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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相遇与碰撞 西方现代小说的启迪和影响（第1页）

第一节相遇与碰撞：西方现代小说的启迪和影响

一、从斯蒂芬·茨威格的“书信体”上路

书信体是一种古老的文体，也是初学者很容易入手的文体。莫言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即采用了书信体。此后莫言在多部小说中也使用了这种文体。莫言通过对书信体创造性地使用，深刻地挖掘出这种古老文体所蕴藏的文体活力和创造力，并使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一种不容忽视的文体。

《春夜雨霏霏》发表在1981年第5期的《莲池》杂志上。小说叙述了一位少妇在一个春雨霏霏的夜晚，痛苦地想念远在海岛服兵役的丈夫。女主人公以内心独白的方式，倾诉了自己与丈夫的离别之苦，炽热的思念与淡淡的幽怨之情溢于言表。莫言坦言这部作品模仿了斯蒂芬·茨威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模仿茨威格这篇小说的小说实在太多。中国有外国也有。我自己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也受到了这篇小说的影响。为什么茨威格这篇小说有这么多模仿者？我想，一是这篇小说写得感人至深，二是这篇小说使用的是书信体。书信体可以直抒胸臆，书信体可以忽略结构，书信体可以自由发挥。不会写小说的人太多，但不会写信的人几乎没有。所以，我想，像写一封信一样写一篇小说，大概对初学者来讲是最容易找到感觉的事。”[3]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春夜雨霏霏》无疑是稚嫩的。但它还是显露出莫言的才情和其后期文体上的某些特点，如浓烈的诗性和抒情性。书信体小说对莫言的启迪，主要在于书信体在结构上的灵活性以及直抒胸臆的便捷性。书信体的使用可以使作家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形式上的困难，如小说结构、叙述视角等。这对于一个初学写作的年轻作家来说，无疑是一个捷径。《春夜雨霏霏》也正因为对书信体的借鉴和使用而获得了成功。

但书信体对莫言小说文体的影响并不限于短篇。《酒国》讲述了高级侦查员丁钩儿前去酒国办案，却深陷欲望的陷阱，并最终淹死在粪池的故事。这部小说由三重叙述分层构成：丁钩儿去酒国市调查“红烧婴儿”案件的经过，文学爱好者李一斗与作家“莫言”的通信，李一斗的习作。其中李一斗与作家“莫言”的通信这一叙述分层对《酒国》的艺术品质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小说是一种包罗万象式的文体，它可以如黑洞般吞食、容纳所有体裁和内容，这其中就包括了书信体。日常生活中的书信是人们进行信息和情感沟通的文体，它的“真实性”几乎是先验自证的。但书信一旦纳入到小说的文体框架内，书信的“真实性”就变得可疑起来。因为从小说本身的体裁意义上来说，小说文本空间中的所有内容都被先验性地假定为“虚构”。但莫言通过设置“莫言”这个与真实生活中的作家同名同姓，生活经历也几乎完全一致的小说人物，使得李一斗和“莫言”的书信的真实性问题变得扑朔迷离起来。而李一斗在书信中时而言之凿凿，时而自我否定的虚实相间的叙述腔调，更打破了读者对于小说的阅读惯性和阅读期待，逼迫读者走出小说营造的幻觉，去思考现实生活中是否真的存在小说所描述的“红烧婴儿”的罪恶。《酒国》中书信体的使用模糊了虚构与真实的界限，更试图道出：“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故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魔非他，即我也。”[4]莫言在《酒国》中对书信体的使用极大地加强了对社会和人性的批判力度及深度，并将批判的刀锋指向了现实生活中的作家莫言以及读者。此外，李一斗与“莫言”的往来书信也成为“莫言”侧面了解酒国官场形态、道德面貌和世态人情的重要途径。某些不便在第一叙述层“丁钩儿破案”展开的情节、线索，都可以利用书信体的易于剪裁性而在书信中一一展开。

《蛙》也同样运用了书信体。但写作《蛙》时的莫言早已不是初学写作者，他已经在漫长的写作生涯中将各种文体和写作手法都一一操练了一遍。《蛙》的书信体使用可谓是技术上的一次“返璞归真”。小说叙述了中国当代农村波澜起伏血泪交融的生育史。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富有挑战性的现实题材。莫言在尝试了各种形式后，最终选择了朴实平易的书信体。书信体不拘一格、散漫随意的文体特点使得叙述者可以随着意识的即时性的流动将历史素材随手拈来，自由拼接，从而使得时空成为叙述者笔下可供随意剪裁、延长、浓缩的事物。因此，书信体的使用使得莫言避免了笨重呆板的编年体历史叙述，并使其时空叙述呈现出类似电影蒙太奇式的便捷、轻盈的特征。

