童年经验建立了联系。由此，莫言摆脱了跟在西方文学身后亦步亦趋的困境，找到了自己的文学根据地和叙述原点——“高密东北乡”。文学意义上的“高密东北乡”起源于其短篇小说《秋水》，随着不辍的笔耕，“高密东北乡”早已超越了承载莫言生命经验的原乡意义，而成为一个不断扩展的文学时空。正如王德威所言：“莫言以高密东北乡为中心，所辐辏出的红高粱族裔传奇，因此堪称为当代大陆小说提供了最重要的一所历史空间。”[2]

在这个历史空间中，历史与当下、城市与乡村、民间叙事、神话传说、官方意识形态话语得以展开多重对话。在这狂欢喧哗的对话中，莫言揭开了被政治意识形态遮蔽的历史的另一种面貌，充满了欲望、暴力、性的一面，也使得个体生命从含混模糊的历史主体群像中凸显出来。莫言更通过对“高密东北乡”人们生存状况和命运的揭示，传达出普世性的人类的生存规律和人性倾向。

童年的莫言虽未受过系统的教育，但他天马行空、奇崛瑰丽的想象力和敏锐的感受力弥补了这一点。他奇崛瑰丽的想象力越过了知识的屏障，避免了理论可能带来的潜在暗示和束缚。他的乡土出身、他对农民和大地的情感，使得他远离了各种流行腔调和风尚，执拗地返回故乡和大地，在一片混沌和荒莽中开始自己的文学旅程。他凭借生命的直觉，将自己与民间说书人的传统、中国小说的伟大传统相接续，并通过对这些伟大传统的创造性的化用，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独有的腔调，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学个性，成为了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讲故事的人”。

莫言不仅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更是一个专注于如何讲故事的人。莫言是一位对文体有着清醒的自觉和追求的作家。他坦言：“一个有追求的作家，最大的追求就是语言的或曰文体的追求，总是想发出与别人不一样的声音或者不太一样的声音。”[3]

莫言之所以成为当代文坛上的一个独特存在，是因为他创造了一种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文体模式，而“只有文体学的方法才能界定一件文学作品的特质”[4]。

莫言的小说创作虽不主动追随时兴的思潮或理论，但他的作品总是能和各种理论批评相遇。不可否认，莫言作品的丰富性和不断求新求变，在无意中为理论批评提供了一块丰饶的土地，使得他的作品常出现“无心插柳柳成荫”般的被经典化的过程，并被放置在各种理论框架中加以阐释，如魔幻现实主义、新历史主义、“民间”理论、狂欢、复调、生命意志、主体性、现代性等，不一而足。但莫言的小说创造又不断溢出理论框架，给读者和评论家带来新的挑战。随着他三十年来持续地推出作品，评论界、学界对其作品的批评和研究的热度始终不减，相关学术论文、专著可谓洋洋大观。据不完全统计，三十年来研究莫言作品的相关专著有10余部，硕士、博士论文有155余部，这个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继续增加。面对莫言的文学世界，有评论家曾发出“徒劳”[5]的感慨。诚然，莫言已经成为被反复阐释甚至过度阐释的作家。在目前的语境下研究他的文学，不仅有“徒劳”的感慨，更有“危险”的担忧。如何不落他人窠臼而开辟一片新天地，确实是件艰难的事情。

本书拟从文体角度切入莫言的小说世界，通过对莫言小说文体的各个构成要素的研究，探究在其文体特色背后所掩藏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创作心理。别林斯基说：“文体——这是才能本身，思想本身。文体是思想的浮雕性，可感性；在文体里表现着整个的人；文体和个性、性格一样，永远是独创的。”[6]莫言的小说文体不仅是一个有关语言形式的概念，它也包含了莫言的创作个性、哲学观念、思想立场、文化立场。

这里指的“创作个性”与作家具体而独特的生活经验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正如钱锺书所言“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7]，传统的传记式批评不能完全解释作家创作个性的生成。作家的文学世界虽然与作者个人密不可分，却也不能把这个世界归结为作家个人感受的总和。优秀的作家可以通过对自己的个体的、具体的生命经验艺术性地把握、呼应时代意识和精神，并穿透时代意识。所以本文在分析莫言小说的文体特征时，采取直接从文本出发的做法，而非传统的“知人论文”的方法。

