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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第2页）

第二章《文备众体——莫言小说的“混合”式文体》谈论的是莫言小说文体在体裁层面上的特征。

第一节“杂糅和并置：莫言小说文体的混合性特征”。大凡优秀的小说家都不甘受制于僵化的文体规范，力求在文体体制上有所创新。莫言在三十余年的创作中不懈地探索小说与散文、诗歌、戏剧等文体的边界所在，以及各种文体彼此之间的交融，其所取得的成果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有着卓越的艺术价值。莫言的小说文体是一种不拘格套、灵动多姿的“混合”式文体，其文体特征主要表现为散文化、诗性和抒情性、戏剧性。其中，莫言的小说呈现出散文化的特征，而他的不少散文则呈现出小说化的特征。小说与散文文体之间的相互渗透，展示了莫言试图探究散文和小说这两种文体的本体性特征，以及探究文体边界所在的尝试，更折射出莫言对于“真实”与“虚构”的思考。莫言小说散文化的特质表现有两点，一则是生活的复杂性和荒诞性在文学中的反映，正如1938年欧洲超现实主义运动领袖布勒东来到墨西哥后发现，“欧洲超现实主义作家们通过各种文学手段所极力追求的东西，在拉丁美洲自然和社会现实中俯拾即是”。[52]二则源于莫言善于以虚实相间的游戏笔法创造“艺术真实”的小说理念。

第二节“诗性与抒情性”。在这一节中，笔者将试图论述：莫言小说的诗性与抒情性特征实则是作者主体性在文本中的表现。作者强大的主体性使得一切被表现的客体都浸透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和思想情感；被表现的对象与作者主体一起构成了主客体统一、物我本一的世界。在作者主体性的观照下，莫言笔下的万物都成为与作者物我同一的、富有思想和情感的存在，并通过自身显现出作者的主体性和灵魂。

此外，莫言小说中的诗性和抒情性主要通过一个独特的“诗人叙述者”形象而得以展现。这个叙述者是叙事主体和抒情主体的融合。他内心充溢着诗人般浓烈的情感，他有阐明自身思想观念的强烈欲望，这使得他常常自动暴露身份，对事件和人物发表自己的观点，并使得被叙述的一切都成为自身主体性的折射和显露。这个“诗人叙述者”强大的主体性，迫使读者通过他的个性和思想去理解和接受他所叙述的一切。莫言小说的诗性和抒情性主要表现在“诗人叙述者”的主体意识对叙述的干预和介入上。莫言小说的诗性和抒情性在文本中具体表现为大段的抒情独白和叙述者按捺不住表述自我的欲望而不自觉的“代人立言”，以及富有抒情意味和感染力的第二人称“你”的大量使用。

第三节“复调、对话与戏剧性”。此节笔者将从“何为戏剧性”、“莫言小说戏剧性的外部呈现方式”、“叙述主体的下移和叙述者的被戏剧化”、“小说在写我——一个叫‘莫言’的人物”四部分展开讨论。

莫言小说的戏剧性不仅是小说形式上的一种美学特征，它实际上折射出莫言对历史和人性的一种美学思考。莫言对“戏剧性”的深刻认知不仅来源于其从小耳濡目染、浸染其中的民间戏曲艺术，也来源于翻云覆雨、充满戏剧性变化的历史与现实本身。莫言对历史和人性的美学思考，使其自然而然地找到了“戏剧性”的美学形式。

本节的第一部分“何为戏剧性”中，笔者在对“戏剧”、“戏剧性”相关理论进行简要梳理的基础上，展开对戏剧与小说、诗歌等文体之间的相互渗透，以及对莫言小说的戏剧性特质的讨论。莫言小说的戏剧性，实质是小说中不同主体意识和思想的对话与冲突。此外，莫言小说的戏剧性也表现为与抒情性的完美融合。

本节的第二部分“莫言小说戏剧性的外部呈现方式”中，笔者认为莫言小说戏剧性的外部呈现主要表现在小说文体对戏剧文体的兼用，以及充满戏剧冲突的情节，典型化甚至脸谱化的人物形象等方面。但莫言小说中的人物也多有类型化的重复现象，这是莫言在未来的写作中需要考虑突破的一个方面。