此外，莫言在《蛙》中充分发挥了书信体直抒胸臆的特点。在《蛙》中，“蝌蚪”宗教式的心灵自剖和对写作意图的阐释随处可见，“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大言不惭地说过：我是为自己写作，为赎罪而写作当然可以算作为自己写作，但还不够；我想，我还应该为那些被我伤害过的人写作，并且，也为那些伤害过我的人写作。我感激他们，因为我每受一次伤害，就会想到那些被我伤害过的人”[5]。

但莫言却通过设置无效的通信人，一个因为语言不通而无法进行书信交流的日本作家，瓦解了书信体带给读者的真实感，从而深刻地揭示出以蝌蚪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卑微、纠结、矛盾、痛苦的心灵世界，以及赎罪的不可能完成性。

二、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威廉·福克纳的相遇

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是研究莫言文体资源时两个很难绕开的名字。其中马尔克斯更是常被民众和媒体拿来与莫言做比较的西方作家。这一点从获奖后莫言作品上的广告宣传语“莫言因魔幻现实主义融合传说、历史与当下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就可见一斑。这句广告宣传语是对瑞典学院对莫言的赞词中的一句“Whowithhalluatoryrealismmergesfolktales，historyaemporary。”的翻译。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媒体将“halluatoryrealism”翻译成“魔幻现实主义”，而忽略了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与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区别。随着时间的推进和对莫言文学研究的深入，学界和民众越来越意识到莫言“幻觉现实主义”文学区别于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独特性，但马尔克斯对莫言早期创作生涯所产生的巨大启示依然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马尔克斯的代表作《百年孤独》的第一句是：“多年以后，奥雷连诺上校站在行刑队面前，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参观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6]这句话常被拿来与莫言《红高粱家族》的开篇做类比，“一九三九年古历八月初九，我父亲这个土匪种十四岁多一点，他跟着后来名满天下的传奇英雄余占鳌司令的队伍去胶平公路伏击日本人的汽车队。”[7]

这两部作品的开头都使用了预述的手法。这一相似之处也常被用作是证明莫言深受马尔克斯影响的证据。但实际情况是，莫言直到写到《红高粱家族》第三部《狗道》时才读到了《百年孤独》。在《与王尧长谈》一文中，莫言提到：“假如在动笔之前看到了《百年孤独》，《红高粱家族》可能是另外的样子。”[8]一个作家受到的影响有时是身不由己的。20世纪80年代，大量欧美、拉美文学被翻译引介到中国。莫言作为80年代初学写作的人，必然会受到这批被集中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的影响。

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对莫言小说文体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激发了莫言的生命记忆和创作灵感，它让莫言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丰富的写作资源，而这正是莫言在早期创作生涯中所忽略和遗忘的。这是一种巨大的提醒。“读了《百年孤独》几页之后就知道原来我的个人经验，童年记忆里面有许多都可以拿出来写的，所以就迫不及待地来写。”[9]《百年孤独》给予莫言的与其说是影响，不如说是一种启发和提醒，更是一种勇气和冲动，一种讲述自己的故事，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学王国的豪迈之情。

此外，马尔克斯对莫言的启发不仅限于对莫言自身所拥有的文学资源的提醒，以及颠倒时空的叙述方式、极度夸张渲染的艺术手法，更在于马尔克斯认知世界、认知人类的方式。“《百年孤独》提供给我的，值得借鉴的、给我视野以拓展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哲学思想。”[10]马尔克斯将世界视为一个轮回，而人类只是浩瀚宇宙中极其渺小的存在。马尔克斯仿佛站在高峰之上，以悲怆的心灵，充满同情地俯瞰着拉丁美洲的过去和现在。马尔克斯是以其作品中所包含的哲学思想影响了莫言的创作的，而不是单纯的小说形式和技法。正如别林斯基所说，“语言等表层技巧，即使是庸才也可以通过刻苦的练习获得，而文体，也就是思想本身永远是独创的。我们要研究一位作家的文体特征，必然要关注他的思想，因为文体是思想的浮雕性和可感性，在文体里表现着整个的人”[11]。真正使一位作家的文体区别于其他作家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他的思想的独特性。所以，当我们审视莫言的小说创作时，我们发现莫言一直在试图发展自己对待历史和人性的独特的思想体系。这种对历史和人性的思考在《红高粱家族》中已初见雏形，在《食草家族》中则进行了高强度的狂飙式的深入探索，在《**肥臀》中开始显露出宇宙般的恢宏视野，而到了《生死疲劳》这里，莫言的思想体系已趋于成熟。《生死疲劳》是一部莫言对世界和人类的认知已经达到自成体系的成熟时期的作品。“六道轮回”不仅是建构小说的结构和框架，更是莫言的历史观、时间观和人性观。“六道轮回”的形式提供了一种以宗教视野俯瞰人世的视角，从而使得小说有了超越人间政治和伦理的意味。