此外，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本文所使用的“文体”概念做一简要的说明。文体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概念，其内涵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古今中外相关著述汗牛充栋。关于文体的定义，有论者将其限定在语言学范畴内，认为：“文体有广狭两义，狭义上的文体指文学文体，包括文学语言的艺术性特征（即有别于普通或实用语言的特征）、作品的语言特色或表现风格，作者的语言习惯，以及特定创作流派或文学发展阶段的语言风格等。广义上的文体指一种语言中的各种语言变体……”[8]也有论者从更广博、全面的角度将文体定义为一种文化的存在方式，“文体是一定的话语系统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独特的个性体验、主体意味、思维方式及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9]。本论文大致遵从后一种对文体的定义，即从一个更为宏观的视野考察关注莫言小说的文体特征。

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学界对莫言小说的研究随着莫言小说创作风格的变化而呈现出阶段化、持续性的特征，笔者将学界对莫言小说的研究粗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以来。

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对莫言小说的研究侧重于主题研究、意象蕴含等方面。于1992年出版的杨守森、贺立华编著的《莫言研究资料》集中了80年代到90年代初学者们一批非常优秀的研究文章，涉及意境、感觉、视觉、人物、语言等诸多方面。雷达《游魂的复活——评〈红高粱〉》[10]从小说的主题意蕴这个角度指出《红高粱家族》的根本枢机在于民族性格的力和美。在其接下来的评论文章《灵性激活历史》[11]中，雷达捕捉到作家的主体是如何使得历史主体化，从而激活历史的问题。程德培在《被记忆缠绕的世界——莫言创作中的童年视角》[12]中敏锐地捕捉到童年记忆对莫言小说创作的重要性。童年记忆是莫言小说创作的宝贵资源，它更参与莫言的文学世界创造。他指出，儿童视角是莫言看待世界的一种新颖独特的视角，并试图分析莫言小说背后所折射出来的作家的创作心理、创作心态。吴俊《莫言小说中的性意识——兼评〈红高粱〉》[13]也从作家的创作心理、动机与文本的关联方面讨论了莫言小说性描写中所蕴含的“恋母情结”。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时期，研究者也试图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分析莫言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威廉·福克纳在文学观念、主题、人物等方面的关联和差异，如朱向前的《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莫言小说漫评》[14]，王国华、石挺的《莫言与马尔克斯》[15]等文章。其中，朱向前在《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莫言小说漫评》中已经敏锐地指出莫言在试图探寻一条中国化的道路方面所做的努力和探索，《红高粱家族》即是一个富有中国气派和民族神韵的，融合了传奇故事、民情风俗和现代小说技巧的产物。

在文体学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这个时期，学者们也试图捕捉、把握莫言在小说文体上的追求和探索。例如，朱向前的《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艺术评点》[16]注意到莫言小说在文体上的一些特色，比如“多角度叙述结构”、语言上通感的使用、对古典语言的化用等。朱向前的另一篇论文《莫言小说“写意”散论》[17]则从创新精神、艺术感觉、美学意境三方面分析了莫言小说的“写意”性。季红真在《忧郁的土地，不屈的精魂——莫言散论之一》[18]中指出，莫言作品中存在着“内在纷扰和矛盾”的对话结构，具体表现为凄楚、压抑、苍凉的经验性的感受，与欢乐、抗争、激愤的来自灵魂的呐喊所构成的对位性的旋律。在《现代人的民族民间神话——莫言散论之二》[19]中，季红真分析了莫言小说文体在时间叙述、空间叙述以及语言方面的特色。季红真指出，莫言小说存在着两种时间，一种是线性的历史时间；另一种是非线性的循环演进的血缘心理时间。而“高密东北乡”则是一个在人类学意义上富有神话效果的文化地理空间。在语言方面，季红真指出，莫言语言的最大特点是“语词的任意性搭配”而营造出的一种陌生化效果。在论文中，她将任意搭配的语词分为两个语言系统：北方民间口语和当代书面语。陈思和在《历史与现时的二元对话——兼谈莫言新作〈玫瑰玫瑰香气扑鼻〉》[20]中指出莫言小说在叙事形式上表现为历史与现时的二元对话和对传统时空观的打破。李洁非、张陵在《小说叙事观念的调整》[21]中指出莫言小说因三重叙事角度的共同作用而使得作品形成了独特的叙述语言。

