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米小说网

近代日本的汉籍翻译及其意义（第1页）

近代日本的汉籍翻译及其意义

——以田冈岭云的“和译汉文丛书”为例

刘岳兵

一问题的提起：“训读”论所开拓的新世界

2005年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了大型跨学科研究项目“东亚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以宁波为焦点的跨学科创新”。其研究成果已经以“东亚海域丛书”（汲古书院2010年开始出版，已出版12卷）和“划向东亚海域”丛书（东京大学出版会2013—2014年出版，共6卷）形式面世。这个项目有许多闪光点，比如，力图克服所谓“一国史”观，将原来的以陆地为“国界”的纵向的历史叙述扭转为以“东亚海域”为平台的横向联系的历史知识发掘。这的确如是一次崭新、果敢的挑战。课题的设计者和一些参与者，当然不以发掘新的历史知识为满足，而是企图通过这个项目来改变读者的“世界观”。他们以什么方式，力图创造出一个怎样的世界呢?其手法或许很多，在我看来最引人注目，而且已经影响到国内学界的，莫过于所谓“训读”论所开拓的世界。

训读是日本传统文化中接受中国典籍的手段或方式，近代以来，随着日本“国民国家”建设的需要，其得失利弊时常被论及。但是将训读论提升到“世界观”的层次来加以讨论，是上述项目的成果《训读论：东亚汉文世界与日本语》（2008年）及《续训读论：东亚汉文世界的形成》（2010年）两本论文集121的目标所在。2011年10月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主办的“东亚中的日本文学：训读、翻案与翻译”国际研讨会3，或许可以视为日本学界的这种努力在中国的反响。而《日语学习与研究》2012年第2期推出的专栏“训读与东亚汉字文化圈”则为这种反响提供了可以广泛阅读的学术文本。中村春作和金文京两位上述“训读论”的代表人物都在此专栏亮相，分别发表了《“训读”论开拓的世界》和《东洋汉文训读起源与佛经汉译之关系——兼谈其相关语言观及世界观》，这两篇文章都是其相关代表作的浓缩或提要。

简言之，他们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一个什么“东亚世界”，“东亚世界”是随着汉文文化世界的展开而形成的。以作为文化翻译的“训读”作为方法，旨在打破汉字即中国这种自明的前提，而通过对汉字文化的重新理解来将“东亚的国家相对化”。进而指出由于中国本身也存在多种语言，因此汉文训读问题在中国自身也存在，中国本身也是由汉字来统一那些曾经使用不同语言的国家而产生的。以“训读”论为方法在使东亚国家相对化，特别是将中国相对化的同时，赋予“训读”论以普遍意义，即强调“训读”论不单是“日本独自的”技法，在东亚汉文世界的形成中具有普遍的意义，甚至不惜将中国人以现代汉语翻译古文也视为一种“训读现象”。这样“东亚世界”就由“汉字文化圈”变成了“训读文化圈”。上述项目负责人特别点出从894年遣唐使的废止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这1000年间，中日“尽管几乎没有正式的国交，但是进行了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这些对于在日本创造所谓‘传统文化’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小岛毅语）。在这一历史过程中，“训读”从产生到普遍化、制度化，甚至“身体化”而成为日本的“知识体系”和“教养”的基础。“训读”对于日本“传统文化”形成的意义，或者说“训读”本身的思想文化意义，在“训读”论者眼里，很明显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纯粹的学术世界中的问题，他们所力图开拓的世界，即“训读的文化圈”，实际上就是以日本文化为主导的“新世界”。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I?1。

当然，“训读”论者提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性的问题，比如，中村春作提出“所谓‘汉文’获得公民权，而被广泛地学习，是在江户时代后半期以后，准确地说是明治时代之后的事。汉文的世界作为大众化的“知识’而被身体化（即血肉化——引者）实际上是在19世纪。‘训读’就是与这种知识体制分不开的”6。明治时代，尽管出现了不少新制的汉字词汇Z，但同时围绕汉字的兴废也展开了论争。明治时代的日本人是如何阅读汉籍的，汉学、汉籍的翻译在当时具有什么意义，这当然也不仅仅是个语言学的问题[81。