如果说马尔克斯之于莫言的意义在于唤醒了莫言的文学潜力，那么福克纳对莫言的影响要远比马尔克斯深远得多。福克纳对莫言的影响不仅在于启发莫言建立起文学根据地“高密东北乡”，更在于他启发莫言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一种充满自信和说服力的“胡说八道”式的叙述腔调。

1984年12月，莫言读到《喧哗与**》，自此开始了与福克纳漫长的神交之旅。翻译者李文俊在序言中介绍了福克纳用语言建造了一个名为“约克那帕塔法”的小镇。自1929年发表《萨托利斯》开始，福克纳在此后30余年中所创作的十几部长篇小说和几十部短篇故事都是以约克那帕塔法小镇作为故事的背景。“约克那帕塔法”故事讲述了在南北战争结束后，传统价值体系崩溃和工业文明入侵背景下的南方社会的变迁。福克纳一生只叙述了一个故事，那就是关于“约克那帕塔法”的故事。正如被尊为“西方现代绘画之父”的法国画家塞尚一生只以他的家乡为题材作画一样。福克纳虚构的约克那帕塔法小镇带给莫言的是醍醐灌顶式的灵光闪现和瞬间的心领神会。“他的约克那帕塔法县尤其让我明白了，一个作家，不但可以虚构人物，虚构故事，还可以虚构地理。于是我就把他的书扔到了一边，拿起笔来写自己的小说了。受他的约克那帕塔法县的启示，我大着胆子把我的‘高密东北乡’写到了稿纸上。”[12]自此，“高密东北乡”的叙事拉开了帷幕。

《秋水》是“高密东北乡”叙事的滥觞之作，是关于高密东北乡草创时的故事。《秋水》讲述了高密东北乡的祖先们在大洪水面前的希望、恐惧和抗争，其苍凉悲壮的笔触与《百年孤独》的情调可谓异曲同工。《秋水》之前，莫言一直为题材的匮乏所苦恼。继处女作《春夜雨霏霏》之后，莫言陆续发表了《丑兵》《放鸭》《白鸥前导在春船》等作品。这些作品多以田园生活、军营生活为题材，但因“主题先行”等原因，而使得他对乡土世界和军人生涯的描写流于牧歌式的温情感伤或是观念化的空乏肤浅。这是莫言创作生涯中一个非常痛苦的阶段，他甚至想利用自己担任保密员可以看到一些鲜为人知的材料的便利，从资料堆里打捞一些题材来进行创作。[13]而“高密东北乡”的创立使得莫言的写作得以与他宝贵的童年经验建立了联系。文学的宝库就此打开，材料和灵感纷至沓来。莫言成为了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大权在握、呼风唤雨的“国王”。自《秋水》开始，莫言从高密东北乡的草创时代一直写到了21世纪初期。“高密东北乡”的叙事跨越了百年历史，涉及中国近代以来几乎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塑造了数百名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高密东北乡俨然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王国。这使得莫言有了与福克纳平等对话的底气。于是，莫言在《福克纳大叔，你好吗》的一篇演讲中，不乏自信地说：福克纳的约克那帕塔法只是一个小镇，而我却将高密东北乡变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大城市。[14]

在这篇演讲中，莫言不仅坦诚自己从福克纳的文学中获得了启发，但他更强调了自身文学的独创性。演讲的题目是“福克纳大叔，你好吗”而不是诸如“大师，我向你致敬”的题目。我们从这个亲切的题目中读出莫言对福克纳的喜爱和尊敬，更读出莫言对自身才华的自信。福克纳对于莫言而言，是与自己思想相通相契的前辈，更是在文学世界中的知音。他对福克纳那一声超越时空的亲昵呼唤“福克纳大叔，我来了！”是对自己与福克纳在文学血缘上存在的相通相似之处的坦诚，更展示了一位优秀作家的自信和自豪。