本节的第三部分“叙述主体的下移和叙述者的被戏剧化”将在叙事学的视野里，以历时性的纬度纵观莫言的小说，以文本细读的方式解读莫言小说戏剧性在文本内部的具体呈现，并试图得出这样的结论：莫言小说的戏剧性也表现在叙述主体不断从叙述者下移到人物上，叙述者意图控制的减弱，总括所有人物意识的统一意识的消失，人物主体性的增强；到最后，叙述者也成了小说的某个人物角色和被叙述的客体，并与其他人物角色展开对话，从而使得文本内部呈现出戏剧性。

本节第四部分“小说在写我——一个叫‘莫言’的人物”，是本节第三部分的延续和深入。莫言小说中始终隐藏着一个人物，那就是他自己。以各种形象出现的“莫言”是作家莫言自身心灵分裂的产物。这个名为“莫言”的人物谱系，展示了作家强烈的自我审视要求和对自身身份、使命的认知过程。戏剧性为作家灵魂的自我对话提供了最合适的艺术表现形式。莫言小说戏剧性最极致的表现，实际上是作家主体意识激发、分裂、自省、自我审视的折射。

第三章《莫言小说叙事的时间形态和时空结构》试图从历史诗学的宏观视野，讨论莫言小说对时间的呈现以及莫言小说独特的时空结构，并剖析莫言小说的时空观念及其体现出的价值和意义。

第一节“莫言小说的时间形态及其彰显”，指出了莫言小说所呈现出的两种重要的时间形态。第一种是“个人时间对史诗时间的反叛：以《**肥臀》和《生死疲劳》为例”。《**肥臀》和《生死疲劳》这两部作品处理的是“20世纪中国史诗如何书写”的问题。这两部作品所采取的时间体系迥异于革命历史叙事和政治叙事中的时间体系。《**肥臀》中的时间叙述是用个体的、生存意味上的个人时间置换、对抗抽象的史诗性时间。《生死疲劳》则采取了以宗教时间体系统摄下的个体时间这种“套盒”式的时间形态，来消解革命进化论和政治历史阶段论的时间逻辑。莫言小说所呈现出的第二种时间形态是“情感化的时间形态：以《红高粱家族》为例”。《红高粱家族》的时间叙述因为叙述者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情感而呈现出高度个人化、情感化的特质。此外，《红高粱家族》的贡献更在于将时间塑造成一种情感、一个形象，甚至是一个人物，使得时间如同一株红高粱的雕塑，伫立在历史与当下永远交织的时空中，对着现代人发出来自祖先和传统的声音，并给现代人以启示。

第二节“‘舞台’：莫言小说一种独特的时空体”。在这一节中，笔者试图分析莫言小说是如何艺术地把握时间和空间之间的重要关系，即巴赫金的“时空体”问题。笔者认为“舞台”不仅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场所和地点，它更是莫言小说中一种蕴含着哲学意味和政治隐喻的重要的时空体类型。首先，文学意义上的“高密东北乡”就是一个“舞台”时空体。“高密东北乡”因容纳了历史与当下、城市与乡村、民间叙事、神话传说、官方意识形态等多重话语，使得它超越了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概念而成为一个历史空间，一个汇聚了时间和空间的时空体。莫言小说中的“舞台”时空体可以粗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真实的舞台，举行公共集会、处理公共事务或是众人齐聚开展各种活动的公众场所；第二种是“内心化”的舞台，这种舞台实质上是一种心理时空，人物内心复杂的思想和情感将物理空间化为了“内心化”舞台。笔者试图得出这样的结论：莫言正是通过设置“舞台”时空体，通过暴露舞台戏剧本质性的幻觉性特征，从而产生了“间离效果”，揭示出了被各种意识形态遮盖的历史的真相及人性的矫饰和伪装。

此外，在这一节中，笔者也试图讨论莫言小说处理时间的一种方式，即通过场景将时间空间化。场景化的手法使莫言将历史和时间空间化为一部长画卷，使得小说呈现出高度的戏剧性、形象性、可感性。

