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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杂语与狂欢（第1页）

第一节杂语与狂欢

语言是一种意识形态，体现了一个时代、一个阶级、一个社会、一个作为个体的人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小说的语言是由不同的“语言”组合而成的“杂语”式的体系。所谓“杂语”是表现各种社会思想的各种语言。杂语涵盖了广大的社会生活中的语言，城市语言、乡村土语、各种社会团体的语言、各种职业用语、不同时代的语言等等。“对小说家来说，在对象身上揭示出来的，不是对象自身处女般的完好深邃，而是社会意识在对象身上碾压而成的多条大道和蹊径。与对象自身中的内在矛盾一起，在小说家面前还展现出围绕这一对象的社会杂语。”[5]

如果我们将各种杂语从小说的语言统一体中分离出来，我们就可以观察到任何一种杂语都是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是通过语言理解世界的不同形式，是反映事物涵义和价值的特殊视野”[6]。

“小说正是通过社会性杂语现象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个人独特的多声现象来驾驭自己所有的题材、自己所描绘和表现的整个实物和文意世界。作者语言、叙述人语言、穿插的文体、人物语言——这都只不过是杂语籍以进入小说的一些基本的布局结构统一体。其中每一个统一体都允许有多种社会的声音，而不同社会声音之间会有多种联系和关系（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构成对话的联系和关系）。”[7]

小说语言的“杂语”特征体现的是在文化转型期，中心话语霸权瓦解之后，属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阶层、不同职业、众多学科领域、思想流派的话语之间的互相冲撞、碰击、渗透而成的众声喧哗和对话。而莫言所经历的时代正好是当代中国的变革时期。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最重要的社会现象是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在金钱“万能之手”的“翻云覆雨”下，所有的价值都无一例外地遭到质疑和消解。尤其是随着通俗、流行大众文化的发展，网络媒体时代的到来，即使在面对精英化的、崇高化的文化和精神时，市场经济也能轻易地将一切崇高、伟大进行颠覆、消解，让其成为某种商业产品，某种可以被复制、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商品。在众神罢黜的市场经济时代，各种杂语得以自由地登上舞台，并争夺话语权。而这种话语杂多的文化形态自20世纪90年代初展现雏形以来，一直持续到了当下；而当下随着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的深入，话语杂多的文化形态将会在更深入更细微的层面上继续众声喧哗着。

这样的时代对于作家而言是生逢其时的。莫言找到了小说这种表现多元价值喧哗对话的最有力的文体，而莫言的小说语言呈现出的杂语特征正是这个复杂、多元的时代留在他作品中的印记。这些杂语在小说中以合奏曲的形式出现，它们的和声和对话反映出作者在这个众声喧杂的时代自己的意向、评价和思想立场。

季红真认为莫言小说语言的最大特点是通过“语词的任意性搭配”，而营造出的一种陌生化效果。在论文中她将莫言小说的语言分为两个语言系统，“其一，是与全部乡土社会生活传统相关联的北方民间口语；其二，则是与城市文化相关联，浸透着现代人自我意识的当代书面语”[8]。这两种话语系统经由作家的心理关联，获得一种新的结构，使得莫言得以以现代人的思想、感觉特征来陈述、修饰、评价乡土社会的价值体系。季红真的这篇文章写于20世纪80年代，限于时间的原因，未能涉及莫言在此之后创作的大量作品。但她依然敏锐地觉察到莫言小说语言的多种杂语并置、共存、互相糅合的特征。

随着莫言创作生涯的继续，莫言对西方文学，尤其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借鉴，其小说的语言系统出现更加杂多的趋势，这包括将中国古典文学中古雅的语言与现代语言的嫁接，在当代书面语中夹杂了大量的民间口语、方言和谚语，西方小说的翻译腔调，“**”时期空洞华丽的革命语言等。与此同时，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异域、书面标准语与方言土语、政治话语与生活话语等杂语携带着自身蕴含的思想和价值，进入了莫言的小说。莫言通过对各种话语系统的搭配、杂糅和化用，创造出一种富有个人风格的、陌生化的语言。这种语言是一种基本驯化的语言，但它却处处显露出杂语带来的粗粝新鲜不拘一格的野性。这种陌生化的语言也使得读者得以在被延长了的审美体验时间中，审视语言背后所折射出的作家的思想立场和价值判断，而这正是莫言对中国当代小说语言的贡献所在。

我奶奶什么事都敢干，只要她愿意。她老人家不仅仅是抗日的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9]

何况已经对那小女子许下愿……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扳到葫芦流光油，为那小女子开创一个新世界。[10]

