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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第1页）

结语

我对梦境十分迷恋，好的文章应该有梦的境界。文学发展到如今，纯粹写实的东西还有什么意思呢？电视有声有色，小说如何能比？小说只能写梦、写寓言了。杂种往往是生命力比较强的东西，好的小说，也应该是杂种，就像骡子一样。骡子是马非马，是驴非驴……小说是什么？小说是梦境与杂种。[1]

“梦境和杂种”这个带有少许自嘲和狂放情绪的词组不仅道出了莫言的小说观念，也显现出莫言小说文体的核心特征，如充满幻梦感的寓言化风格，戏剧性场景，混合式文体，杂语化的语言等，更包含了一个对莫言文学创作历程的诗意的概括和隐喻：梦境。

莫言从“为了能过上一天三顿吃饺子的生活”的卑微却质朴的梦想出发，笔耕不辍三十余年，终于在2012年站在举世瞩目的诺贝尔领奖台上，实现了自己的文学梦想。三十余年的时光见证了梦想内涵的悄然转变。正如莫言在诺贝尔奖晚宴致辞中所言：“我是一个来自中国山东高密东北乡的农民的儿子，能在这样一个殿堂中领取这样一个巨大的奖项，很像一个童话。”[2]“梦境”二字贯穿了莫言的人生道路和文学道路。

在20世纪80年代的最初几年里，莫言的文学创作处在影响的焦虑所带来的巨大阴影中。毋论那些屹立在遥远地平线上的古今中外文学经典所延绵出的巍巍山脉，就仅是那些已然在文坛上享受盛誉的文学前辈和同行所创作出的丰硕成果就足以让出身农家、没有受过系统教育、初出茅庐的莫言感到沉重的压力。莫言在创作《透明的红萝卜》之前，作品数量虽不少，但多是没有鲜明个性的庸常之作。在这个彷徨迷茫的短暂时期里，莫言一直在题材、手法上左突右撞，试图寻找突围的路径。他描述了海岛、军营、乡村、小镇等天南海北的生活，塑造了各色人物，也使用了当时流行的艺术手法和风格腔调，但这些作品基本上可以判断为是一些艺术形式上相对精巧和完整的小摆设。在这个时期，他的灵魂、他的童年记忆、他潜在的才华还处于沉睡状态。他的整个人、整个生命和灵魂与他的作品是分离的。莫言这个时期的风格如同处女作《春夜雨霏霏》中的女主人公一样，为赋新诗强说愁，真诚稚嫩中不免透出矫揉造作的刻意和别扭来。1985年莫言做了一个辉煌的梦境，他梦见一位姑娘用鱼叉叉着一个红萝卜迎着阳光走去。于是，莫言写出了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这个梦改变了莫言的文学道路，也部分地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在这个梦里蕴含着莫言文学大厦中最重要的情感基石和底色，那就是饥饿和孤独。饥饿和孤独本是莫言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和“梦魇”，但多年之后却成为莫言最珍贵的文学创作资源和财富。

在莫言的文学世界里，梦境与回忆总是纠缠着的。莫言从不曾真正停止过回忆，他的目光总是忍不住投向童年、历史、逝去的时光。他从未告别过童年，他的作品中总有一个黑孩的幽灵在徘徊，即使是在那些他所塑造的成人形象，如余占鳌、余一尺、司马库、罗小通等人的躯体里，也隐藏了一个干瘦如铁的黑孩。《透明的红萝卜》的黑孩是他所有小说中孩子形象的领袖。莫言始终不能放弃以儿童的天真之眼去观照这个世界。这源于他心灵深处对时间流逝的恐惧、对残酷人世的愤怒、对苟营偷生的无奈，更源于他叛逆和反抗的精神品格。莫言以秃笔作剑来对抗社会的黑暗和腐朽，人性的虚伪和冷酷，命运的诡谲和无常，更以文字营造梦境，在梦境中弥补生命中的苍白和遗憾，圆满个体生命中的不可避免的失落和丧失，揭示被各种意识形态、宏大叙事所掩饰的历史和现实的真相。