福克纳带给莫言的另外一个重要启迪在于福克纳启发莫言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叙述腔调，一种“胡说八道”式的充满了自信和说服力的叙述腔调。当莫言读到福克纳时，他对福克纳煞有其事、谎话连篇的叙述腔调感到分外熟悉。

我欣赏的是他那种讲述故事的语气和态度。他旁若无人，只顾讲自己的，就像当年我在故乡草地上放牛时一个人对着牛和天上的鸟自言自语一样。[15]

像我们乡下日常生活当中有这样一种人，哪怕一个很平常的事件，被他神采飞扬地一讲，虽然知道是在信口胡编，但你感觉到很有说服力。他那种夸张，那种对事物的渲染，使你感觉到类似艺术的愉悦。[16]

这种自信的腔调对于一位作家而言是弥足珍贵的才华。小说语言应具有一种说服力，它作为一种虚构的艺术，魅力在于它依靠虚构本身而对读者施加影响。“杂语、狂欢、汪洋肆意、泥沙俱下、色彩斑驳……”这些词汇是评论者常用来描述和概括莫言小说语言特征的关键词。诚然如此。但这些关键词只是莫言小说语言在形式上的特征，而在其喧哗奔涌的语言浊流背后，则是一种充满了自信和说服力，“胡说八道”式的语言腔调。莫言自称是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的国王，但他所能真正掌握的不是题材、人物，而是语言。语言本身才真正决定了小说能否与读者取得关联，能否与读者建立精神上的沟通和联系。一部无法与读者建立沟通关联的作品是不成功的作品。小说同所有的艺术门类一样，它最终目的是为了与读者建立一种联系，并对读者施加影响。

莫言小说中多见这类持着“胡说八道”式叙述腔调的叙述者。他们叙述时滔滔不绝，极尽夸张渲染之能事，虚虚实实之间让人难以琢磨，但又很难不信服。例如，《月光斩》中给叙述者“我”发来E-mail的表弟。表弟煞有其事的叙述腔调使得一封日常的E-mail变成了散发着迷幻色彩的传奇故事。《一匹倒挂在杏树上的狼》讲述了一匹狼闯入了村庄，被打死后挂在一棵杏树上，被众人围看的故事。小说中有位章大叔也在围观的人群之中。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他与这匹狼的故事。原来，这匹狼花了十三年的时间不远万里来到这个村庄，是为了找章大叔报仇。从常理判断，章大叔的叙述不足为信。这是一个传奇得近乎神话的故事。但章大叔言之凿凿、煞有其事的叙述腔调产生了一种令人无法反驳的说服力和语言魔力，而这种魔力就是这部小说的魅力所在。

莫言小说中有很多“章大叔”式的善于讲故事的人物形象，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罗小通自称是一个“炮孩子”。而“炮孩子”就是谎话连篇，却能将谎话说得比真话还要真的孩子。《四十一炮》全篇就是罗小通滔滔不绝、真假掺杂、虚虚实实的讲述。而正是在语言虚与实的缝隙中，莫言有力地揭示出商业文明对农村传统道德、伦理的冲击以及人性的复杂和欲望的纠缠。

福克纳对莫言的启发不仅在于虚构的文学地理、叙述腔调上，更在于福克纳的历史观念以及他对人性的深刻洞察上。福克纳是怀着一种矛盾的心理在写作。他作为白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同时，他也意识到在他的时代里，白人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现实生活中黑人正显示出蓬勃的力量。但他在写作时，却忘记了自己的肤色和出身，而是站在人的立场上，而非族群的立场上，客观地描述了南北战争后美国南方乡村中各色人等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这鼓励了莫言站在人的立场上，客观地描述人性全部的复杂和秘密。莫言从不避讳肮脏和罪恶，他直面污浊和邪恶，他从人性的角度去考量问题。早在《秋水》和《红高粱家族》中，莫言就试图站在人的立场来描写人性中复杂、矛盾和混沌的一面。莫言在《红蝗》中所展现出的对人性的洞察，可能是他迄今为止全部作品中最深刻最酣畅淋漓的一部。食草家族的人们是善良和邪恶、高尚与卑鄙、人性与兽性的混合体。四老妈则是其中一位。小说讲述了四老妈在与四老爷成婚后，很快被喜新厌旧的丈夫抛弃，于是孤苦寂寞的四老妈红杏出墙。东窗事发之后，四老爷将其绑在驴背上，挂上破鞋游街示众。但莫言却将这一耻辱的场景描绘成富有宗教献祭意味的神圣场面。小说中的四老妈面对巨大的羞辱毫无退缩，相反，她端坐在驴背上的神态犹如菩萨端坐在莲花宝座那般庄严雍容。她的全身甚至还散发出神奇的馨香。莫言在《红蝗》中叛逆性地将一个与人通奸的妇女描写成一位饱受苦难的圣女、一位伟大的女性。《红蝗》的笔调是激越的，明显带有向传统道德挑衅的意味。作为莫言创作早期的一部作品，在《红蝗》异常激烈的试图挑战传统道德和审美情趣的叛逆姿态背后，我们看到了莫言为读者展示的一个混沌无解、野力勃发、神秘玄奥的人类心灵世界。但莫言在《红蝗》中对这个世界的展示略有用力过猛的缺憾。