由此可见，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对莫言小说的评价和研究，从文体学角度出发进行阐释的文章不多，但不乏精彩的论述，之后由于莫言小说文体的持续发展和变化，使得这些评论又因为历史的原因而显得相对滞后了。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以来，莫言的小说创作继续保持着旺盛的态势，小说风格愈趋多样化，甚至可以说是一部一变。创作成果的丰硕和风格的多变使得莫言小说成为学界密切追踪和关注的热点，莫言小说研究也随着新的理论、方法的产生而呈现出在广度和深度上愈加深化的态势。

陈思和在1994年《民间的浮沉——对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尝试性解释》[22]一文中首次提出的“民间”理论，给莫言文学研究带来新的视角和方法。以“民间”理论作为切入点分析莫言文学的方法论热潮自20世纪90年代初滥觞以来，一直有增无减，期间也涌现出大量优秀的论文。陈思和本人在《莫言近年小说创作的民间叙述》中指出，莫言小说最基本的叙事形式是复调型的民间叙事结构，有时则呈现出“非民间叙事立场与民间叙事立场对照进行的对照型”[23]的民间叙事形态。张柠《文学与民间性——莫言小说里的中国经验》[24]、栾梅健的《民间的传奇——论莫言的文学观》[25]等论文亦借鉴了“民间”理论这个研究角度。

此外，巴赫金的复调狂欢理论也给莫言文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启示和影响。复调狂欢理论作为对文化转型期间的文化形态、话语形态的理论性概括和阐释，在中国当代现实和文学中找到了一种理论与实践的互相印证和默契。以巴赫金复调狂欢理论来阐释莫言小说的论文，在莫言小说研究中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相关论文可见王德威《千言万语，何若莫言》[26]，张闳的《莫言小说的基本主题与文体特征》[27]《感官的王国——莫言笔下的经验形态及功能》[28]，乐钢的《以肉为本，体书“莫言”》[29]，王爱松的《杂语写作：莫言小说创作的新趋势》[30]，张灵的《莫言小说中的“复调”与“对话”——莫言小说的肌理与结构特征研究》[31]等。

也有论者将人类学视野引入对莫言作品的解读中，如张清华在《叙述的极限——论莫言》[32]中认为，莫言小说所体现出的酒神精神、生命意识、崇高和悲剧的气质、狂欢化的叙事美学、源于大地的诗意等，都与人类学有着直接和密切的联系。人类学提升了莫言原有的民间文化经验，并使得它成为具有普世性的人类经验。此外，张清华指出，莫言长篇小说叙事美学上体现出巴赫金所论述的“复调”和“狂欢”的诗学特征，而“复调”和“狂欢”又同属人类学的历史诗学范畴。

进入21世纪以来，“本土化”书写、“如何书写中国经验”、“当代文学与中国传统叙述资源”等议题成为莫言小说研究的新的角度和视野。相关论文可见李敬泽的《莫言与中国精神》[33]，程光炜的《魔幻化、本土化与民间资源——莫言与文学批评》[34]，张清华的《天马的缰绳——论新世纪以来的莫言》[35]，陈晓明的《“在地性”与越界——莫言小说创作的特质和意义》[36]，孙郁的《莫言：与鲁迅相逢的歌者》[37]《莫言：一个时代的文学突围》[38]等文章。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明确从文体学角度研究莫言小说的文章主要有如下几篇。

张清华在《莫言文体多重结构中传统美学因素的再审视》[39]中指出，莫言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并继承了审美人生哲学，这使得莫言在此基础上建构其独有的文体表达方式。其文体特征具体表现在：“追忆性”视角、叙述体验中主客体关系的融合、神秘氛围的营造等。