梦境汇聚了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了莫言的童年记忆和生命体验。自此，在“透明的红萝卜”梦境的启迪下，莫言的童年记忆和生命体验的大门轰然打开。回忆、感觉、情绪如洪水一般奔涌而至，并给莫言的小说带来一种有色彩有温度有触觉的血气充盈的生命质感。1986年莫言阅读到马尔克斯和福克纳的作品，这对莫言而言是醍醐灌顶式的启迪和唤醒。莫言领悟到自己苦苦追寻的文学宝库就蕴藏在童年记忆里，就蕴藏在始终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乡土民间世界中。于是，他凭借一股血气方刚的豪迈揭竿而起，试图借助马尔克斯马孔多小镇和福克纳约克那帕塔法小镇的模式，建立其自己的文学根据地“高密东北乡”。自此，莫言走出“寻根”的彷徨，凭借着本能和直觉，选择“扎根”在梦境与回忆、历史与现实缠绕杂生的高密东北乡。在高密东北乡这个文学时空中，历史与当下、城市与乡村、民间叙事、神话传说、官方意识形态话语得以展开多重对话。在这狂欢喧哗的对话中，莫言揭开了被各种意识形态遮蔽的历史的另一种面貌，更通过对生活在其间的人们生存状况和命运的高度的艺术概括和揭示，传达出人类普遍的生存规律和人性倾向。这个本土性、地方性的文学故乡实现了地方与普世的交汇，为莫言赢得巨大的荣誉。莫言的成功离不开他身处的时代赋予他的幸运。中国国力在近几十年的增强，尤其是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世界文坛不得不开始关注中国文学的发展。而这正是莫言的幸运，他生逢其时，他走进了世界文学的视野。时代赋予了他创作的全部灵感和被世界文学关注的幸运。当然，莫言成功的关键更在于他创造了一个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文学世界。

莫言小说所涉及的题材和他所掌握的素材与其他作家前辈、同时代作家相比，并无特异之处。但读者以及研究者在阅读莫言小说时，却总感觉到文字所显露出的一种“与众不同”的特质。这种“与众不同”之处就是莫言小说的文体风格。本文选择从文体学角度切入莫言文学世界的原因，就在于试图通过对莫言文体各个构成要素的分析，找出莫言小说文体的独特特征，探究在其文体特色背后所折射出的作家的思想观念、价值判断、创作立场，甚至是哲学理念。

首先，莫言小说文体在体裁层面上表现出文备众体的混合和“杂种”的特质。莫言不断尝试在小说文体框架下融入诗歌、散文、戏剧等其他文体因素，并创造出一种灵动多姿、不拘一格的小说文体。其中，莫言小说对戏剧文体因素的融合使得莫言小说呈现出高度戏剧性的特征。莫言小说的戏剧性深刻地体现在，它已经内化为小说文本内部复调式的旋律本身，并渗透到整个小说中去。

其次，莫言小说文体特征也突出体现在对时间和空间的叙事上。莫言小说所呈现出的两种典型的时间形态，即“个人时间对史诗时间的反叛”和“情感化的时间形态”，有力地消解了革命进化论和政治历史阶段论的时间逻辑，并以其富有创造力的示范意义给当代文学带来新的启示。“舞台”是莫言小说中一种蕴含着哲学意味和政治隐喻的重要的时空体类型，舞台时空体是莫言对现实、历史以及人性的体认和价值判断在小说中的投射。

再次，莫言小说文体的寓言化风格。莫言以寓言性的诉求表达了他对历史和当下的理念和情感。其中，历史与当下现实是莫言小说中最重要的书写主题和寄予寓意的对象。在对当下现实的叙事中，莫言以幻梦入文，在凸显了其作品现实性和写实性的同时，也提供了描述现实的一个角度、一种价值立场的切入、一种超越现实苦难的途径。莫言的历史叙事则呈现出“传奇化”的特征。莫言笔下传奇化的历史叙事体现了民间的价值判断和对历史的想象，它也提供了在官方历史之外的另一种历史。