二明治后期汉籍翻译管窥

关于明治儒学对于明治时代乃至近代日本思想文化的作用，早就有人提出：一方面它为接受西方思想提供了基础，同时也阻止了欧化主义极端化，起到了调和的作用。191但是一些明治时代的儒学家（汉学家）对当时汉学界的状况并不满意，1879年6月15日，后来成为东京大学教授（1883）和史学会创始会长（1889年）的重野安绎（1827—1910）在东京学士会院发表《汉学宜设正则一科，应选少年秀才留学清国论说》的讲演。讲演开篇即指出：“今之汉学者，皆由普通变则而成，决不可称之为正规途径培养（正则）的专家。因为不是正规的专家，在教学上就有种种弊端，本来有用的却成了无用之物。汉学之实用，于我国终无尽期，此后必然更加迫切需要。”表示其讲演的目的就在于想补其缺而救其弊10l。这里说的“变则”“正则”是指不同的汉籍阅读方法，变则是日本的读法，称为“国读”或“译读”，即“训读”。正则是直接用中国的读法，即“音读”，或叫“直读”。他认为，“欲精究汉学而收其实益，非从其读法用其正音而不足以究其堂奥”[11。进而他说：

凡学艺，以学习语言文字为首。专修一国之学者，哪有不通其国之语言文字之理?我邦之汉学者，以讲其义理为主，文字语言为次，以至于全不讲其语言。故论说常失于高尚而乏于实用。何谓实用?达意辨事是也。今不能充分述其文意，且迟缓而不能应事，与汉人对晤而不能说一句话办一件事，抗颜而称汉学者，如此可乎?纵然经义通达、文章工巧，亦不过是脚下暗的学问。何况其经义文章亦非由正则而入，不能探其堂奥。予欲设正则一科由此之故。

重野回顾了汉文字与日本国体共开的历史，并感叹由于遣唐使的废止而使得学制衰颓、汉音消失，而不得不偏于“和训回环”的“国读”这种变则之中。长此以往，不仅影响对文意的理解，而且作文时也“措辞甚艰”，且“难免颠倒错置”。因此，他非常赞同德川时代荻生徂徕（1666—1728）的主张，说：“物茂卿有感于此，一变读法，诵则以汉音，译则以俚语，欲绝和训回环之读法。”盛赞此“实为古今之卓识”。[131重野安绎心目中理想的汉学专家是什么样子呢?他有感于荻生徂徕请“崎阳之人”组织翻译社，即其《译文箜蹄初编·题言十则》中所言“先为崎阳之学”141，这里的“崎阳之学”，也就是重野所说的“长崎译官”之学。仅此，重野还不满足。他说：“用长崎译官，虽可使从事于通辩，而译官之学习，止于寻常通辩，不能处事应变通彼此之情。故予所期望的，是今之汉学者与译官能合并为一人。使之结合，方可称专门汉学者。”151这与我们今天强调的“世界史学者必须首先是一个造诣高深的翻译家”161的觉悟是同样的道理。

重野理想中被选派去中国留学的学生学成回国之后，“入官校以正则教授中学以上的学生，和解汉文，以便变则以下者读诵，这样数十年之后，海内汉籍最终只有原本、和解这两种，所谓添髭加尾之书就可以绝迹了”1Zl。重野的理想是否如愿实现了呢?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他讲演10年之后的1889年，东京大学成立了汉学科，以培养“新汉学者”为目标。再过了10年，即1899年，日本开始陆续往清朝派遣以汉学研究为目的的留学生，服部宇之吉（1867—1939）、狩野直喜（1868—1947）等均为一时之选。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他们一到北京，不久便遭遇了所谓“北京笼城”之痛（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8。接下来的十年，期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不仅成为西洋列强中的一员，而且以东洋盟主自认。到1909年，《先哲遗著汉籍国字解全书》和《汉文大系》先后开始由早稻田大学出版部和富山房发行，这两套“汉籍”从书可以说是重野理想中的汉籍和解和原本的代表19l。

服部宇之吉主持的《汉文大系》中的《十八史略》和《史记列传》都是重野写的解题。而且就是重野去世前的一个月，即1910年11月，他还为收入的《史记列传》编写了《史记年表》。町田三郎这样评价《汉文大系》意义：

《汉文大系》的出版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同一时期，有《汉籍国字解全书》（早稻田大学出版部）、《校注汉文丛书》（博文馆）、《汉文丛书》（有朋堂）、《和译汉文丛书》（玄黄社）、《汉文大成》（国民文库）等陆续出版，都是应时代需要的产物，其中即便有施以训点的，但是始终贯彻原注主义的，只有《汉文大系》。而且此后也没有《汉文大系》这种形式的丛书出版。