张闳的《莫言小说的基本主题与文体特征》[40]指出，狂欢化文体是莫言小说艺术上的突出成就。狂欢化文体表现为叙事在时间上的封闭性、完整性，单一向度被打破，以及狂欢化的话语规则。狂欢化的话语规则具体表现为多重话语系统的混杂混响，这使得莫言小说语言呈现出“戏谑”的特征。戏谑就是贬低化、物质化。戏谑同时也是一种否定性美学，它否定性的一面主要通过戏仿来实现。

季红真的《神话结构的自由置换——试论莫言长篇小说的文体创新》[41]认为，莫言以神话结构的思维方式在文学中表现了民族独特具体的形式，而这是他走向世界的原因。以儿童的心理和想象力为胚胎的神话结构，被置换在不同的外部形式之中，就构成了莫言长篇小说不同的文体形式。

在有关莫言的研究专著方面，目前已有五部，分别是张志忠的《莫言论》[42]、钟怡雯的《莫言小说：“历史”的重构》[43]、叶开的《莫言评传》[44]、张灵的《叙述的源泉——莫言小说与民间文化中的生命主体精神》[45]、付艳霞的《莫言的小说世界》[46]。张志忠的《莫言论》从传统的知人论世批评方法出发，从主题学角度切入，主要研究莫言小说的思想意识。其中“示范性的文体”部分指出莫言文体突出表现在语言的描述性，以及现在进行时态、插语、提示。

钟怡雯的《莫言小说：“历史”的重构》，以巴赫金的复调狂欢理论为指导，将莫言的小说放在当代文学演变的时间纬度中进行考察，讨论了莫言小说的“狂欢化”话语、个人主体性历史对官方意识形态下“大写”的革命历史的重构等问题。但这部作品在文体层面上的讨论主要限于语言及小说时空结构分析，且多引述他人观点来支撑立论。而出版于2008年的叶开的《莫言评传》是在其博士论文《沸腾的土地：莫言论》的基础上写就的专著。该书也采用与张志忠《莫言论》相似的“知人识文”研究方法，先梳理莫言的生平经历，再进入莫言的文本，其中对莫言文体特征的阐释多散见于文中各处。张灵的《叙述的源泉——莫言小说与民间文化中的生命主体精神》以文本细读为主要方法，从“民间文化”和“生命主体精神”双重视野观照莫言小说创作。

从文体学角度切入解读的专著并不多，主要集中在对复调结构、人称使用的讨论上。付艳霞的《莫言的小说世界》是近年来难得的从文体学角度对莫言小说进行全面研究的专著。本书指出莫言小说语言的“拟演讲”特征和“乐观主义”的语言形象，以及莫言“准复述”式的叙事个性，并考察了造成莫言独特文体的文化语境，其中包括了“作为老百姓写作”的创作立场以及乡土文学传统对其的影响等。

