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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用耳朵阅读和对中国传统文体的借鉴（第1页）

第二节“用耳朵阅读”和对中国传统文体的借鉴

一、“用耳朵阅读”和早期文学启蒙

“一个作家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写作，在他还没有成为作家之前就已经确定了。他之所以用这样的语言来写作，他的语言之所以是这样的风格，跟他过去的生活全部都有关系。”[18]

莫言的童年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贫困的家庭和出身中农的尴尬的政治地位使得莫言没有机会接受完整的系统教育，但这也使得他的文学启蒙被迫从教室课堂转向了更加广阔和丰富的民间，使他“用耳朵阅读”代替了“用眼睛阅读”。莫言“用耳朵阅读”得来的不仅是乡野轶闻、狐鬼故事、集市上说书人口中的传奇演义，更是一种独特的叙述腔调。莫言小说语言以现代书面语为主体，但真正让他的语言具有高度识别度的原因在于一种“炮孩子”式的充满自信和说服力的叙述腔调。莫言起初并未意识到这种叙述腔调是将他与其他作家作品区别开来的重要文体特点；当莫言阅读到福克纳的作品时，福克纳的文学语言使莫言注意到了这种叙述腔调所具有的价值，也增强了莫言对于自己这种独特的叙述腔调的信心。莫言小说中虚实相间，充满了说服力的叙述腔调得益于莫言儿时“用耳朵阅读”的经验，得益于他对民间俗语俗调、口头文学的继承、借鉴和创新。尽管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可以通过后天刻意的训练而习得，但语言的精神气质内核是作家早期生命经历所决定的。故乡为莫言提供了文学素材，更塑造了莫言的语言。莫言的文学语言之所以与他同时代的拥有大致相同或相似的文学教育背景的作家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其原因在于少时在故乡的生命经历。

我觉得我的语言就是继承了民间的，和民间艺术家的口头传说是一脉相承的。第一，这种语言是夸张的流畅的滔滔不绝的；第二，这种语言是生动的有乡土气息的。在农村我们经常看见一个大字都不识的人，当你听他讲话时你会觉得他的学问大得无边无沿。他绘声绘色的描述非常打动人，语言本身有着巨大的魅力。炮人炮孩子，尽管你知道他是瞎说八道，但你听得津津有味，因为你会把它当故事听，这是一种听觉的盛宴。我想我的语言最根本的来源就在这儿。[19]

莫言小说语言的独特腔调，实际上是一种难以量化分析的语感。它是一种气场，一种吸引力。因为这种腔调，莫言的文本与读者建立起一种信任和默契。莫言也凭借这种叙述腔调恢复了小说最古老的价值：人类对故事的本能需求和在听故事时所获得的审美快感和乐趣。

《司令的女人》是一部具有莫言典型叙述腔调和风格的小说，也是莫言向民间的俗腔俗调以及充满了儿童趣味的顽童式语言的一次致敬。《司令的女人》讲述了“我们”的乡下伙伴，外号“司令”的儿时好友与下乡女知青的爱情故事。这个故事题材并不新颖，但《司令的女人》的美学价值体现在莫言在叙述时所刻意使用的一种独特腔调。小说对四字句式的大量使用，营造出一种顽童般诙谐、流畅、乡土的叙述腔调。

司令司令，你这懒种；日上三竿，太阳晒腚。东洼放牛，南洼割草；沟里摸鱼，河里洗澡；你去不去？不去拉倒。[20]

这种腔调不属于规范的书面语体系，也不属于任何意识形态体系。它属于民间，更属于乡村孩童还未被各种思想意识形态污染的自然本真的语言。《司令的女人》的语言实则是一种顺口溜式的语言，脱口而出、无拘无束、随意洒脱，天真中带有几分夸张和炫耀的语言。莫言模拟了语言初学者在刚开始操练语言讲述故事时一种跃跃欲试、自然本真，甚至带有几分浮夸的叙述姿态。《司令的女人》展现了莫言有意识地试图以一种民间的孩童的腔调来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叙述风格，以避免自己落入千人一面的书面规范语言和文人腔调的陈窠烂臼的一次努力和尝试。