两段引文中实则包含着两种语言，一种是现代的书面语，如“抗日的英雄”，“个性解放的先驱”，“开创一个新世界”；另一种是民间的俗语“什么事都敢干”，“扳到葫芦流光油”。两种话语的并置使得现代叙述者“我”得以与古老的时代进行对话，并透视出叙述者试图通过今昔比较而进行自我审视的意图。同时，此两处引文中的杂语性所造成的“陌生感”，“迫使”读者审视古老文明中所蕴含的现代精神因素，以及现代精神中是否存在“退化”的因素，如引文所示，“我奶奶”虽然是老人家，但却具有现代人的独立精神，“个性解放的先驱”很显然是五四时期提出的著名口号。

莫言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酒国》，可谓是一部杂语大全。《酒国》充斥着现代书面语、封建语言、革命语言、民间俗语、谚语、“**”期间的“语录体”、知识精英语言、职业语言等杂语。

莫言老师，我搞文学的决心已定，十匹膘肥体壮的大马也难把我拉回转。我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您不必再劝我了。如果您胆敢再劝我，我就要恨您。文学是人民的文学，难道只许你搞就不许我搞了吗？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共产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艺术劳动化劳动艺术化，到了共产主义人人都是小说家。当然我们现在是“初级阶段”，但“初级阶段”的法律也没规定说酒博士不许写小说呀？老师，您千万不要学那些混账王八羔子，自己成了名，就妄想独占文坛，看到别人写作他们就生气。俗话说得好：“长江后浪推前浪，流水前波让后波，芳林新叶催陈叶，青年终究胜老年。”任何想压制新生力量的反动分子，都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11]

这段感情浮夸的引文充满了各种杂语，有成语、歇后语、革命话语、民间的骂人脏话等。杂语是一种意在讥讽的游戏性戏仿。“十匹膘肥体壮的大马也难把我拉回转”对应的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的成语。但莫言的改写使得这个表达郑重承诺之意的成语变得滑稽起来。同时，莫言对革命话语的有意识的“不合时宜”的引用，更突显出李一斗的滑稽、鄙俗。李一斗是一个来自社会底层怀抱着文学梦的小文人，以奇才自居，对社会冷嘲热讽，但同时也深知世故人情、经营运作，希望通过小恩小惠可以让“莫言”提携他。在这段引文中，李一斗使用了“革命话语”来提醒“莫言”要顺应人才辈出、一代更比一代强的规律，不要压制文学后辈。“革命话语”的特点是富有权威性、压迫性、命令性，是一种色厉内荏、虚张声势、空洞无物的“纸老虎”式的语言。这段话语出现在恳请前辈提携后进的信中显然是不合适的。莫言通过对革命话语有意识的错误性使用，揭露出革命话语虚伪空洞的本质。《酒国》中充溢全篇的大量革命话语无疑是“**”时期的遗产。莫言试图通过对过去的语言的征用暗示这样一个事实：物理性的旧时代已经过去，但旧时代的精神遗产依然阴魂不散地存在于当下乃至未来的人们的心灵中。

莫言通过对各种杂语的戏仿，即对各种话语讥讽性、游戏性的模仿，消解了各种杂语背后的思想立场和意识形态，进而瓦解了中心话语的霸权地位，使多种语言得以展开平等的对话。而“狂欢”作为巴赫金文化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概念，与“杂语”实则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巴赫金在中世纪欧洲国家的民间狂欢节中发掘了与官方意识形态和精英文化对抗的狂欢精神。“狂欢”其本质在于对既定的价值秩序的破坏和颠倒。在漫长的岁月中，狂欢节的种种形式、象征和狂欢节精神进入了文学。“转化为文学语言的狂欢节诸形式，成了艺术地把握生活的强大手段；成了一种特殊的语言，这种语言中的词语和形式具有异常巨大的象征性概括的力量，换言之就是向纵深概括的力量。”[12]在人类的历史“生活中许多重要方面，确切说是许多重要层次，并且是深处的层次，只有借助这种语言，才能发现、理解，才能表达出来”[13]。

莫言小说语言的狂欢化主要表现为“降格”，即把一切高尚、理想、抽象、精神层面的存在转移到物质肉体层面以及动物性的领域。

《红蝗》作为《红高粱家族》的姐妹篇，表达出一种今不如昔的慨叹和强烈的愤世嫉俗。在小说结尾处，莫言用一连串矛盾对立的词语，组合表达出试图揭穿一切矫饰和虚伪的激愤。

总有一天，我要编导一部真正的戏剧，在这部剧里，梦幻与现实、科学与童话、上帝与魔鬼、爱情与卖**、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过去与现在、金奖牌与**……互相掺合、紧密团结、环环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14]

莫言通过将“卖**”、“大便”、“**”等词语与“爱情”、“美女”、“荣誉”并置，毫不留情地将高尚的精神降格到低俗的肉体，甚至是污秽的粪便上，从而瓦解了现有的等级秩序和价值体系。