《汉文大系》虽然贯彻“原注主义”，但是也不得不“添髭加尾”施以训点，以示“和训回环之读法”，可见训读已经无法与日本的汉学教育和研究相分离了。以重野对这套书的积极参与态度，可以推测他也对此无可奈何。根据服部宇之吉的回忆，他是“以培养汉文的常识为目的而编纂”这套《汉文大系》的，因为“日本过去虽然有《经典余师》，但过于浅显且选材范围狭小。而近期虽然有早稻田大学出版部的《汉籍国字解》，但以国字解作为教材使用则不合适。因此这里从经史子集中选择汉文注释书，以丛书的形式刊行，名之为《汉文大系》。应选书目的确定、句读、训点、栏外注等的负责人的选定都是我负责”[21。就是说，《汉文大系》可以被看成是作为一套重野心目中的“正则”汉文教育的教材来编纂的。或许是担心这样的教材曲高和寡，服部几乎同时参与监修一套《校注汉文丛书》，以供初学者使用，而且内容都是日本前代硕学苦心劳作而成的平易周详的国字解，当代知名学者对其加以缜密订正而成。书目除了增加一本《蒙求》外，经部的“四书”、《诗经》，子部的《七书》《近思录》，集部的《唐诗选》《三体诗》《古文真宝》，也都是《汉文大系》中的书目。

重野所提出的汉籍和解的代表性丛书，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都要算早稻田大学出版部的《汉籍国字解全书》最大。当时对汉籍国字解的定位是在“高等学术的普及”上，当作“校外教育”的“讲义录”[221，即课外辅导读物看待的。为何要重视汉学教育呢?他们认为，“汉学教育之于日本不可或缺，不仅好比西洋之于希腊罗马，而且由于千余年来使用其文字用语，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的语言文字，其思想好尚已经牢牢地与我国国民性结合起来，形成了我国特有的文化。”而且汉文甚至成为日本的“第二国文”。那么与世上各种汉文注释书相比有什么特点，其主眼何在呢?曰：

中国古典的长处在于活跃于富丽庄严的文辞间的伦理信念的高尚伟大。因此修汉文者，在可以娴熟于文辞以构筑各种学问的基础的同时，也可以使人格高洁。这岂不是在维持一世风教上、在矫正物质文明的余弊上，汉籍教育之所以切要之所在吗?

然而要发挥高尚伟大的伦理信念，使读者能够感化，著者自身不能没有热烈的信念。且不论文辞的解释，至于信念发挥这一点上，不能不说如今陆续出版的各类注释书甚为拙劣。而在汉学精神旺盛的时代，为燃烧的信念所感动而执笔的国字解著作，不能没有其热诚耀动于字里行间而给读者以魄力的气概。这就是当今不断出现的冷冷淡淡的注释书，远远不及过去国字解著作的原因。[231

这种“复活古典教育”的“热情”，正是发行这套“先哲遗著汉籍国字解全书”的主旨所在。该“全书”刊行后，重野对“国字解式的汉籍”在汉学日本化历史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

在过去的五山时代及其前后的名僧皆佛书汉籍兼修，授之徒弟则以口义体的解释，作成一种国字解式的汉籍，汉学愈益同化于我国民之间。到德川时代，林罗山的《贞观政要谚解》自不待言，其山崎暗斋、浅见徊斋、三宅尚斋、佐藤直方等，皆承此风，使得所谓笔记学得以流行，以其他各种俚谚抄等，使汉学更加在民间普及，以至于平民也可以品味汉学之妙趣。而至元禄、享保时代的汉学者，兼修汉籍与国学而不怠，有不少长于国文之汉学者。如徂徕之《政谈》、白石之《藩翰谱》《折柴记》，其妙不单单作为汉学者的国文而言，比之于国学专家的国文亦可称为名文妙文。如此，汉学者而亦通国学，实于汉学之日本化功莫大焉。

而该《全书》中所收“先哲遗著”也多为元禄（1688—1704）、享保（1716—1736）时代的作品，如收录作品最多的中村惕斋（1629—1702），以及熊泽蕃山（1619—1691）、荻生徂徕（1666—1728）、服部南郭（1683—1795）、三轮执斋（1669—1744）、浅见徊斋（1652—1711）、毛利贞斋（元禄时期人，生卒年不详）等，皆为当时知识界名流。因此《全书》可谓在新的时代对历史上汉籍普及化作品的系统整理与活用。