莫言对当代文学语言的真正贡献在于他创造了一种“炮孩子”的叙述腔调，一种源于民间，源于混沌本真的生命体验，避开了书面语的叙述习惯，避开了文人腔调，虚虚实实、谎话连篇、率真洒脱、放浪形骸、粗粝狂野、毫无扭捏做作的叙述腔调。这个“炮孩子”拥有一个天真却又苍老的灵魂。他饱经苦难和屈辱，却依然对未来和人性怀有一线光明的希望。他怯懦软弱、愤世嫉俗，却又有着堂吉诃德式的浪漫多情。在他对人世的冷酷和丑陋加以无情的嬉笑嘲讽背后，掩藏着他挥之不去的不安、失落和悲伤。语言是他对抗黑暗和不公的唯一武器。他用语言喧哗的浊流编织了一个幻梦，在幻梦中，他携带着屈辱的烙印，怀着决绝之心，无畏前行，揭开了历史和人性中全部的光明与黑暗、混沌与无解。在幻梦中，他幻化为一个赤色的游魂，以宗教般悲悯的目光俯瞰着沉浮于欲望中的芸芸众生，俯瞰着淹没在时间迷雾中的历史的来路和去处；所有的创伤和绝望似乎都已在天真而沧桑的讲述中得到了宽解和消融，但所有的一切似乎也如同一场梦幻一样，从未发生，也从未改变。

《司令的女人》可以说是“炮孩子”的第一次登台亮相，而《四十一炮》则是莫言“炮孩子”叙述腔调的一次最集中的体现。也就是在这部小说中，语言的洪流冲破了肉体和语言之间的堤坝，连接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使得莫言所有类型的小说在《四十一炮》之后，彼此贯通，成为了一个整体。

如果说莫言“用耳朵阅读”得来的“炮孩子”式的叙述腔调构成了莫言小说文体的气韵内核的话，那么“用眼睛阅读”的经验则为莫言打开了一条通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与中国传统小说的道路。

莫言最早读到的小说是他的大哥管谟贤留在家中的《鲁迅小说集》，其中收录了《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等小说。除此之外，莫言早期的书面阅读经验还包括大哥留在家中的一套中学语言课本。这套课本收录了很多我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片段，这其中包括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三里湾》《李有才板话》，孙犁的《荷花淀》《白洋淀》。从这份阅读清单来看，莫言少年时期的阅读主要局限在中国乡土文学范畴。中国乡土文学滥觞于五四时代，经鲁迅、废名、赵树理、孙犁、“寻根运动”中的贾平凹、韩少功等诸位小说家的书写，其血脉一直延续到当下。即使在经济全球化、城市化的当下，乡土文学依然是中国文学的主流之一。乡土文学主要描述乡村地域特色和风土人情。在乡土文学发展早期，鲁迅和废名、沈从文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审美倾向和文体模式。鲁迅以意图“启蒙和救亡”的目光去审视落后、愚昧的乡野生活和其间的人们，而废名、沈从文则更侧重从城乡对立的视角去描写乡土的田园诗情和孕育在家乡风土中的温情。此后，中国乡土文学主要分为两大主流，即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和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新中国成立后，路遥的陕北，汪曾祺的高邮，以及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寻根文学”，都继续延绵着乡土文学的血脉。纵观中国乡土文学的发展，莫言的文学气质与赵树理更加贴近。莫言和赵树理都拥有从乡村走向城市的相似经历，这使得他们都采用了一种平视，而不是启蒙主义者俯视的视野去审视乡土世界。《李有才板话》中所使用的大量的快板，富有韵律的民间俗语俗调，与莫言“炮孩子”叙述腔调有几分相似之处。但莫言的语言比赵树理更加混沌而复杂，而不像赵树理那般简洁明快。不过，赵树理的小说语言带给少年莫言更多的是一种提示和肯定：原来小说也可以用这种俗语俗调。莫言在20世纪80年代与马尔克斯、福克纳的相遇更增强了他对于这种避开了文人腔、书面腔的土言土语的信心。