第四章《幻梦与传奇——莫言小说文体的寓言化风格》。在这一章中，笔者试图分析莫言小说文体的寓言化风格的生成原因及其在文本中的具体呈现。莫言以寓言性的诉求表达了他对历史和当下现实的理念和情感。

第一节“虚实交融、洞烛古今：莫言小说文体的寓言化风格”。在这一节中，笔者简单梳理了寓言的本体特征，分析了寓言和小说亲近的血缘关系。在此基础上，将莫言小说放置在中国当代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发展进程中，考察莫言小说寓言性的追求与前辈作家所带来的影响的焦虑、时代思潮等的复杂关系。笔者认为，从某一方面而言，莫言继承了庄子以奇崛瑰丽的想象和虚构来表达寓言性诉求的传统。莫言与庄子的文学血缘的亲近来自于思想开放阔达、爱谈神怪的齐文化的影响。但莫言同时又擅长在质朴平淡的日常叙事中寄寓自己对时代、对社会和人性的深刻理解和洞察，如小说《变》和《月光斩》。莫言小说的寓言性，使其表层的言说和叙述指向并企及了广远而博大的哲学理念及高度个人化的主体情感。莫言小说的寓言类型主要分为历史、社会、文化和欲望四种类型。

第二节“幻梦性与当下现实”。在“高密东北乡”这个寓言性的文学时空里，历史与当下现实是莫言小说中最重要的书写主题和对象。莫言对于历史与当下的描述是属于现实主义这个大的传统的，但莫言的现实主义有着自己鲜明的个人风格，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将其命名为“幻觉现实主义”（HalluatoryRealism）。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强调的是一种因病理性（肉体和精神）的幻觉而引起的对世界的异常敏锐的感受，这种感受在莫言小说中常以“幻梦”的形式呈现出来。笔者分析了莫言小说所呈现的四类幻梦。第一类幻梦是宗教（佛教）意义上的虚空之梦，也是一种日神式的“幻梦”。人们通过对幻梦的静观而获得了宁静和解脱。第二类是由于饥饿等肉体痛苦而引起的幻梦。第三类是因为精神层面上的痛苦而引起的幻梦。第四类是由于醉酒或酒神般的“沉醉”而引起的幻梦。莫言对历史与当下现实的叙述是现实主义风格的，而以幻梦入文，在凸显了其作品现实性和写实性的同时，也旨在提供一种超越现实苦难的可能。

传说作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桥梁，使得历史以各种变形和面貌在当下存在，并提供了一个可供历史与当下对话的一个空间和场域。莫言用他的传奇化手法讲述历史，以个体的生命的狂欢消解了政治意识形态叙事中的内在秩序和等级，使得个体从政治宣传画般的刻板印象中凸显出来，以他们原始的本能和欲望穿越了历史的宏大叙事，彰显出混杂着极度的暴力、**、善良、邪恶的历史面貌。

此节的第二部分是“人畜共处的有情历史”。莫言通过将动物与人并置在历史中，使其与人类一同成为历史的叙述主体，并以动物喻人，以动物比照人，实欲表达一种“今不如昔，人不如畜”的寓言性的历史慨叹。

第五章《莫言小说的语体特点》。在这一章中，笔者试图探索莫言小说的语言风格特征。语言是形式也是内容；是思想的载体也是思想本身。本章将分为三节进行讨论，分别是“杂语与狂欢”，“倾诉与独白”，“色彩和造型：莫言小说语言与印象派绘画”。

在“杂语与狂欢”一节中，莫言小说语言的杂语和狂欢特征是时代的文化形态在文学中的投射；杂语和狂欢化的语言在呼应时代的同时，也以其自身所具有的分裂性，瓦解着中心权威的“独白”话语和“政治意识形态”神话。莫言小说语言的狂欢化也表现在莫言对语言肆意随性的铺张浪费以及语言本身的极度过剩和多余。