三田冈岭云及其汉学观

日本近代的文艺评论家、思想家田冈岭云（1870—1912）以一己之力，在晚年译注《老子·庄子》《韩非子》《战国策》《荀子》，以及《史记列传》（上下）、《七书（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三略、六韬、唐太宗李卫公问对）·鬼谷子》和《淮南子》《墨子·列子》、《春秋左传》（上下）、《东莱博议》，成“和译汉文丛书”12册（还译有《维摩经·般若心经》，未列入此丛书），1910—1912年由玄黄社出版，被誉为“和译汉文书中之魁”1251，其“译文注释皆绽放岭云氏独特的异彩”1261。

与《汉文大系》和《汉籍国字解全书》等其他相关丛书相比，《和译汉文大系》的最大特色是田冈岭云一个人翻译完成的，而且是在田冈岭云生命的最后两年完成的。他为什么要做这项工作?这套书有什么特色和意义?

田冈岭云的名字，熟悉近代中日学术文化交流史的人不会陌生，首先想到的大概就是他和王国维的关系271。赵万里的《王静安先生年谱》“二十五年己亥（1899）二十三岁”条记载：“是岁先生始从日人田冈佐代治君读欧文。”1281王国维在其《自序》一文中言：“盖余之学于东文学社也，二年有半，而其学英文亦一年有半。”此年谱该条又录王国维该文佐证：“是时社（东文学社）中教师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学，余一日见田冈君之文集中有引汗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顾文字睽隔，自以为终身无读二氏之书之日矣。”1291这里的“田冈佐代治”就是田冈岭云，“田冈君之文集”应该就是1899年3月出版的《岭云摇曳》。但是如果由此认为他的专业是西方哲学，那就错了。

先来看一下他的简历。1870年（明治三年），生于土佐高知市（与植木枝盛同乡）。1891年，入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选科）。1893年，处女作《苏东坡》刊于《史海》。1894年毕业。1895年，创刊《青年文》;发表《新汉学者》。1896年，发表《汉学复兴之机》《汉学复兴》，赴津山中学任教。1897年任《万朝报》记者，发表《东亚之大同盟》。1898年，赴水户任《茨城》报主笔。1899年，《岭云摇曳》出版。5月赴上海任东文学堂教师。次年回国。1900年6月，作为《九州日报》的从军记者到天津报道（《战袍余尘》）“北清事变”（义和团运动）。赴冈山任《中国民报》主笔。1901年因揭露教科书受贿事件入狱，《下狱记》出版。1904年9月，先后发表《清国之善后策》《清国之前途》。1905年8月，发表《东亚文献之钻研》短论。1905年9月，赴任江苏师范学堂日本教习。1907年回国。1909年10月，发表《汉学之复活》。《明治叛臣传》刊行。1910年（41岁）4月，和译汉文丛书第一册《和译老子·和译庄子》出版。1912年5月，自传《数奇传》出版。9月7日，在日光逝世。

关于田冈岭云的思想变化，从他的自传《数奇传》中可以看出，1899年的中国之行意义重大。《马关条约》签订的时候，他刚刚从帝国大学汉学科毕业。对此他毫不隐讳地表示：“吾等窃喜有了自己的活动舞台。”“向大陆飞跃!相信对于以汉学作为专业的吾等而言，大陆是唯一的大好舞台。”30对于上海之行及其思想变化，他说：

在上海的一年不是没有意义的。教中国人学日语虽然引不起什么兴趣，但是我思想上发生的变化，对我而言是一件大事。

我过去被一种褊狭的国粹主义所感染。我的思想是从风靡一时的反对明治二十年前后的欧化主义的空气中成长起来的。加上自己的专业是汉学这种古典的动辄容易陷入顽固陋劣之中，不知不觉就被导向了一种只承认本国的长处、妄想本国为世界唯一的国柄的偏见。[31

我在上海，不独观得了中国，也朦胧地观得了世界。我感到自己走出了溪谷而豁然接触到了广大的景色。

最终，自己以前的思想不过是井底之蛙的陋见，通过实实在在的事物得到了领教。我领教了世界之大、领教了世界之广、领教了人除了作为国民之外，还应该为世界之人类、为天下之人道而竭力。[321