在莫言早期的文学启蒙中，鲁迅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鲁迅对莫言的影响首先展现在写作主题上，如“吃人”和“看客”主题。莫言的《灵药》和《酒国》无疑延续并发展了鲁迅的“吃人”主题，而《檀香刑》则是对“看客”主题的继续探索。但莫言似乎走得比鲁迅更远。他在《酒国》中不仅批判了吃人的人，他还试图拷问出批判吃人的批判者内心深处的心魔。他在《檀香刑》中不仅刻画了看客的心理，更重要的是他还平等地展示了行刑者和受刑者的精神世界。

鲁迅对莫言的影响更体现在鲁迅对自我严苛的审视和自省上。莫言是中国当代小说家中最富有鲁迅式“自省”精神的一位。莫言在试图揭开被各种意识形态所遮蔽的真相的同时，也无情地嘲讽着写作者内心潜藏着的道德优越感和超然感。莫言在多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名叫“莫言”的人。《酒国》中的“莫言”或许是当代文学史中道德立场最值得质疑的“作家”形象。“莫言”是否吃了红烧婴儿成了《酒国》众多谜团中最令人不安和惊骇的一个谜。正是因为真相的不确定性、真实与虚构之间界限的溶解，使我们开始思考，我们之所以纠结于“红烧婴儿”的真假问题，根结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都隐藏着一个心魔。当我们用语言给“红烧婴儿”披上修辞性的外衣时，我们是否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红烧婴儿”大餐？“小说家言，何必当真”背后的潜台词和质问是：不必当真，就可以安心吃婴儿吗？莫言将“红烧婴儿”之谜抛给读者的同时，也对读者发出了诘问。此外，莫言在散文《月光如水照缁衣》中坦诚了鲁迅《铸剑》对自己的哲学观念和小说手法的启发和影响。鲁迅在《铸剑》中所塑造的黑衣人即是鲁迅自省精神的象征和化身。黑衣人超越了善恶，超越了愤怒，超越了肤浅的同情和怜悯。他厌恶一切，甚至厌恶自己，他成为一块寒冰，照见了人性中最隐秘的矫饰、伪装和幻觉。“黑衣人”代表的是一种质疑一切的精神。莫言试图继承这种精神。《白杨林里的战斗》是莫言小说中较少有人关注的小说。小说叙述了“我”目睹了村里一群少年的械斗，忽然一个神秘的黑衣人飘然而至站在械斗的少年们中间。这个黑衣人似乎有神魔一般的力量，可以控制少年们的意志，更能决定少年们的生死。“我”抱定牺牲自己的决心请求黑衣人不要伤害这些少年，却遭到了黑衣人无情的嘲讽。黑衣人如同一把锋利的匕首剖出了所有“高尚”的情感和品质底下的懦弱、虚伪和自以为是。黑衣人消解了“我”从苦难中得来的全部的经验和思想观念。他洞察一切，质疑一切并消解一切观念化的思想。这个神秘黑衣人即是莫言对鲁迅最充分和彻底的致敬。

二、“大踏步撤退”和学习蒲松龄

早在1986年，莫言对自己提出了四个努力的目标和方向：“一、树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对人生的看法；二、开辟一个属于自己领域的阵地；三、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人物体系；四、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叙述风格。”[21]