最后，莫言的小说语言也是一种“杂种”式的语言。莫言通过对各种话语系统的杂糅和化用，创造出一种个性化、陌生化和狂欢化的语言。此外，莫言的小说语言也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倾诉欲望和情感诉求。莫言小说语言也从西方绘画，尤其是印象派、后印象派画家那里获益良多，并使得其语言与绘画艺术中的色彩和造型两要素形成了一种跨越艺术门类边界的契合。同时，莫言严谨的理性，为他丰盈饱满的色彩和感性建构起坚实的结构与造型，从而将瞬间的印象化为永恒的建筑。

莫言富有个人风格的小说文体的形成是一个经由西方文学的启发而将目光转向乡土民间文化资源和中国古典小说伟大传统的过程。任何一位优秀的小说家的文体资源都是丰富和广博的，但他们全部的优势和才能就在于他们创造性地继承了这些伟大的资源，并将其转化为具有个人鲜明风格的文体。

莫言坦言：“所谓手法、风格的不同，实质上是人的本质的不同。”[3]文体是作家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外化。我们讨论莫言小说的文体问题，归根结底要回归到莫言本身上来，他的生命历程、创作立场，他对时代和历史问题的回应以及他的思想演变上。

在三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莫言始终直面现实，他的小说如瑞典学院授奖词中所言，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生活。他以自己独特的风格使得历史和当代现实在小说中得到深刻的概括和幻梦式的展示，并使其个人风格超越了小我的主观感受和情感，从个人意识中透示出时代意识。莫言如同堂吉诃德这位浪漫多情又处处不合时宜的孤独骑士，怀着对人性良善和世界光明前景的悲观中不失乐观的坚定信念，以笔为剑，执拗地行走在文学道路上。三十多年莫言保持了强劲的创作势头，不断努力探索和更新自己的文体风格，而这丰沛的创作力背后的秘密在于其思维方式和文学理念，在于其主体性和创作立场对时代思潮持续的回应和呼唤。

在莫言的小说中，始终有一个主角，那就是他自己。在《生死疲劳》《酒国》中，这个人物直接以作家的名字出现，而在一些作品中，这个人物换了个名字，但是实质上仍是莫言通过这个人物审视自我的一种手段，如《红蝗》中的“我”，《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红高粱家族》中的“我”，《蛙》中的蝌蚪等。纵观莫言的小说，我们观察到叙述者主体性的不断分裂和地位下降的运动轨迹。叙述者成为了一个人物，成为被叙述者，被放置在客体的位置。叙述者地位的演变折射出的是莫言内心深层的心理隐秘，他的羞耻、软弱、对于自身弱点的恐惧，如《酒国》中的“莫言”和《蛙》中的“蝌蚪”；他作为文人对现实的无力感，如《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红高粱家族》中的“我”、《**肥臀》中的上官金童。可以说，莫言的全部文学写的都是他自己，而这个自己却被强大的虚构能力巧妙地掩饰起来。诚如袁于令在《西游记题辞》中指出“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故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魔非他，即我也。”莫言的创作生涯是一个漫长的自我审视的过程，是作为一个写作者、文人对于自身的命运和使命不断认识的过程。他的精神世界随着年岁的增长、历史经验的积累，变得沉静宽厚和开阔，但他从未减弱对自我和外部世界戏谑、批判的力度。莫言小说潜藏的巨大的道德力量源于他善良的天性和对自我不断修正的追求。莫言用写作，使自己的人格得到不断的修正。在写作中，他的道德观、历史观使得他自觉地找到了复调、戏剧性的诗学结构。他赤子般的天性使得他的小说语言呈现出杂语喧哗、戏谑幽默的狂欢特质。他的想象力弥补了他知识的不足。在他强大的情感之力下，他通透深刻的感觉使他获得了思想，使他敏锐地指向社会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天才式地预感到了某种变化的征兆。他的作品，因为他温厚软弱的天性而呈现出暧昧、不彻底和意义的混沌，但也正因为这种混沌无解，使得他的作品具有更大的意义阐释空间。如果说这篇论文中有少许可供借鉴的意义，那这意义或许就在于笔者试图在他丰饶多变、摇曳生姿的文体形式背后，在结构、语言、叙事美学等诸多细节背后，发现他的思想性与其作品文体特征的关联，他对人的发现、理解和同情。