《红蝗》中四老妈这个形象所展示出的异常复杂难解的人性与福克纳在《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所塑造的老姑娘艾米丽的形象有颇多相似之处。艾米丽出身南方贵族家庭，性格高贵矜持，乐善好施，但她在爱情中所展示的令人惊骇的疯狂、冷酷和执拗，又折射出人性中复杂和匪夷所思的一面。福克纳借助艾米丽的形象表达了他对复杂人性的深刻洞察，而这也是福克纳之所以成为一位伟大作家的原因之一。

此外，福克纳之于莫言与其说是启发与被启发，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不如说是文学世界中跨越时代和国界的知音关系。莫言的创作立场和人文精神表现出与福克纳惊人的契合和相通。尽管莫言在仅读了《喧哗与**》几页之后，就迫不及待地丢下福克纳的小说，着手开创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王国；但莫言却在电光石火般的短暂相遇的瞬间洞悉了福克纳那颗苍凉而落寞的灵魂。在福克纳的作品中，历史从未真正地消逝，它像基因一般顽强地存在于当代人的血脉中。人类总是不断地重复着自己在历史中所犯下的愚蠢、残忍和错误，但时间在不断消逝的同时，又不断地新生，并带给人类以希望。

在《红高粱家族》中，我们借助“我爷爷”、“我奶奶”的视角看到了一个依然鲜活生动、生命勃发的历史。在莫言的文学世界里，历史从来不是图书馆中毫无生命力的旧纸堆，它是混沌的、未完成的、与现在交织纠缠的巨大阴影和存在。正如人类无法摆脱自身的阴影一样，历史永远不会消失，它依然隐身在当下，并使得当下折射出别样的光彩。我们对历史的审视，也是对当下的审视。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莫言受邀参加《百年孤独》正式授权中文版首发仪式时，莫言用了“搏斗”[17]两字来描绘自己在文学创作中为尽力避开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巨大阴影所做的努力。但笔者认为莫言所说的“搏斗”，不仅是与“影响的焦虑”的搏斗，也是与大众习惯性观念“莫言是中国的马尔克斯或福克纳”的搏斗。笔者认为文化界一直存在着一种隐秘的文化自卑，即认为当代中国文学尚不能与西方文学平等对话。但限于篇幅的原因，笔者无法在本书就这个问题展开详尽的阐述，只能留待日后做进一步的探索。

纵观莫言的创作生涯，我们看到了一个一直怀着叛逆之心写作的莫言。这种叛逆之心源于莫言想要让自己的文学成为有别于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一种独特存在的强烈欲望。随着诺奖的加冕，这场漫长的搏斗似乎停止了。这也意味着围绕莫言与马尔克斯、福克纳进行比较研究的新开始。

如《百年孤独》中的吉卜赛人所言，万物都有灵性，只需唤起它们的灵性。莫言与马尔克斯、福克纳的相遇是莫言文学灵感被唤起的过程。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让莫言意识到自己不必跟在外国文学和大师身后亦步亦趋，文学的宝矿就在身边，就存在于个人的记忆中，就隐藏在民间之中。于是，莫言举起了“高密东北乡”的文学大旗，以煞有其事、言之凿凿的叙述腔调开始了他的创作，谁知“胡乱写作”竟成气候，后起的“强盗”有时还胜过前辈一筹。

不可否认，莫言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小说文体在其形成过程中还受到了多位外国作家的启迪。例如，德国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的《德语课》中儿童叙事视角以及富有说服力的细节描写、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现实主义手法，大江健三郎“边缘写作”的创作观念和艺术手法等。限于笔力，笔者就不一一展开，留待今后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