其中，“形成自己的叙述风格”无疑是莫言在创作中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莫言在很长时期内被视为是中国的马尔克斯和福克纳，他小说的叙述风格也被顺应地解读为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风格。莫言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文体风格，方能逃离马尔克斯和福克纳这两座“灼热的高炉”。因此，莫言三十余年在小说文体上的不懈探索和实验，也是一场漫长的与两座“高炉”所投射下的巨大阴影搏斗的过程。2006年莫言在鲁迅博物馆演讲时坦言道：直到写作《檀香刑》时才感觉具备了与西方文学平等对话的能力。[22]

莫言在《檀香刑》“后记”中写道，这是一次有意识的“大踏步撤退”。《檀香刑》对中国传统戏曲“凤头、猪肚、豹尾”结构的借鉴，使得评论家将目光再次投向了中国当代文学如何继承和学习中国传统小说的问题。而《生死疲劳》中章回体体式的使用，更加引发了有关中国当代文学如何向中国传统小说学习和借鉴这一话题的热烈讨论。

但笔者认为莫言小说文体对中国传统小说的学习和借鉴并非始于《檀香刑》。早在20世纪80年代莫言创作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如《神嫖》《夜渔》《翱翔》《地震》《良医》中，莫言就展示了他的小说与中国小说传统的血脉关联。这些短篇小说多具中国传统笔记小说的风格，往往于短小的篇幅中展现作家的独特匠心，如《神嫖》就颇有《世说新语》的遗风，散淡叙述下的区区小事就将来自民间的潇洒豁达、狂放不羁的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夜渔》的气质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志怪、神幻小说，但讲述的却是现代的故事。

莫言于20世纪90年代发表的《酒国》，如今已然成为当代文学名著。诸多评论家都关注到它复杂的叙述结构和杂语狂欢化的语言，却少有人关注《酒国》中两个具有志怪风格的镶嵌文本，即李一斗的习作《一尺英豪》中所转述的《酒国奇事录》记载的余一尺与杂技女艺人的故事，以及《猿酒》中引录的酒国孙翁寻觅猿酒的故事。这两则故事情节神幻离奇，语言古雅清峻，很显然是对《搜神记》等志怪小说的模仿。

但中国小说传统对莫言所产生的最大影响则来自蒲松龄以及他的《聊斋志异》。1987年，莫言写作了一篇名为《学习蒲松龄》的小说。小说讲述了“我”的祖先得知“我”是个作家，便拉着“我”去拜见祖师爷蒲松龄。蒲松龄对“我”说：你写得还行，但比起我还是差远了。于是“我”磕头认师。莫言以小说化的诙谐手法坦诚了自己与蒲松龄的师承关系。

蒲松龄对莫言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莫言在小说情节上对《聊斋志异》的借鉴和化用。

《透明的红萝卜》的黑孩子拥有着异乎寻常的感受力和想象力，他能够听到头发落地的声音，可以隔着数百米听到鱼儿在水里吐泡的声音。这种异于常人的惊人感受力让人联想起《聊斋志异》中《司文郎》中的那位盲僧。盲僧嗅到坏文章就会大口呕吐，嗅到好文章便觉得香气扑鼻。《檀香刑》中赵小甲借虎须看到人的原形的情节亦和《聊斋志异》中的《梦狼》的情节有颇多相似之处。《梦狼》讲述了河北一位老汉担心身居官位的儿子贪赃枉法，很想去儿子任职的地方看一看。恰好家里来了一位会施法术的亲戚。老汉便通过梦境造访了儿子的官衙。在梦境中，儿子早已变成恶狼，其官府内外、坐卧立行均为狼，府内白骨如山。而儿子竟然想用死尸招待自己的父亲。《檀香刑》中半憨半傻的赵小甲能看到每个人的原形：眉娘是条吐着紫色信子的白蛇，赵甲是头瘦黑豹子，钱丁是头胖硕的白虎……

《生死疲劳》的故事情节很明显地借鉴了《聊斋志异》中的《席方平》。对此，莫言也毫不讳言《生死疲劳》西门闹死后大闹阎王殿，在阴阳界来回穿梭的故事是对《席方平》情节的借鉴。