莫言小说的海外研究相比于国内透彻、深入、专业化的研究现状而言，呈现出零散化、非专业化的现状。相关研究多是翻译者、作家、书评人对莫言小说单部作品介绍性的推荐文章，但也不乏一些独特而新颖的见解，如托马斯·英奇的《莫言与福克纳》[47]、约翰·厄普代克的《苦竹：两部中国小说》[48]等。国内学者对莫言小说的海外研究现状也进行了密切的关注。刘江凯在其著作《认同与“延异”：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接受》[49]中，梳理并分析了莫言小说在海外的翻译和接受情况。山东大学的博士生宁明在《海外莫言研究》[50]一书中就海外文艺理论界对莫言作品的研究情况进行了概述，这是近年来在此领域一部资料比较翔实的著作。而随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文学的海外研究呈现出学院化、专业化的倾向，这在法国学术界表现得尤其明显。2013年10月，法国巴黎第七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中心发起并组织了以“莫言——地方与普世的交汇”（MoYan：auentdulocaletdel’universel）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近百名来自美国、法国、日本的学者、评论家参加了会议。2014年9月，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组织展开了“莫言研究：翻译、传播和交流”（ColloqueiionalL'?uvredeMoYan：tradus，reetiions）国际研讨会，近四十名国际学者参与讨论。但限于时间和翻译的问题，笔者未能来得及将会议内容在此处做一综述，希望留待日后完成。笔者写作时也获悉法国瑟伊出版社准备将这两次研讨会上学者提交、宣读的论文结集出版，相信很快国内学者就可以通过此书了解莫言海外研究的最新概况。此外，巴黎新索邦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张寅德也于2013年推出莫言研究专著《莫言：故事发生的地方》（MoYan：lelieudelafi）[51]，这是莫言海外研究领域最新的一部专著。张寅德以“高密东北乡”作为解读莫言作品的着手点，主要论述了莫言小说的语言风格问题。张寅德指出，莫言粗狂、反潮流、如激流般的语言与莫言的出生地高密东北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高密东北乡是一个被重新创造出来的想象的场所，是莫言小说独特的话语和语言风格的发源地。莫言的语言创作力极其独特，它根植于乡土文化，同时又展现了它的普世性。张寅德随后指出莫言的作品不是简单的乡土作品，莫言的小说明确讲述了围绕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如日益泛滥的物质主义带来的暴力问题、环境问题和生物伦理学问题。在结尾部分，张寅德总结了莫言作品的定位，即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当代社会问题的文学。

纵观莫言小说研究现状，学界对莫言小说长期持续而深入的研究已经成为莫言文学世界之外的一处庞大而丰富的景观，而文体学领域则是这道景观中较少有人深入探究之处。故本书试图通过历史宏观考察和文本细读的方法，将莫言的小说放在当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发展的纬度中展开讨论，对莫言小说的文体特征进行考察。

全书的结构和章节安排如下。《导言》部分简述莫言三十余年来的创作历程和所取得的文学成就，梳理莫言小说研究现状，尤其侧重莫言小说研究在文体学角度所取得的成果，指出未来可供研究者深耕的研究领域。

第一章《道路和历程：莫言小说文体创造的三阶段》将从历时的纬度考察莫言小说文体从意识的自觉到富有个人风格的小说文体生成以及演变过程。莫言小说文体特征在不同创作时期呈现出阶段性、变异性特征。与他个性鲜明、丰富多变的小说文体风格相应，笔者大致将莫言小说在文体上的创新和追求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青春**驱动下的文体突破与多向探求；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文体自觉与成熟；世纪之交以来：臻于丰富的狂欢与变形。这三个阶段各成一节。

第一节“20世纪80年代：青春**驱动下的文体突破与多向探求”，试图勾勒莫言在这一时期文体意识自觉和萌生的过程，所取得的文体成就，对当代文学文体的启发和贡献，以及在文体实验中凸显出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当代文学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期，作家开始从关注“写什么”到“怎么写”。新潮小说、寻根小说、先锋小说等文学流派爆炸式地涌现，改变了当代文学的文体风貌。众多作家如刘索拉、徐星、残雪、马原、洪峰、余华、格非、孙甘露、苏童、扎西达娃等人在小说文体上的探索也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莫言也躬逢其盛。1985年，莫言推出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这部作品可以说是莫言于写作初期在小说文体领域探索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透明的红萝卜》已经彰显出某些后来成为莫言“招牌”和“标签”的小说文体特征，如通透的感觉，斑驳多彩、富有画面感的语言，儿童视角等。但莫言的才华以及他的小说文体风格第一次突出展现是在1987年出版的《红高粱家族》中。《红高粱家族》富有独创性的“我爷爷”、“我奶奶”的叙述视角，反线性反进化论的穿梭跳跃式的时空结构，抒情性、造像性的语言等文体特征使其成为20世纪80年代当代小说文体变革中最华美瑰丽的成果之一。之后的《天堂蒜薹之歌》复调式的结构呈现出“结构就是政治”的寓意。而《十三步》作为莫言在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则是莫言在小说文体领域所进行的最富有实验性、最狂飙突进式的一次尝试和探索。《十三步》复杂多变、瞬间转换的叙述人称带来的艰涩、狂乱的阅读和审美体验，使得这部作品在很长时间不被重视。20世纪80年代是莫言对小说文体进行多纬度探索和实验的时期，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壮怀激烈豪迈的一个时期。尽管有些作品如《十三步》，在文体形式上的追求部分地损害了文学的品质，但也彰显出莫言在探索一种属于自己的小说文体时所做的努力。