在文学道路上，莫言是一个孤独者，也是一个叛逆者。他拒绝被归属于任何一个派别，而是执拗地选择了自己的道路，做了只听命于自己内心追求的孤高者。莫言在小说文体上的不懈探求是一场与自己的漫长而艰难的搏斗。莫言小说独特的文体特征既是个人才华的彰显，也是个人风格的局限和隐忧所在。因为当个人风格发挥到淋漓尽致之时，也是其容易滑向自我膨胀和过犹不及的危险之时。在《生死疲劳》中，莫言将其汪洋肆意、狂欢喧哗的语言风格发挥到淋漓尽致，但也不免显露出因为过于圆熟的技巧而使得这部小说的语言有一种“油滑”和“炫技”之感。莫言力求不重复自己，力求风格的创新和多变，但不免因力有不逮而捉襟见肘。他在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中几乎把所有的小说技法都演练了一遍，也正因为技法的成熟而使得他的写作陷入了困境。这种困境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已经显示。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加冕在为莫言带来荣誉的同时，也带给他沉重的压力和巨大的挑战。盛名之下的莫言的创作必然会受到更广泛，甚至是更为严苛的关注。他所面临的压力来自过去所取得的成绩，也来自国内读者，甚至是全世界读者对其作品的期待。获奖之后的莫言陷入到繁忙的社会事务中，这令关心他写作的人们开始担忧他是否能回到获奖前平静的书斋生活。在当下这个喧哗浮躁又无比复杂的时代，莫言被社会中各种力量，这其中包括了商业、政治意识形态，赋予了远远超过一位作家所能承载的“意义”。尽管莫言是一个低调而安静的人，但“树欲静而风不止”，诺奖的光环依然会使得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一种居高难下的处境。这必然带来他与当下千变万化的现实生活的疏离。莫言的创作资源主要来自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乡村记忆，他小说中的人物原型都是他的前辈以及和他同时代的共同生活过的人。经过三十余年的创作，莫言的写作资源已经显现出枯竭的态势。他对当下的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缺少感性、深刻的理解。他作为一位享有盛名的写作者，与巨变中的城市和乡村年轻人在精神上的疏离，让他很难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莫言面临着双重“失根”的危险。莫言从未真正地理解城市生活，他无法从城市生活中获取有用的素材；但即使是面对乡村，当下处在城镇化巨变进程中的农村也早不是他熟悉的模样，莫言又不可避免地再次成为农村中的“失根”者。莫言曾经的写作道路是无比宽广的，但目前莫言的写作生涯似乎走到了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状态。如何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找到一条新的道路，是莫言在未来的写作中所要解决的难题。2012年，莫言因为“讲故事”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获奖后，围绕这个奖项又发生了各种故事。因此，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是一个新闻事件，它更成为一面折射人性和社会百态的镜子，一个广阔的舞台，一个巨大的梦境。莫言从卑微的“饺子梦”出发，到走到万众瞩目的舞台中心领受世界性的荣誉；这段漫长而艰辛的历程和获奖前后个人生活的变化都不禁令人生出犹如一梦的慨叹。对莫言的文学创作而言，获奖既是严峻的考验，也是突破目前写作困境的机会。诺贝尔文学奖世界性荣誉的降临，犹如一个巨大的梦境进入到莫言的现实生活中。这个梦境提供给莫言一个观察世界和人性的独特而珍贵的视角。在这样一个新的梦境里，莫言如何突破小说技法和创作资源的困境，如何将目前这个巨大的梦境与现实融合起来，或者说用什么样的现实来匹配当下这个巨大的梦境，将构成对他的才华也是对他人格力量的巨大考验。

[1]莫言：《梦境与杂种》，台北，洪范书店，1994，第3～4页。

[2]莫言：《盛典：诺贝尔文学奖之旅》，台北，远见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3，第164页。

[3]陈薇、温金海：《与莫言一席谈》，《文艺报》1987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