“几十年前我没开始写作的时候，就知道蒲松龄，童年时期读得最早的也是蒲松龄的小说。我大哥考上大学后，留给我很多书。其中一册中学语文课本里，有一篇蒲松龄的小说《席方平》。尽管我当时读这种文言小说很吃力，但反复地看，意思也大概明白。这篇小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2006年，我出版了长篇小说《生死疲劳》。这本书出来以后，有人说我是学习了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山东大学马瑞芳教授看完后对我说，莫言，你是借这本小说向蒲老致敬。”[23]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发掘以下两个信息：第一，在创作《生死疲劳》之前，莫言阅读过《席方平》，这篇小说还给莫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莫言并不认同《生死疲劳》受到了西方“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的影响，而是认为《生死疲劳》效法的是蒲松龄《聊斋志异》的艺术手法，这种艺术手法是充满了中国本土“魔幻”意味，“以幻写实”的艺术手法。

蒲松龄对莫言的影响不仅局限在小说情节的借鉴和使用上，更在于蒲松龄的艺术创作手法带给莫言的启示。这个启示可以在《学习蒲松龄》这篇饶有趣味的短篇小说中找到端倪。“祖师爷从怀里摸出一只大笔扔给我，说：‘回去胡抡吧！’我接住那管黄毛大笔，低声嘟哝着：‘我们已经改用电脑了……’祖先踢我一脚，骂道：‘孽障，还不谢恩！’我又给祖师爷磕了三个头。”[24]

莫言假托梦境，在诙谐嬉笑中，透露了自己从蒲松龄处继承的小说创作的秘密，那就是“胡抡”式的写作手法。“胡抡”自然是莫言对自己写作风格的调侃和自嘲。但“胡抡”这个看似随意，甚至有些亵渎创作“神圣性”的词语，却指出了蒲松龄对于莫言的最大意义在于，蒲松龄以他的文学在不断地提醒莫言将自己的胆量和想象力从传统现实主义的藩篱中释放出来。怪力乱神、鬼怪狐媚、荒诞不经、离经叛道之中往往蕴藏着人生的秘密和真理。

《聊斋志异》的情节多是荒诞不经、奇幻不实的，但它对人世的洞察和对人性的揭露却远远超过了传统现实主义作品所能达到的深度。莫言自称为现实主义的喽啰，但很显然，莫言的现实主义是一种富有创作个性的现实主义。瑞典学院将其命名为“幻觉现实主义”，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不是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而是根植于齐鲁大地上千百年来流传的鬼狐传奇、花精狐媚、豆棚鬼话、民间街谈巷议的中国魔幻。莫言的“幻觉现实主义”的血统起源于蒲松龄以及蒲松龄之前的中国传统小说中的志人、志怪小说。浊世不用庄语。在混浊的人世，庄重的语言不足以警醒人们。蒲松龄借助讲述狐媚鬼魅之事，记述秋坟鬼唱诗，以曲笔和谐笔，为读者异常清晰地展示了人间的残酷和黑暗，人性的暴虐和贪婪。

《酒国》是莫言“幻觉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也是对《聊斋志异》中《画壁》的创造性化用。

《画壁》讲述了朱孝廉和好友孟龙潭偶然在一座寺庙里看到一幅描绘着散花仙女的壁画。朱孝廉深为这幅壁画中一位美貌少女所吸引，恍惚中，他感到自己驾着云雾来到了壁画中。朱孝廉见到了自己倾心的仙女，并和她成了情侣。孟龙潭在寺庙里游玩，但久不见朱孝廉，就请教寺庙中的老僧。老僧用手指弹着壁画说：“朱举人您游玩这么久了，该回来了吧。”随着话音，壁画上竟出现了朱孝廉的像。他侧耳站立，似乎听到了老僧的呼唤。于是，朱孝廉从壁画里出来，精神恍惚，如大梦初醒。这时他们再看壁画上的那位仙女，已经不再是少女的装束，而是已婚妇人的装扮。朱孝廉大惊，向老僧请教。老僧笑言：“幻觉生自人心。”