在第二节“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文体的自觉与成熟”中，笔者试图探究莫言的小说是如何在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文体实验全面展开和深入的时期脱颖而出，并成为众多文体实验中的典范和创新之作的。90年代对于当代文学而言，是一个长篇小说繁荣和丰收的年代，众多作家在这个时期推出了他们的代表作品。如果说80年代是小说文体探索的发轫期和萌芽期，那么在经过了长达十年的文体经验积累后，当代文学在90年代迎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多向探求的高速成长期，并收获了一大批独具美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的文本。莫言在这个时期也推出了两部具有革命性和启示性意义的作品——《酒国》和《**肥臀》，其中《酒国》更成为20世纪90年代乃至当代文学史上文体意识最强烈、文体形式最为复杂、最富有先锋特质的作品之一。90年代对于莫言而言，也是其在不自觉中开始向传统美学靠拢和借鉴的时期。莫言在此期间推出的包括《神嫖》《夜渔》在内的短篇小说，或讲鬼怪狐媚，或讲奇人异事，颇有笔记、志怪小说信手拈来、自成篇章的姿态。《**肥臀》以“母亲”以及“她的儿女们”这组典型人物群像，衍生出宏大、混响的复调结构。这种复调结构如同中国传统园林圆明园的“园中之园”结构，各个园林各有景致，但组合起来又构成恢宏博大的气度。《酒国》对丁钩儿侦查食婴案的叙述，实则是对《西游记》降妖伏魔故事的戏仿，而《酒国》中作为镶嵌文本出现的《酒国奇闻录》，从主题、语言到神韵无不可见莫言对志怪、神幻小说的继承和借鉴。

第三节“世纪之交以来：臻于丰富的狂欢与变形”，试图讨论莫言小说文体对中国传统文学和美学，以及民间文学（主要是说书人式的口头叙述）的进一步借鉴，以及在形式上的创造性化用。这一时期的文体探索始于《檀香刑》。《檀香刑》对中国戏曲结构“凤头、猪肚、豹尾”的借用，使得古老的结构形式在新的语境中焕发出异样的风采。莫言在《檀香刑》中恢复了民间口头叙述的传统，让根植于民间大地的猫腔之音超越了西方的钢铁之声，让流畅浅显又不失华丽的土腔土调充溢历史的舞台，这使得《檀香刑》成为一部充满民间气息，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神韵的作品。《檀香刑》的出现对于21世纪初当代文学在文体形式上的探索，是一种宝贵的启发。它使得作家重新将目光投向了民间大地和中国小说的伟大传统，并领悟到古老传统中所蕴藏着的现代性的先锋因子，最本土的也是最国际的。在《生死疲劳》中，莫言借助中国传统的“六道轮回”宗教观念，将对历史的价值判断拉到一个宏大的宗教时空中重新审视。于是，政治和道德的判断在这个博大而混沌的时空中变得失效，宗教般的立场超越了尘世的一切价值判断。而《生死疲劳》对章回体形式的采用，不仅是为了叙述的便利和清晰，更是借此形式营造了一种轻松流畅，可以随意敷演、可以随意放置怪诞离奇情节而不为人所怪的文体环境。这种文体环境既发挥了莫言滔滔不绝、肆意汪洋、撒豆成兵、敷演演义的讲故事的才华，也使得莫言有效规避了“政治正确”的风险。纵览莫言自21世纪以来在文体形式上的探索，其文体特征愈趋丰饶多变，往往能在轻盈中，甚至是戏谑狂欢中逸出沉重。这也是莫言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接受和吸纳，以及个人愈加成熟的历史观念和世界观念在文体上的具体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