此外，莫言的中篇小说《欢乐》的语言也呈现出鲜明的狂欢特质。

小姐出的是香汗，农民出的是臭汗，高等人放的是香屁，低等人放的是臭屁，（“有钱人放一个屁，鸡蛋黄味鹦哥声；马瘦毛长耷拉鬃，穷人说话不中听。”）臭汗香汗，香屁臭屁，混合成一股五彩缤纷的气流，在你的身前身后头上间下虬龙般蜿蜒。[15]

在这段引文中，莫言肆意地使用了粗俗的骂人话“臭屁”和肉体性的意象，如“臭汗”、“香汗”等，使意义降落到肉体的层面上；而鄙俗、下贱与高尚、优美在同一文本空间的并置更使得等级界限消解在语言的洪流中。

莫言小说语言的狂欢化也表现在莫言对语言肆意随性的铺张浪费和信笔由缰式的笔随意走。在《生死疲劳》中，莫言用“猪十六大战刁小三，草帽歌伴奏忠字舞”整整一节的篇幅描述了猪十六和刁小三的“猪王争霸战”。从小说的整体情节构架上来看，这一节并无花费巨大篇幅浓墨重彩描述的必要，甚至将这一节一笔带过或是完全略掉不写，也不会对整体情节造成叙述上的断裂或理解上的困难。这节华丽流畅的描写充满了拉伯雷式的放肆、幽默和狂欢气息。它的狂欢来自于莫言在语言上的极度“铺张浪费”。莫言舍弃描述人间情状，而选择描述动物世界的猪王争霸。写作题材取舍本身已经构成了狂欢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死疲劳》中的“月亮”和“月夜”是有着特殊的象征意蕴的。在歌颂太阳的时代，蓝脸选择在月夜孤独地耕耘他的土地。这是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场景，它象征着个体对当时整个政治意识形态的叛逆。猪王争霸这一节，莫言刻意地选择了月夜作为情节展开的时间。在这个“太阳”的光芒无法照耀世界的时段里，在这个政治意识形态控制松懈的月夜，人类学意义上的动物界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取代人类政治斗争而登上了文学的舞台，并以其节日般的狂欢气息淹没了人间所有的喧哗之声。此外，这一节中莫言还即兴式地杜撰了一段歌词：“啦啦啦～啦呀啦啦呀啦～～妈妈的草帽飞啦～妈妈的草帽飞向了月亮～啦呀啦啦呀啦。”[16]这段歌词是对20世纪70年代日本电影《人证》的插曲《草帽歌》的改写，但这部电影并没有在彼时的中国大陆公映。莫言对“草帽歌”即兴式的语言发挥，显露出莫言小说语言中一种肆意随性的儿童趣味，并流露出浓烈的狂欢气息。

莫言小说语言的狂欢化特征有时也通过语言极度的过剩和多余来得以显现。过剩的语言使得语言在自身内部产生了分裂、解构的力量，并流露出反讽的意味。这在《酒国》中表现得异常突出。

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将唤起我们对金副部长的敬仰，一种多么亲切的感情啊。想想吧，就是从这穷困破败的村庄里，冉冉升起了一颗照耀酒国的酒星。他的光芒刺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热泪盈眶，心潮澎湃，摇篮破旧也是摇篮，任何东西也不能代替。根据目前态势估计，金副部长的发展前途不可限量，成为高级领导人的金刚钻携带着我们在他的钻石村尘土陷脚的大街小巷上徜徉时，在他的流水潺潺的溪流前流连时，在高高的远望着无边的绿色植物的河堤上漫步时，在他的牛栏与马厩前徘徊时……童年时期的痛苦与欢乐、爱情与梦想……连篇累牍行云流水般地涌上他的心头时，他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他的步态如何？表情如何？走动时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迈右脚时左手在什么位置上？迈左脚时右手在哪里？嘴里有什么味道，血压多少？心率快慢？笑的时候露出牙齿还是不露出牙齿？哭的时候鼻子上有没有皱纹？可描可画的太多太多，腹中文辞太少太少。[17]

莫言征用了大量的革命话语来表现叙述者对金刚钻的崇拜，语言的过剩甚至到了令读者厌恶和恶心的程度。大量的排比句式、“我们”虚假的集体视角的使用、慷慨激昂的颂歌语言使得革命话语滑向了**裸的谎言和可耻的吹捧。莫言对革命话语的否定和讽刺的态度，正是通过语言的极度过剩、多余而得以不断深入的，最终语言的过剩使得话语自己道出自身的虚伪和不可信。“真理的伸张，只能通过把谎言引向荒谬，真理自己倒不寻求语言，害怕被语言搅得扑朔迷离，害怕栽倒慷慨陈词的泥潭中去。”[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