《酒国》没有直写狐媚鬼怪，情节上与《画壁》也并无任何相似之处，之所以说它是对《画壁》的化用，实则是指《酒国》的幻觉是《画壁》中异史氏所言：“幻由心生”之幻。这种“心生之幻”不同于鬼魅世界中的“虚构之幻”，而是人性欲望催生出的幻觉。而《酒国》正是通过对人性邪恶所催生的“心生之幻”的深刻揭露，使得《酒国》不仅深化了鲁迅开启的“吃人”主题，并深入挖掘了存在于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心魔。因此，尽管《酒国》叙述的是人间之事，但整部小说却令人读时如处魍魉世界，顿生冷汗。这是因为《酒国》写出了人心深处的心魔。《聊斋志异》是以鬼喻人，但《酒国》却直接将批判的刀锋对准了人，直接写出了人若有心魔，即是鬼魅。《酒国》通过对小说叙事的虚构性的主动暴露，通过设置与真实作家莫言相同姓名相同经历的小说人物“莫言”，极大地增强了作家心灵自我审视的力度，从而使得小说文本本身成了照妖镜。持镜人（作家）本欲照妖，却照出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心魔。心魔所在，即是酒国。

《酒国》的魅力在于它以酒国之幻、红烧婴儿之幻，对《画壁》中异史氏所言的“人有**心，是生亵境；人有亵心，是生怖境”[25]，做出了现代阐释。莫言不仅继承了蒲松龄的衣钵，他更试图比蒲松龄走得更远。《聊斋志异》中总有一位异史氏对所述故事做出意义阐释。而这位无处不在的异史氏正是蒲松龄的化身。但正如莫言自嘲“后起的强盗总是比前辈的强盗更大胆”[26]，莫言在《酒国》借“莫言”之口说出了“小说家言，何必当真”[27]。这句话，正是莫言对自己“以幻写实”的才华带有几分狂妄的自信的证明。

蒲松龄对莫言的启发也在于如何通过细节描写来加强虚构性的故事对读者的说服力。《聊斋志异》通篇写鬼幻之事，但却让人不觉其虚假，其原因在于大量富有生活气息的细节。《阿纤》讲述了老鼠精阿纤变化为美丽女子帮助丈夫置业兴家的故事。化为人形的阿纤与人间女子无异，但她一生都有储存粮食的习惯。而这个习惯正是老鼠的生活习性。正是这个细节使得故事有了令人信服的真实感。《聊斋志异》中充满想象力的细节描写源于生活经验。这种源于真实生活经验的细节增强了小说的说服力，并加强了虚实相间、以幻写实的艺术效果。

莫言非常重视小说的细节描写。细节描写使得小说与读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信任，有时，细节更可以突出强化作者的主题意图，如《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一篇。小说讲述了侯七的奇遇。侯七在回家途中看到一个神秘的女人骑着驴子在长安大道悠闲地漫步。她身后还跟着一位守护她的骑士。他们高贵超然的气度令人瞩目，也令人猜测他们的身份和可能做出的惊世骇俗的举动。于是，侯七和路人们都被骑驴美人和她的随从所吸引，纷纷跟随在骑驴美人身后。最终，在围观者渐渐散去之时，驴子忽然拉出了十几个粪蛋子，白马也拉出了十几个粪蛋子。小说到此也戛然而止。

小说结尾处的这个细节是这部小说的寓意所在。“粪蛋子”不仅泄露了这头在长安大道悠闲漫步的驴子与它的同类一样平庸的实质，也揭示了驴子的主人，那位骑驴美人实则也是与侯七们一样庸俗无趣的凡人。这部小说的细节击碎了作者刻意营造的梦幻，解构了某些所谓神圣、高雅、尊贵之物故弄玄虚、自我魅化的诡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