“倾诉与独白”一节中，笔者认为莫言小说语言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倾诉欲望和情感诉求。叙述者的倾诉欲望使其语言呈现出“繁复和啰嗦”的特质。这本是语言的一种缺点，但在莫言这里，繁复和啰嗦却自成一种风格。风格背后则折射出底层人物卑微、无助的心理境况。莫言小说演讲式的独白源于叙述者“倾诉就是一切”的强烈欲望，而这种欲望也折射出作家复杂的创作心理。

在“色彩和造型：莫言小说语言与印象派绘画”一节中，笔者试图从跨学科的角度，通过打通绘画与文学之间的界限，研究莫言小说语言与印象派绘画，以及后印象派绘画之间存在的契合；莫言小说语言的绘画性、造型性特征。此节涉及的西方画家主要有马奈、莫奈、塞尚、凡·高、高更、劳特累克。

第六章《莫言小说文体的外来影响与对中国传统叙事的继承》是本书的最后一章。本章将莫言小说放置在历史的纬度中，以比较的方式研究莫言小说文体的资源问题。本章分为两节，“相遇与碰撞：西方现代小说的启迪和影响”；“‘用耳朵阅读’和对中国传统文体的借鉴”。莫言小说的文体资源并不存在从域外的魔幻“大踏步撤退”到本土的民间文化的转换。莫言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对乡土民间文化资源和中国古典小说伟大传统从不自觉到自觉挖掘、探索、化用的过程。莫言的小说文体来自根植于乡土的民间历史文化的沉淀，来自于他作为审美主体对中国小说的伟大传统的景仰和深刻的感悟。

我们在莫言的小说文体中发现历史的延续性，发现他文学血脉的基因传承和不断革新的因子。莫言没有接受过完整而系统的文学教育，其幸与不幸源于此。莫言最初的文学启蒙来自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轶闻，这包括了狐媚鬼怪、乡野轶闻、民间传说、集市上说书人谈古论今的“专业”讲述等。莫言与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相遇”激发了他对自身独特而深刻的生命经验的记忆，唤醒了自己所拥有的“用耳朵阅读”得来的文学资源，启发了他滔滔不绝、富有说服力的“炮孩子”式的叙述腔调。“炮孩子”式的叙述腔调是莫言对当代文学语言的贡献之一。莫言借助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虚构的文学地理模式所带来的启发，建构了“高密东北乡”这一文学王国，开始了孤独而漫长的文学旅程。他选择避开那些来自西方文学巨匠的巨大阴影，携带着他们给予他的全部启示和灵感，重返混沌的民间大地，与民间对话。在漫长的尝试和探索过程中，他接续起久被人们遗忘的中国小说的伟大传统，创造出富有自己独特个性的小说文体。

在具体论述中，本书以莫言自踏入文坛至今的所有小说为研究范本，并将其文学作品放在当代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背景下，通过对其富有代表性的文本进行细读，阐明莫言小说的文体特征，揭示莫言在小说文体创造中所取得的成就和不足，以及对当代文学小说文体创造的启发。拟采取的方法主要有：文体学、叙事学、中国传统文学理论、比较文学研究、跨学科研究、文学社会学以及历史美学的方法。

[1]莫言：《饥饿和孤独是我创作的财富》，见《小说的气味》，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第172页。

[2]王德威：《千言万语，何若莫言》，《读书》1999年第3期。

[3]莫言、张慧敏：《是什么支撑着〈檀香刑〉——答张慧敏》，见杨扬编：《莫言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第74页。

[4][美]雷·韦勒克、奥·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第193页。

[5]张清华：《叙述的极限——论莫言》，《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

[6][俄]别林斯基著，梁真译：《1843年的俄国文学》，见《别林斯基论文学》，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第234页。

[7]钱锺书：《谈艺录》（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第498页。

[8]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第73页。

[9]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第1页。

[10]雷达：《游魂的复活——评〈红高粱〉》，《文艺学习》1986年第1期。

[11]雷达：《灵性激活历史》，《上海文学》1987年第1期。

[12]程德培：《被记忆缠绕的世界——莫言创作中的童年视角》，《上海文学》198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